文 |议史纪

编辑 |议史纪

以色列当地精英更担心的问题是，“输在自己人手里”。

一边是国内一大块人口几乎不交税、不当兵，却在福利名单上排在前列；一边是少数高收入群体撑起大部分税收，一边是这群人正排着队往国外搬家。

大约20%的人承担了93%左右的个人所得税，一半人口压根摸不到纳税门槛，这种极端集中本身就很危险。

富人忙着跑，税单却只往同一拨人头上砸

以色列财政部和多家研究机构的报告都提到，税收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

大致情况是，最上面大约20%的人贡献了九成多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排在后半截的大约一半人口，因为工资水平太低，连最低税档都够不到，个人所得税这块几乎是“看客”。

这种结构在经济平稳时还能凑合运转，一旦遇上战争这种高消耗状态，就会暴露出极大问题。

从2023年年底算起的这轮冲突，到2025年初，额外军费已经达到数千亿谢克尔，赤字和债务率都在往上走。

央行和国际机构的测算大多认为，若冲突拉长、重建拖延，几年累加的直接与间接成本，很可能逼近1万亿谢克尔这个数量级。

对于一个年GDP也就2万多亿谢克尔的经济体来说，这已经不是“勒紧裤腰带”的程度，而是在拆未来。

按理说，国家需要钱，应该尽量扩大税基，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

实际操作却变成了另一套逻辑：福利刚性支出不敢动，尤其涉及宗教和关键选票的补贴更是碰都不碰，于是只能继续往那20%的口袋里加码。

所得税、消费税、各种隐性负担，对高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来说，体感只会越来越重。

这种情况下，移民就不再只是情绪化选择，而是精算题。

以色列本土媒体多次报道，战后这一两年，高科技工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申请海外岗位和身份的人数明显上升。

有的直接拿着远程工作合同搬去欧洲或北美，有的是干脆把公司注册地和税务居民地一起转走。

官方数据里，净移民数据还算可控，但多项统计都承认：外流的正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纳税额最大的那批人。

更让人玩味的是，即便在这种压力下，财政资源的使用仍然给外界传递出一种“钱用得很奇怪”的信号。

以色列政府在2023年底宣布，给英特尔一笔约32亿美元的政府补助，配套的是英特尔承诺投资约250亿美元扩建芯片厂。

这原本可以成为稳住高科技和就业的“定心丸”。

然而到了2024年，英特尔接连传出推迟甚至暂停在当地扩建计划的消息，以色列内部的预算调整又不断优先向战争和福利倾斜。

生得多、税很少，哈雷迪模式的代价

以色列社会里讨论最多的，就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就是哈雷迪群体。这个群体的外在特征很醒目：黑衣、黑帽、长胡子，日常生活围着宗教学习转。

但真正让经济学家绷紧神经的，不是他们穿什么，而是两个数字：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

如果这个群体劳动参与率高、缴税积极，那就是简单的人口红利。现实恰好相反。哈雷迪教育体系中，大量男孩在中学之后进入宗教学校，主修经文，数学、英语等基础学科课时有限，毕业后很难顺利进入高技能劳动力市场。

成年男性中相当一部分选择继续全职宗教学习，由家庭妇女和政府福利共同承担生活成本。

以色列媒体和研究报告多次指出，哈雷迪男性就业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作者集中在低工资领域。

军队方面，情况同样敏感。以色列长期实施全民服兵役制度，但哈雷迪男性多年来普遍享有豁免或延迟政策。最高法院、政府、宗教政党围绕征兵问题扯皮多年，每逢战争伤亡上升、社会对“兵役公平”的讨论热度提高，这个矛盾就会冒头。

钱、生育和兵役叠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一个平均生育6个多孩子的群体，在财政贡献和安全义务上的占比明显偏低，却通过选票在政治上拥有稳定话语权。

以色列的议会制需要多个政党组阁，哈雷迪政党往往是“关键拼图”，两三张牌就能决定谁当总理。

它们开出的条件很清楚：维持甚至提高教育与生活补贴，确保宗教学校课程自主，保障服兵役豁免不被轻易动摇。

以色列的医生协会、医院管理者多年呼吁增加投入，排队时间和医护流失在各类报告里反复出现。

教育界也早已在国际测评里看清现实：以色列整体学生在数学、阅读方面的表现在发达经济体中并不亮眼，而在部分宗教教育体系里更是几乎不教核心科目。

高科技和税源一起流失，以色列还能撑多久

真正让以色列精英恐慌的，是这两头正在同时发生变化，而且方向都不妙。

以色列过去几十年被称为“创业之国”，高科技出口和创新产业长期占到GDP的相当比重。芯片、网络安全、医疗设备、农业科技，一大串行业都能报得出名号。

背后撑起这些行业的是一小撮人：工程师、科学家、风险投资人和一批顶尖大学的教师。

丹·本·戴维等学者的测算曾经给出过一个近似比例：真正处于高生产率岗位、能把人均产出拉到经合组织高位水平的那部分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也就10%左右，甚至略低。

问题在于，这部分人和前面说的“交了93%个人所得税的那20%”有着非常大的重合。简化一点理解，可以说：税收和高科技这两条支柱，本质上压在部分同样的人身上。

战前，这群人可以用高收入、技术成就和较高生活质量来消化压力；战后，当安全风险上升、教育和医疗压力增加、税负继续向上时，很多人开始认真对比，看看特拉维夫和柏林、特拉维夫和多伦多、特拉维夫和加州湾区，到底哪边的综合性价比更合适。

当目标国家里又有成熟的犹太社区、双语教育、成熟产业链时，心理门槛进一步降低。对于一家科技公司来说，把总部注册地从特拉维夫搬到阿姆斯特丹或纽约，远比普通工人换国家容易得多。

很多以色列学者已经把这种趋势描述为“长期生存风险”。他们的担忧并不复杂：一个现代国家如果税基不断缩小、义务兵役和预备役越来越集中在同一群人身上，而福利支出又向另一群人倾斜，时间一长，不需要任何外部敌人，内部的财政和社会契约就会扛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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