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遇刺让我对伊朗战争有了怎样的认识

作者简介：

梅赫扎德·布鲁杰尔迪（Mehrzad Boroujerdi）是伊朗裔美国政治学者，现任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政治学教授。他长期研究伊朗政治、伊斯兰革命、伊朗精英政治以及中东国际关系，是国际上研究伊朗政治体系的重要学者之一。

1978年伊朗革命前夕，他的父亲马利克-穆罕默德·布鲁杰尔迪（Malek-Mohammad Boroujerdi）在伊朗阿瓦士遭曼苏伦（Mansouroun）组织成员暗杀。此后，他改变原本学习石油工程的计划，转向政治学研究，希望理解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革命力量与政治结构。

布鲁杰尔迪曾对伊朗政治精英进行长期系统研究，追踪1979年革命后形成的权力网络，尤其关注伊斯兰革命卫队、革命时期武装组织以及安全体系在伊朗政治中的作用。他著有多部关于伊朗政治的学术著作，包括《后革命伊朗的政治精英》等。

近年来，他持续研究伊斯兰共和国的权力结构与国家韧性。此次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This Is What My Father’s Assassination Taught Me About the War in Iran》，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公开讲述父亲遇害这一个人经历，并以此重新审视伊朗革命一代、革命卫队崛起以及当代伊朗权力结构的形成。

1978年12月23日，在革命者推翻伊朗君主制的数周前，武装袭击者在伊朗石油工业的运营中枢阿瓦士发动了两起协同袭击，分别设伏杀害了一名伊朗石油官员和一名美国石油业高管。

遇害者是我的父亲马利克-穆罕默德·博鲁杰迪，以及他的同事保罗·格里姆。

第二天，我在本报头版读到了这起袭击的消息。那时，我到美国求学才四个月。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不过是又一则来自遥远国度的报道——那个国家正滑向革命动荡。对我而言，那却是我得知父亲遭到谋杀的时刻。

一些协助策划杀害我父亲的人，后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如今身处华盛顿在其时断时续的战争中所面对的那个政府的核心。数十年来，美国决策者主要透过教士领导层这一棱镜来看待伊斯兰共和国。然而，要理解伊朗的韧性及其反抗能力，就必须把目光越过宗教权力集团，投向协助建立这一政权的非教士革命一代——这些人出身于激进组织，如今占据着伊斯兰共和国权力结构的制高点。

这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70年代的剧烈动荡中长大，并在1979年革命期间步入成年。革命前的那些年，是秘密行动与革命斗争的年代。他们建立了革命后的秩序机构，打过两伊战争，并经受住一波又一波的国内动乱、国际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对抗。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都既不是政治新手，也不是会轻易被外部压力吓倒的领导人。长年屹立不倒，使他们拥有深厚的制度记忆、强烈的政权生存本能，以及对强制与妥协各自用途及其限度的务实认识。特朗普政府正设法从与德黑兰的战争中脱身，它必须正视这些现实。无论谁入主白宫，与伊斯兰共和国开战或议和都不会轻而易举。

我的父亲是一名世俗民族主义者。他既不认同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以宗教为灵感的革命主张，也不特别支持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他看来，巴列维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发动的1953年政变。尽管对这两派都心存疑虑，父亲依然恪尽职守。当全国各地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意在瘫痪沙阿政府时，父亲仍以伊朗石油服务公司高级官员的身份继续上班；该公司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作业提供支持。

这一决定最终使他成为袭击目标。去世前几周，父亲开始收到曼苏龙（Mansouroun，意为“胜利者”）的威胁。曼苏龙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游击组织，它把那些继续在石油行业工作的人视为革命事业的敌人。1978年12月23日，在大雾笼罩的黎明前，袭击者在离我家仅几英尺的地方伏击了驾车上班的父亲，向他的胸部和手部各开了一枪。与此同时，在几英里外，与曼苏龙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伊斯兰主义游击组织的成员向格里姆先生乘坐的汽车倾泻了密集的枪火。

这两起刺杀是伊朗局势的转折点。格里姆先生是伊朗石油服务公司的代理总经理，也是1978年至1979年革命动荡期间唯一遭暗杀的美国人。他被杀后，在伊朗石油行业任职的大多数外国人员撤离，石油生产遭受重创。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在两人遇害后的三天内，石油日产量从320万桶骤降至不足70万桶。沙阿政权的经济瘫痪不再只是日益逼近的一种可能，而是在迅速成为现实；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发动的恐吓与暴力行动加快了这一进程。

