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忆，教会学校8点上课，她7点50分进校，汽车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保姆、男保镖和司机三人送她上学。司机送到就走，到点再来接，保镖得在教室外头守着。按她本人回忆，家里怕她被绑架——她是袁世凯的孙女，那几年，她买东西是不用带钱的。

多年以后她自己回想那段日子，说的是：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她管那叫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跟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正让人愣住的是后半程：这位从小出门带保镖的大小姐，八十多岁了还在天津成都道上开着一家西餐厅，每天自己挑毛病、自己记账。

保镖守在教室外，她说那不叫幸福

这个小姑娘叫袁家倜，1924年生在天津，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的女儿，也是袁世凯在世的孙辈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她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八年。四岁那年，她被过继给无锡的二姑妈。

二姑父是留过美的实业家，办丝绸厂，在当地是首富。那所宅子有三层，每层八个房间，可院子里真正的主人只有三口。伺候这三口人的，是三十七个佣人。

院里有网球场，有游泳池。三个人住三十七个佣人的房子，听着像排场，摊到一个孩子身上就是另一回事：她想去哪儿，得有人陪。她上学，得三个人送。车帘子拉着，路上什么样她也看不见。

学校8点上课，她7点50分进校，汽车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上完课，司机再来接。所谓不带钱就能买东西，说白了，是她连钱长什么样、怎么数，都没机会知道。

再看她父亲那一支，就更明白这层壳有多脆。袁克端是袁世凯的第四个儿子，父亲搞洪宪帝制那阵，他刻了一方“皇四子”的印，拿自己比雍正。1916年袁世凯一死，他从“皇四子”一夜变回普通人，受了大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后半辈子靠典当家里的遗产和股票过活，夫妇俩都染上大烟瘾，1951年去世。

那点祖上留下的现金，一说每个儿子分十二万银元一股，也有记载说是分成三十份、每份八万余元，无论按哪个口径，落到他这一支的结局都一样——花完了。

袁家倜后来说起旧社会，没有半点怀念。她有两个姐姐，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嫁过去以后受虐待而死，很凄惨。她自己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是谁的孙女，上学的时候最怕上历史课。

十六岁那年，二姑妈要出国，把她送回天津。

家里不让她再念书了，她抗争过，没用。父亲请了先生在家教她汉文，没多久就把她嫁了出去，男方是开元丰五金行的丁竹波，在天津民族工商界有点名望。

婚后她帮丈夫料理生意，开始涉足经济领域。她后来能在餐厅一笔一笔记账，本事就是这时候上手的。

从这一年起，她买东西得带钱了

真正把那层壳敲掉的，是1956年。那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取消了。用她自己的话说，从此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她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数钱：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出行也一级一级往下掉。

原先坐四轮汽车，后来改坐三轮人力车，再后来是挤公共汽车。

她有一女三子，大女儿那时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老伴带着三个儿子收拾了全部家当，离开住了几十年的小洋楼，去了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后来，四十斤重的土豆，她背起来就走。从三十七个佣人伺候，到自己背四十斤土豆，中间隔着的不只是身份，是一整套过日子的本事。

她得从头学：怎么数钱，怎么挤车，怎么在地里挣够一天的口粮。她后来讲得很直白，这八年对她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要不是这一遭，她多半就跟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靠遗产寄生，抽大烟，找乐子，最后穷困潦倒。

1973年，她的堂哥、物理学家袁家骝受周总理邀请回国，周总理说，你们袁家的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六十多岁下深圳，八十八岁还在记账

她在村里没闲着。丈夫做生意出身，两口子看着一天一角五分的工分，提出办个五金小厂。村里让他们试，于是有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丈夫当厂长，她当会计。工分从一角五分提到了八角五分。同样一天的活，村民手里的钱多出五倍还不止。

1978年落实政策，她年过半百，房子发还，人回了天津。听到消息那天，她老泪纵横。

真正的第二程是从六十三岁开始的。1987年，她去深圳，任特区发展公司经济顾问，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了深圳第一批创业者。

六年之后的1992年，她带着在特区攒下的那股劲回天津，手里多了一笔钱——买原始股赚的七十多万元。那时深圳不让汇款，她就拿一个大皮包把钱装着，一路带回天津。回来做什么，是堂哥两口子帮她定的。她本想搞房地产，吴健雄不赞成。

袁家骝的意思是，天津开埠早，吃西餐做西餐都有年头了，可像样的西餐厅不多，将来外国人只会越来越多，不如开一家好的。她听进去了，说干就干，用的是自家在成都道的那座四层英式洋房——袁家在内地仅剩的一处房产。

店名她原想叫“苏黎士”，袁家骝嫌“黎”字笔画难写，改成了“苏易士”。匾也是他题的。袁家骝的父亲袁克文是当年有名的书画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字写得好，可极少给人题匾，这块是他在中国大陆留下的唯一一块。

开业那天，店里一共八张桌子，连经理、会计、厨师、服务员算在内，七个人。规矩是三条：卫生一定要高标准，价钱一定公道，对客人一定热情。她请了最好的厨师，还是天天到店里挑毛病。

她既当经理又当会计，每天的账一笔一笔自己记。开店之初她就立下一条规矩——所有子女、亲属来吃饭一律付现金，不许签单。有人劝她开分店，也有大企业找上门要合作，她一概不干。

她的账算得很实在：房子是自己的，钱是她和儿子凑的，没有外债，味道一变就完蛋，分店多了一家出事就全完。梅葆玖到天津必来，马季、姜昆来了也要聚一聚，有回外国专家一到天津就点名要吃苏易士的西餐，她把店里最好的厨师派到蓟县。

挣来的钱她也没攥着——从1997年起资助蓟县一所满族乡小学的贫困生，每人每年五百元，一直供到小学毕业，十二年下来六万块。1999年那年她掏钱替学校修了操场。她家保险柜里最要紧的东西，是一个装着学生成绩单的档案袋。

2008年人民网记者见到她时她八十四岁，说她精力旺盛。两年后有文章写，八十五岁的老人经营着一家红红火火的餐厅，不知疲倦。2012年中新网报道时她八十八岁，仍是苏易士的董事长，精神矍铄。

2013年9月，袁家倜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餐厅没关，由她儿子丁荫柏接了下来，还在成都道那座洋房里开着。

从三个人护送、汽车开进校门的那个早上，到八十八岁还坐在自家餐厅里对账的那盏灯，她走了大半个世纪。前头那些年，买东西不带钱，出门带保镖，是别人替她铺的。后头这些年，八张桌子、七个人、一笔一笔的流水账，是她自己一分一分挣出来的。

参考资料：

袁世凯孙女袁家倜：出身不好 但道路要靠自己走.中国新闻网

她靠买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厅的女老板.人民网《华人华侨》

沧海桑田：袁世凯孙女袁家倜的起伏人生.《文摘报》

对袁甲三家族的考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袁家这百年.《环球人物》.2016-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