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论坛:孟买已领先上海30年,可为何中国人仍觉得印度落后?

孟买真的领先上海三十年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印度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两国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印度又能否追上来?

2025年,美国某论坛上有一位印度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引来不少印度网友点赞附和,中国网友却觉得问题本身就站不住脚。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只看几张城市名片是不够的,还得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起点相近的中印两国,后来为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轨道?

孟买的底气并非凭空而来。资料显示,孟买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75年,是亚洲最早的股票交易场所。

2025年胡润榜上,孟买的亿万富翁数量超过北京和东京,居亚洲城市之首。论金融历史的积淀和顶层财富的集中程度,孟买确实有值得夸耀的地方,“领先”一说也正是由此而来。

一旦落到整体数据上,结论就完全不同了。2025年,上海GDP突破8000亿美元,孟买同期只有约3000亿美元,经济体量相差近三倍。

人均GDP方面,上海也比孟买高出一倍多。这并不是刻意挑选指标硬比,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差距,也是许多中国人判断印度“落后”的直接依据。

两国民众的分歧,本质上是衡量标准不同。在中国人看来,城市发展不能用几个富豪、几栋大楼来概括。

这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一个人进了三个球并不等于全队就赢了,还要看整体配合、控球和战术执行。印度网友说“我们有安巴尼的亿万豪宅”,中国网友回一句“我们没有达拉维贫民窟”,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种认知错位的背后,是两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分化。上世纪8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

此后中国迅速把印度甩在身后,经济体量一度达到印度的五倍左右。如今中国增速放缓,西方企业也在寻找把工厂迁往别处的机会,于是一个问题引起了印度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现在是否轮到印度复制中国式的高速增长了?

对这个问题,常见的回答无非是“减少腐败”“进一步开放经济”“加强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要跳出这些套话,可以借助两位印度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德韦什·卡普尔。

他们的研究可以回答三个问题:中国为何在改革开放后腾飞而印度没有,中国路径为何对印度行不通,印度能否创造自己的奇迹。

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印度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在于没能有效落实中国式的战略。原因在于印度独特的政治结构:人手不足的地方政府往往迎合地方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公众。

这意味着,印度或许有其他增长模式可以借鉴,但过去不可能、今后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增长。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回答:中国当初为什么能超过印度?换句话说,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两国之间的巨大分化究竟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答案却远比“中国更开放”“中国更勤奋”之类的说法复杂。拉詹和卡普尔的研究,恰恰是从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的基础条件入手的。

拉詹指出,早在70年代末,中国工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就已高于印度工人,这支撑了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制造业强国的两个关键环节。其一,中国在八九十年代大量吸引外资工厂,这些工厂通常要求工人至少受过基础教育,能听懂并执行简单指令。

其二,基础教育,尤其是会计方面的知识,让许多工人后来得以自己创业,推动中国经济在2000年代更上一层楼。

不过,70年代末基础教育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少,单靠教育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吸引外资工厂、让工人自行创业,而印度做不到。教育只是土壤,要让种子真正发芽,还需要别的条件。

除了吸引外资工厂并向其学习,中国转型为制造业强国还有另外两个关键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第一个,也是最常被讨论的,是经济自由化。80年代,中国既允许私人企业家创办公司,也允许外国企业进入。

这确实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必要条件,但世界上比中国更开放的经济体比比皆是,自由化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印度就是典型例子:它在90年代初同样推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却没有出现类似的腾飞。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地方政府。政策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落到地方是另一回事。外资工厂要落地,企业要开办,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配合。

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表现积极,而印度的地方政府既缺乏足够的能力,也缺乏正确的激励,国家层面的开放政策往往在基层层层打折,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厂和岗位。

印度地方政府的第一个短板是人手不足。行政力量薄弱,面对复杂的审批和规则,自然难以为企业提供有效服务。

第二个短板来自种姓制度带来的错误激励:社会被种姓、宗教等身份切割成许多群体,地方官员的权力来源与特定群体绑定,施政的重心也就偏向了少数人,而不是全体公众。

第三个短板,是卡普尔所说的“早熟民主”,即在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就建立了普选民主。这种制度安排容易引发几个问题。

其一是恶性循环:民主建立之初,学校、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差,富人转向私立学校和医院,于是更不愿纳税,地方公共服务进一步失灵。卡普尔指出,印度地方政府尤其不愿提高改善城市所需的税收。

其二是社会高度分裂。由特定种姓、宗教或其他利益群体选出的地方官员,更倾向于用补贴或特定福利回报自己的选民,而不是投资人人可享的公共服务。

其三是政客偏爱显眼、相对容易提供的公共品,比如宁可投资超现代的地铁,也不愿改善要多年后才见成效的教育。这种现象在任何民主国家都存在,但在早熟民主中更为突出。

即便是政客青睐的地铁,孟买的成绩单也并不亮眼。上海地铁运营总里程已超过900公里,日均客流上千万,几乎覆盖所有城区;孟买的地铁2025年运营总长约120公里,还常出现断电、延误等问题。

连最容易出政绩的项目都推进缓慢,地方治理能力的短板可见一斑,而这正是中国人感受最直观的地方。

因此,表面上看,印度增速不及中国,是因为基础教育不足、投资不够、外资不多;深层原因则是地方政府既缺乏能力,也缺乏正确激励,根源在于人手不足、种姓制度带来的错误激励以及早熟的民主。

只盯着孟买的交易所和富豪榜,看不到的恰恰是这些决定整体水平的基础性因素。

尽管莫迪政府有诸多良好意愿,这些导致地方政府失灵的因素依然存在。所以可以断言,印度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日趋专断的莫迪已经失去了议会多数,推动全国性改革的能力进一步受到制约。

指望印度在短期内复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轨迹,并不现实。

但这并不等于印度毫无赶上中国的希望。与80年代相比,印度虽然没有经历奇迹式增长,民众受教育程度已经提高,基础设施也大幅升级,数字和金融领域尤为明显。

外国企业日益寻找中国之外的替代选择,印度在理论上很有条件吸引大量外资,只是目前外资表现乏善可陈,原因仍是地方政府缺乏帮助外企应对复杂规则的能力和激励。

如今印度选出了更具民主色彩的联合政府,有人认为,这可能迫使莫迪与地方政府更紧密地合作来推动改革。在一个分裂的国家,更紧密的合作永远不会把印度带上中国的道路,却有可能把它带上美国的道路。

美国同样是一个分裂的大国,经历了缓慢而混乱的发展过程,最终却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增长奇迹。

更重要的是,卡普尔指出,开设银行账户、接通燃气、修建连通下水道系统的厕所等项目已经成功落实,表明地方政府的能力正在缓慢而稳步地提升。初等教育往往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能力增强后,下一步的改善或许就出现在这里。

如果能实现广泛普及的基础教育,更多印度人将接触到前所未有的海量在线资源,其意义可能十分重大。

总的来看,印度的落后不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在于做不到。教育、开放与地方执行力缺一不可,而后者正是印度最薄弱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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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6

标签:财经   孟买   印度   上海   落后   中国人   论坛   中国   地方政府   普尔   地方   基础教育   种姓   民主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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