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活不过40？中国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没到40岁，已生孩子

2010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一位85岁的英国老人——罗伯特·爱德华兹。他就是试管婴儿技术的发明者。

颁奖词里有一句话大意是：他的工作让全球超过四百万人得以来到这个世界。但讽刺的是，就在他获奖的同一年，中文互联网上已经开始疯传一句毫无根据的话：＂试管婴儿活不过40岁。＂

一项拿了诺贝尔奖的技术，在民间居然还要被当成洪水猛兽，你说荒不荒唐？

我一直在想，这条谣言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后来想明白了，它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有多＂科学＂，而在于它精准地戳中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天然＂二字近乎执念般的信仰。

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顺其自然＂四个字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优越感。自然受孕是＂天赐＂，试管婴儿是＂人造＂，一旦贴上＂人造＂的标签，所有的恐惧和偏见就自动涌上来了。

这种思维模式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当年天花疫苗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老百姓也觉得＂把毒种到人身上＂是疯了。

器官移植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换了别人的心脏会变成另一个人。每一次医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要先过一道＂民间恐慌＂的关。试管婴儿也不例外。

但恐慌归恐慌，事实归事实。咱们用人来说话。

郑萌珠，1988年3月10日出生，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到2026年，她38岁。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让＂活不过40＂的谣言摇摇欲坠，但更有意思的是她的人生轨迹——因为它完全不符合谣言制造者所期待的那种＂悲惨叙事＂。

她没有体弱多病，没有智力低下，没有英年早逝。她正常上学、正常高考、正常工作。 她甚至做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职业选择：回到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就是她出生的那个地方，做病案管理工作。你品品这个选择，一个试管婴儿长大后主动回到试管婴儿的＂诞生地＂去服务更多家庭，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言。

2019年4月15日，郑萌珠自然怀孕后剖宫产下一名男婴。注意，是自然怀孕，没有借助任何辅助生殖手段。这个孩子是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二代宝宝＂，它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试管婴儿的生殖系统完全正常，他们不仅自己能活得好，还能毫无障碍地繁衍后代。

有人可能会说，个案不能代表整体。这话没错，那我们看群体数据。

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的长期追踪研究覆盖了数百万例试管婴儿样本，结论很清楚：在寿命、癌症发病率、心血管健康、认知发育等关键维度上，试管婴儿群体与自然受孕群体之间不存在有临床意义的差别。 丹麦曾做过一项长达二十余年的队列研究，追踪了上万名试管婴儿从出生到成年的健康轨迹，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

这些数据不是哪个自媒体拍脑袋编出来的，是全球顶尖学术期刊白纸黑字发表的。

说完了＂能不能活＂，我更想聊一个很少有人讨论的角度：谣言对当事人的心理伤害。

你有没有想过，当一对父母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通过试管技术生下孩子，满心欢喜地迎接新生命的时候，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凑过来说一句＂听说试管婴儿活不长啊＂——这句话对这对父母来说是什么分量？

我接触过一些做过试管的家庭，很多妈妈告诉我，她们最怕的不是技术失败，而是来自亲戚朋友的＂好心提醒＂。 有位妈妈说，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发了一次烧，婆婆当场就哭了，说＂是不是试管的孩子就是体质差＂。这位妈妈当时气得浑身发抖，但又没法反驳，因为老人就是这么根深蒂固地信了。

在中国传统语境里，＂不孕＂这个词的杀伤力远超很多人的想象。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诊断，更是一种社会性的审判。＂无后为大＂这四个字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无数家庭头上，尤其是女性。很多女性因为不孕被离婚、被歧视、被整个家族视为＂有问题的人＂。 我查过一组数据，国内不孕不育夫妻的离婚率显著高于普通夫妻，女性一方患抑郁症的比例也远高于平均水平。

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对这些家庭来说不是什么冰冷的＂医学手段＂，它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所以当有人轻飘飘地传播一句＂试管婴儿活不过40＂的时候，他可能压根没意识到，这句话正在捅向多少个家庭的心窝子。

再说说郑萌珠背后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女人——张丽珠教授。我觉得她是中国现代医学史上最被低估的人物之一。

张丽珠1921年生于上海，后来赴英国留学，学的就是妇产科。回国之后她在北医三院扎了根，一干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国内对辅助生殖的了解几乎是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设备可以使用，甚至连学术交流的渠道都极其有限。

她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大的阻力来自观念。 80年代的中国，正在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边是＂少生优生＂的宣传铺天盖地，你这边搞＂帮人生孩子＂的技术，很多人不理解，有些同行甚至觉得她在浪费医疗资源。

但张丽珠看到的是另一面。她看到的是那些因为生不出孩子而家庭破碎的女性，是那些跪在诊室门口求她帮忙的母亲。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计划生育是让能生的人少生，但我做的事是让不能生的人能生，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这个逻辑清晰得让人无法反驳。

然后就是那个广为流传但依然令人动容的细节。取完卵之后，卵泡液装在试管里，必须在恒定温度下尽快送到实验室。但手术室和实验室不在同一栋楼。没有恒温箱，没有专用转运设备。张丽珠的解决方案是——把试管揣进自己胸口的衣服里，用自己的体温维持温度，然后小跑着穿过走廊。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就这么跑。

这个画面每次想起来都让我鼻子发酸。

连续12例失败之后，第13位受试者郑桂珍怀孕成功了。郑桂珍是甘肃礼县的乡村教师，双侧输卵管不通，求医多年无果。她是从广播里听到张丽珠的名字，然后千里迢迢坐火车来的北京。

1988年3月，郑萌珠出生。＂萌＂是萌芽，＂珠＂是丽珠。一个孩子的名字，记录了一段中国医学的拓荒史。

张丽珠教授2016年去世，享年95岁。她亲眼看到了中国辅助生殖技术从零起步到世界前列，看到了自己＂接生＂的第一个试管婴儿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我觉得她这辈子应该是没什么遗憾了。

聊了这么多历史，再回到现实。我认为这件事真正值得深思的地方，在于一个更宏观的命题：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开始亮红灯的时候，辅助生殖技术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目前国内不孕不育率已经接近18%。这个数字在二十年前大约只有3%到5%。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持续推迟，工作生活压力影响内分泌，环境中的类雌激素污染物增多，男性精液质量呈全球性下降趋势——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让人口学家夜不能寐的图景。

与此同时，中国每年的辅助生殖周期数已经超过百万例，是全球最大的辅助生殖服务市场之一。这项技术已经不是什么小众需求，它关乎数以千万计家庭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人口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政策动作那么大。把辅助生殖纳入医保，不是简单的＂福利发放＂，而是国家从人口战略高度做出的系统性布局。以前一个试管周期自费三到五万，做两三次不成功就得花十几万，很多农村家庭和城市普通工薪家庭根本扛不住。现在医保介入之后，经济门槛大幅下降，这等于是在给那18%的群体打开了一扇门。

但我也想泼一盆冷水。光靠技术和政策是不够的，如果社会观念不跟上，谣言和歧视就永远有生存空间。

你去看看各大母婴论坛和社交平台，＂试管妈妈＂至今还是一个很多人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身份。有些妈妈发帖时要专门注明＂请不要指指点点＂，有些干脆用小号发言。这种氛围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社会对辅助生殖的接纳程度，远没有政策推进得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