我震惊而茫然地回到伊朗，与家人团聚。与父亲不同，少年时期的我曾同情革命事业，尽管我也对革命公然呈现的宗教色彩与象征心存不安。如今，革命刚刚夺走父亲的生命，留下我独自面对交织在一起的悲痛、愤怒、同情与不确定。现代世界此前还从未见证过一场成功的神权革命，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令我困惑不已。一天，我去父亲的墓前；第二天，我又站在街头观看革命示威的人群之中。

最终，我离开伊朗，返回美国继续学业。在飞机上，我对自己许下承诺：我要放弃成为石油工程师的计划，转而研究政治，希望更好地理解那些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思想、力量与事件。

我的学术生涯一直致力于研究1979年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伊斯兰共和国的权力架构，并开展了我认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伊朗政治精英实证研究。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追踪了曼苏龙那些桀骜好斗的成员后来走过的仕途；其中许多人升至伊斯兰共和国军事与安全体系的最高层。

其中最显赫的成员之一是穆赫辛·雷扎伊。1979年2月，阿亚图拉霍梅尼返回伊朗时，雷扎伊曾协助保护他。1981年9月，阿亚图拉霍梅尼任命当时27岁的雷扎伊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后，雷扎伊在这一职位上任职16年，成为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司令；其间，他督导革命卫队从一支革命民兵转变为拥有专门陆军、海军和航空航天力量的现代化军事组织。如今，在四次竞选总统均告失败之后，雷扎伊担任最高领袖阿亚图拉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高级军事顾问；穆杰塔巴十几岁参加两伊战争时，雷扎伊正是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

曼苏龙的其他前成员——其中一些人曾协助主导我父亲之死以及革命前的其他法外杀戮——也升至伊朗军事与安全体系的最高层。阿里·沙姆哈尼便是其中之一。他曾任革命卫队部长、国防部长，并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达十年。在今年2月美以轰炸最高领袖住所区、并在袭击中身亡之前，他是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高级安全顾问。

另一人是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尔卡德尔。他先任革命卫队联合参谋长，随后担任该组织副总司令。今年3月，佐尔卡德尔准将获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置身伊朗国家安全决策的核心。美国和联合国均已对他实施制裁；佐尔卡德尔将军斥责特朗普总统是“那个自欺欺人的美国总统”，并称他威胁了全体伊朗人。

曼苏龙的其他老成员后来也在伊朗向海外投射影响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协助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建立什叶派激进组织、在叙利亚担任武官，以及出任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些最高职务，其中包括第一副总统和代总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很少公开谈论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事情。这个故事太私人、太痛苦；而且多年来，对我的家人来说，把它说出来也太危险。这还意味着，在孩子们成长期间，我一直向他们隐瞒这段历史的部分内容。

但最近，当华盛顿发现自己正在直接或间接地与雷扎伊和佐尔卡德尔将军这样的人谈判时，我改变了主意。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些名字不过是简报上的条目。对我来说，他们属于一个从我16岁起便一直塑造我人生的革命世代；或许，我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他们。

年长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是中东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者之一。他的去世，加上与两个强大对手作战所带来的重重需求，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现实：由革命卫队成员转型而来的政治人物，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权力掮客。受伤的最高领袖和衰弱的教士权力集团都明白，他们自身的生存——以及伊斯兰共和国本身的存续——取决于革命卫队的力量。这些军人强人仍会在口头上向作为最高领袖的阿亚图拉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效忠，但他们不大可能在左右其议程，或推翻那些与本机构利益相冲突的决定时有所迟疑。这就是战后伊朗险恶的政治权力架构。

美国和以色列仍未认识到，伊朗政权并非纸糊之物；伊斯兰共和国的对抗性意识形态也不太可能很快消散。今年1月，这些身穿军装的人杀害了数千名同胞，毫不迟疑——这是伊朗社会至今尚未完全消化的一场举国创伤。他们仍会继续面向国内受众上演表演政治，同时也明白，政权的社会契约在道义上已经破产，在财政上也无法持续。

1978年，曼苏龙成员在阿瓦士的一条路上开枪杀害了我的父亲。我从未想象过，近半个世纪后，许多曾协助主导杀害他的人——或是他们仍在世的同志——会成为我第二故乡的主要对手与谈判对象。

和所有人一样，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但在观察这些人一生之后，我确实知道一点：期待他们表现得温顺或在外交上圆融老练，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他们的虚荣与谎言构成一种危险的混合物，使伊朗陷入了国内外一场又一场削弱国力的危机。经济、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失败层层累积，使这个国家日益脆弱，也让治理成本越来越高。

然而，这个政权依然延续。伊朗“深层国家”的强大架构、统治精英的相对团结，以及数十年来在危机管理方面积累的制度经验，仍赋予它非同寻常的韧性。由此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平衡：内部不满与外部压力持续加剧，但国家的生存能力仍大体完好。这就是当今伊朗的悖论——一个承受着无休止压力，却仍远未崩溃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