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议史纪
编辑 |议史纪
诺奖生理学奖出炉,发明无创检测的中国科学家再遭打压,遗憾落选!
有人会说,科学奖项本来就不保证“功德簿式”的分配;也有人觉得,只要成果能惠及大众,拿不拿奖不重要。
道理都对,但问题在于,一边是可以精准点亮大脑神经元的光遗传学,一边是已经让无数孕妇躲开穿刺针头的无创检测,后者的重要性被反复讨论,却总在关键时刻被“忘记”。
到底是科学评价标准太复杂,还是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在国际舞台上,总被要求“再等等”?

10月5日下午,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全球科研圈欢呼的是光遗传学,中国网友关心的却是另一个名字:卢煜明。
结果出来,获奖的是3位搞脑神经“灯光工程”的欧美科学家,而把无创产前检测从概念做到全球临床常规的中国香港教授,再一次与奖牌无缘。

最扎心的地方不在于“谁赢了”,而在于很多中国家庭已经实实在在用上他的技术,却眼睁睁看着这位关键人物屡次陪跑。
科研讲究数据,奖项却越来越像一场带有话题流量的秀,这种反差,是很多人心里真正不舒服的地方。
如果家里有孕妇,大多数人现在会被医生推荐做一个项目:无创产前检测。只要抽一管血,就能评估胎儿是否存在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13三体等染色体异常,准确率可以达到超过99%。在今天,这已经是产检里的“标配项目”。
但在无创检测出现以前,想知道类似风险,常规方式是羊水穿刺:长针扎进子宫,孕妇紧张,医生压力也不小,还伴随流产风险。
这两套检查方式之间的落差,不靠口号,全是技术。
把时间往前拨。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还是年轻医生的卢煜明,在医院一次又一次看到因为羊水穿刺出现并发症甚至流产的病例。

他既是临床医生,又是做检验的科研人员,很自然地盯上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不用“扎进子宫”,而是通过母体血液就获取胎儿信息?
1989年前后,他开始尝试在孕妇血液中寻找胎儿特异性标记,用的是Y染色体这种“母体不会有、男性胎儿才有”的信号。
那时候检测技术远没有今天这么精细,他能捕捉到一点胎儿DNA信号,却难以做到稳定、准确,可用性很有限。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97年。这一年,他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证实孕妇血浆和血清中存在胎儿游离DNA,而且比例可以达到总体DNA的大约5%到10%。
这已经不只是“猜测可能有一点”,而是用实验数据告诉全世界:胎儿的遗传物质确实在母体血液里流动。
这一步其实已经足以写进教科书,因为它改变了整个产前诊断的技术路径——从“必须伸手到子宫里取样”,变成“可以从母体外周血里分析”。

2000年代,随着测序和定量技术的加速发展,卢煜明团队不断推进,把理论变成可大规模使用的检测方案。
2007年前后,他们利用21号染色体相关的RNA和DNA定量方法,让唐氏综合征的无创检测成为现实,不再只停留在性别识别或者个别单基因病判断。
再往前推,2010年前后,他和美国科学家合作,通过测序孕妇血浆DNA,拿到了胎儿全基因组图谱,这就意味着不只是唐氏综合征,更多遗传异常也可以通过母体血检测逐步被识别。
技术成熟之后,无创产前检测在全球范围迅速进入临床。许多国际综述性文章,把1997年那篇关于胎儿DNA存在于母体血浆的论文,视为整个领域起点。
今天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年龄偏大或有高危因素的孕妇,医生都会直接建议做无创检测,甚至纳入常规流程。有些国家的卫生部门文件,已经把NIPT(无创产前检测)列为重要筛查手段。

对无数家庭来说,这不是抽象的“科学突破”,而是直接决定要不要冒更大风险去做羊水穿刺的现实选择。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3位科学家——美国的卡尔·戴塞罗思,以及德国的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内格尔。
他们的贡献,在于发现并利用受光控制的离子通道,让光遗传学从想法变成可在动物大脑里实际操作的技术。
简单讲,就是给神经元装上“光开关”,通过光纤照射来控制神经元的兴奋或抑制,从而研究大脑如何处理记忆、情绪、行为等复杂功能。
从科学本身说,光遗传学绝对是里程碑级别。20多年里,这套技术从基础研究走到各类动物实验,帮助科研人员理解大脑电活动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为未来的脑疾病干预提供工具,相关获奖在欧美科学界呼声一直不小。

此次授奖理由中强调“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各路国际媒体也迅速跟进报道,把它称为“打开大脑活动的开关”“让神经科学进入新阶段”的工具,这些评价在学术圈里算是共识。
问题在于时间节点和公众感受。就在今年颁奖前,亚洲和华语科技圈里,卢煜明的名字频繁被提起,不少预测文章都把他列为强有力候选人。
原因很简单:无创产前检测已经不是某个实验室的“方法”,而是各国指南认可、广泛使用的临床手段。
产业化公司遍布欧美亚,背后的核心原理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当年那几篇开创性论文。按很多人的朴素理解,诺奖喜欢“改变诊疗方式”的成果,这类成果怎么说也够格。
从公开资料看,诺奖委员会给出的选择,是在脑科学这个大领域里强调工具创新,把聚光灯打在光遗传学的技术路线之上。
这种偏好并非首次出现:近些年在分子生物学、基因编辑、显微成像等方向,也有类似“方法学大获全胜”的案例。

无创产前检测同样是方法学革命,而且已经在妇产科日常工作里扎根更深,对患者端的影响也更加直接。
从科研史的角度,可以争论谁更“颠覆”,但从社会影响和临床改变上,普通民众更能直接感知的是后者。
更敏感的是地域因素。本届得奖者分别来自美国和德国,而无创产前检测的关键人物出自中国香港,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
从过往几十年看,诺奖在基础物理、化学、生理学领域,对亚洲科学家的授予频率明显低于欧美,本身就存在巨大差距。
每当有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做到国际公认的领先地位但仍多次无缘奖项时,“是否存在隐性门槛”的讨论自然会被反复拿出来。
2026年的结果,再一次给了这个讨论新的燃料。
必须说,光遗传学获奖本身没有问题,被认可理所应当。

但当另一个同样影响深远、更加贴近大众生命安全的中国成果,多次被忽略甚至不在提名名单中出现时,大家很难把这当成纯粹的“方向选择”。

在现实世界里,诺贝尔奖这种级别的荣誉,确实能影响公众认知、年轻学生选择方向、资本和政策关注的焦点。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国际体系给出的“话语权榜单”。
今年的结果,对中国科研界来说,更像一次公开的现实提醒:哪怕做出了惠及全球的原创技术,如果叙事权握在别人手里,最后在全球舞台上的象征性回报,也可能与实际贡献严重不匹配。
客观讲,卢煜明的成绩,早就获得了一系列国际认可。他先后拿到包括科学突破奖等重量级荣誉,多篇论文成为无创产前检测领域被反复引用的基础文献,也被不少国际综述称为该领域的“开端人物”。

从学术记录看,他不是在“自说自话的本土高手”,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领军者。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诺奖层面长期按下不表,很难不被解读成一种选择性的忽视。
所以,当网上“又被西方打压”的情绪时,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在自己的舆论场里,给这类原创成果足够的尊重和曝光?
能不能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科研不只是去海外实验室当执行者,中国本土也能产出被世界重塑规则的技术路线?
如果连自己的社会环境都习惯只在诺奖公布那几天想起这些名字,平时报道科技更多停留在“概念包装”层面,那就很难要求外部世界替我们放大这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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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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