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年12月18日,莫斯科的冬天冷得刺骨。几百名黑皮肤的年轻人裹着大衣走上街头,一路朝红场和克里姆林宫走去,手里举着标语,嘴里喊着口号。
这些人是在苏联读书的非洲留学生,人数说法不一,大约500人左右。在红场这样的地方,自发的政治抗议上一次出现,还得往前倒三十多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
让他们走上街头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死。加纳留学生埃德蒙·阿萨雷—阿多,在加里宁医学院学医。
12月中旬,有人在莫斯科郊外发现了他的遗体。苏联方面给出的结论是,他喝醉了酒,冻死在了野外。

可他的非洲同学们怎么也不信,他们认定阿萨雷—阿多是因为准备跟一个苏联姑娘结婚,被人报复害死的。两种说法,针尖对麦芒。
消息一传开,非洲留学生们炸了锅。游行的队伍里,有一条标语格外扎眼:莫斯科成了又一个亚拉巴马。
亚拉巴马是美国种族隔离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把莫斯科跟它相提并论,等于当众指着苏联说你也搞种族歧视。一部分学生还想冲进加纳驻苏联大使馆,要个说法,苏联警察赶来控制局面,加纳大使也请苏方给使馆加派保护。
这一下,苏联在宣传上被结结实实打了脸。冷战那些年,苏联最爱拿美国的种族问题做文章,用来拉拢亚非拉国家。

现在倒好,非洲学生在红场上把亚拉巴马的牌子举到了苏联人自己面前,西方媒体如获至宝,铺天盖地地报道,苏联一时间颇为难堪。
这些非洲学生怎么会出现在莫斯科?得从苏联的大战略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非洲掀起了独立浪潮,一个个新国家冒了出来。苏联想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扩大影响,跟美国抢地盘,就给钱、给援助,还大批接收亚非拉国家的年轻人来苏联读书,想把他们培养成亲苏的精英。

1960年,苏联在莫斯科专门办了一所人民友谊大学,招的就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学生。转过年来,刚果民族独立领袖卢蒙巴遇害,学校改名叫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
来这儿念书的学生,有奖学金,有宿舍,还有生活补贴,待遇在当时相当不错,有的比苏联本国的大学生还好。
卢蒙巴这个名字,在非洲分量很重。他是刚果独立后的首任总理,1960年刚果脱离比利时统治,他站出来带着国家走独立的路,没几个月就在政变中被推翻,1961年1月遇害。
苏联把一所大学冠上他的名字,就是想告诉非洲人:苏联跟你们是站在一起的。

政策一放开,非洲学生一拨拨地来了。到六十年代中期,在苏联读书的非洲学生已经有好几千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的大学里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这批人学成回国,不少当了工程师、医生、老师,成了自己国家搞建设的骨干。
教育之外,苏联在非洲还砸下了大工程。埃及的阿斯旺高坝,就是苏联出钱出技术帮着修的,从1960年动工到1970年建成,前后干了十年,至今还在尼罗河上发电、蓄水。
大坝、工厂、学校、医院,苏联在非洲撒下了不少真金白银,留学生只是这盘大棋里的一枚棋子。

可留学生们在苏联的日子,并不全是阳光。不少非洲学生说,他们在街上、在商店里,常常能感觉到异样的目光;跟苏联人交朋友,特别是跟苏联姑娘谈恋爱,压力大得很。
苏联当局对外国留学生管得也严,去哪儿、跟谁来往、说了什么,都有人盯着。这些憋屈攒得久了,就像一堆干柴,阿萨雷—阿多的死,正好成了那颗火星。
抗议闹起来以后,苏联当局没有硬碰硬,选择了低调降温,一边安抚学生,一边控制局面。12月20日,学生们陆续回到了课堂,风波表面上平息了。
可这件事在苏联高层心里留下的印记,远没有那么快消散。

苏联人随后做出的选择,影响了此后几十年。苏联照样招收亚非拉的留学生,可管理越来越严,留学生和当地社会之间,始终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学生们来了,读完书,拿了文凭,大多就回国了,真正扎下根来过日子的,少之又少。
这条路一走就是六十年。英国、法国这些有过殖民历史的欧洲国家,后来都有了规模很大的非洲裔群体,伦敦、巴黎的街头,各种肤色的人随处可见。
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却截然不同,大规模的非洲裔移民群体始终没有形成,莫斯科街头的人群构成,跟西欧大城市差别很大。
这条管得紧的路,跟苏联别的规矩也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有一套严格的户籍和居住管理制度,外国人想在苏联长住,难上加难;苏联跟非洲之间没有殖民历史的牵连,也没有大批劳工往来;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济一度困难,对外来移民也没多大吸引力。
几样东西叠在一起,把1963年之后定下的那个调子,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那所人民友谊大学还在。1992年,它改名为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如今依然是俄罗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之一,每年都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在这里读书。
苏联解体时,卢蒙巴的名字从校名里拿掉了,到了2023年,俄罗斯又把这个名字加了回去,算是向非洲朋友递出的一份心意。

这些年,俄罗斯又把目光投向了非洲。2019年在索契、2023年在圣彼得堡,俄罗斯两次办了俄罗斯—非洲峰会,跟非洲国家在经贸、能源、安全、教育上谈合作。
给非洲学生的政府奖学金名额也在往上加,俄罗斯想靠教育这根老纽带,把跟非洲的关系重新拉紧。
当年在苏联读过书的那批非洲人,如今成了俄罗斯在非洲最宝贵的人脉。他们中有的当了部长,有的当了企业老板,有的成了医院、大学里的骨干,对苏联、对俄罗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俄罗斯在非洲开展外交,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这层老关系。

回头看1963年的那场抗议,它揭开的是国际交往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难免有摩擦。
怎么保护留学生的合法权益,怎么帮他们融入当地,出了事怎么妥善处理,这是任何一个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国家都绕不开的考题。
从冷战的大棋盘上看,这件事也挺耐人琢磨的。苏联在国际上高举反种族歧视、反殖民主义的大旗,可国内社会对外来的人,接纳得并不痛快。
嘴上喊的和实际做的之间有落差,这个落差在留学生身上看得最清楚,也让苏联在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眼里打了折扣。

非洲国家那边,反应倒挺克制。加纳等国的政府跟苏联交涉过,要求查明真相、保证留学生的安全,可为了跟苏联的关系,大多没有把事情闹大,没让一场学生抗议变成外交危机。
各方都退了一步,这件事也就慢慢从报纸上消失了。
所以,1963年冬天红场上那几百名非洲学生的呐喊,是苏联对外教育交流里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苏联人随后选了一条管得更紧、跟外人保持距离的路,再加上户籍制度、历史渊源这些因素一叠加,俄罗斯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非洲裔群体。一场抗议、一个选择,就这样在俄罗斯此后六十年的社会面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历史学者后来把这件事翻了个底朝天。美国历史学家朱莉·赫斯勒等人钻进档案,把阿萨雷—阿多的死和红场抗议的来龙去脉理了一遍,也梳理了苏联对外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
阿萨雷—阿多到底怎么死的,到今天还说不清,可这件事的分量,学界早有共识。
中国跟非洲的教育往来,也一直很热络。中国多年来给非洲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大批非洲学生来中国读书,还在非洲办鲁班工坊、孔子学院,教技术、教语言。
中非之间讲的是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非洲学生在中国学成回去,不少成了推动中非合作的桥梁。
更新时间: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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