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当天津出现“女星”……

　前几天看见朋友圈一条“抱怨”：请告诉我是谁发明了这么多节日，三八节又该送什么礼物……下方列队点赞，应该来自饱受仪式感困扰的“共情弟兄”。

　　然而身为妇女的节日主角，真的需要在这一天，撒娇躺平被人哄着叫着“女神”“女王”并借机清空购物车吗？

　　相信我，从来都不。

　　妇女的妇，女字只是个偏旁，右边代表的是推倒一座山的力量。据《说文》记载：处子曰女，适人曰妇。女者，指未婚女子。妇者，指已婚女子。“妇女”二字泛指所有成年女性。

　　“三八妇女节”，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事实上，妇女节从来不是购物节，不是享乐躺平节，而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呐喊，要求享有“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权利”。要面包，也要玫瑰。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23年的这张照片。

　　这张合影拍摄于德国柏林，左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周总理和刘清扬、赵光宸，都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他们曾经一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又同赴欧洲从事革命活动。

　　照片中的天津妇女刘清扬，时年26岁，梳着经典的波波头，浅色中式立领搭披肩，过膝百褶裙，深色长袜浅口小高跟皮鞋，一身装扮中西合璧，摩登优雅。

　　作为洋务中心重镇，又是“女学振兴之起点”，天津在思想解放、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一直领先全国。当时有一句话，女性是文化的尺度。在20世纪20年代，能将东方温婉与西方利落混搭得如此完美，土生土长的天津女儿刘清扬能做到不足为奇。

　　这身装扮放在今天也不过时，但更前卫的是，13岁在天津严氏女学读书时，刘清扬就在爱国储金募捐大会上，捐出所有零花钱和手上的金戒指。照片中温柔漂亮的她，内心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即将回国加入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

女星社遗址，1992年拍摄于达仁里

　　女星社初设在天津河北区大经路五昌里，大经路就是现在的中山路，后迁至达仁里2号（原10号），20世纪90年代，女星社旧址迁建至三戒里46号，紧邻觉悟社旧址。

女星社社员王南羲（左）、刘清扬（中）、陈学荣（右）

　　回国后，刘清扬在天津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在这幅社员的合影照片中，王南羲与陈学荣的齐耳短发、深色立领上衣为当年的“文明新装”，而留洋归来的刘清扬，浅色上衣的领口装饰和项链则体现明显的西方审美倾向。开放且多元，照片中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一股强大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放到今天，因为各种“宠爱”“礼物”“女神节”等商家灌输，有人会对妇女解放、拯救被压迫妇女等表述有不解，但如果将时光之钟拨回到百年前，我们会更了解“妇女节”的重若千钧。

　　在女星社创立前，邓颖超曾经的同学张嗣婧，死于产后丈夫的虐待，年仅21岁。张嗣婧也是觉悟社成员之一，这场婚姻为父母包办。1923年，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创办了女星社，希望它像明亮的星星，照耀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前程 。女星社先后创办了《女星》和《妇女日报》。

　　1924年，天津《女星》编辑部收到一位四川少女的投稿：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

　　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读者来信为作者提供帮助，而这位署名李一超的少女逃出来后，再也没有回到那个黑暗的家庭，她后来走向了更大的战场，改名为赵一曼。

　　百年时光呼啸而过，回望一个个历史瞬间，有青春的浪漫和激情，也有无数个惊险万分的瞬间，无数的挣扎与突围只为推开一扇沉重的门。

　　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今天？

　　不该忘了她们。

　　今天，各行各业优秀女性的名字和故事在报道中闪闪发光，你会收到小区物业递上的一枝玫瑰，家里的餐桌会出现几道你最爱吃的菜，还会收到很多人说的很多句“节日快乐”……100多年过去了，是她们，让我们把今天的日子过得平凡、踏实，而幸福。

　　你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

　　你可以深耕职场，也可以全职顾家。你可以是野草，是大树，是高山，是流水，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样子。

　　尽管依然会有烦恼，会有疲惫，会有不甘，但正是这些遗憾，映照出每个时代女性在琐碎与理想间的踉跄与坚持。

　　那么就允许自己累，允许自己哭，允许自己错，允许自己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林徽因说过，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地刚强。

说到底

这才是妇女的勇气和力量

　　（撰文丨赵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