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文教秘书百岁生日回忆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子

2019.8.8，周恩来总理的文教秘书李逸云百岁生日之际，忆起我2006年曾独家专访过这位老人，听怹回忆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子——

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无微不至

甚至对刚刚认识的普通干部，也是爱护有加

唯独，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工作一丝不苟

本报独家专访

周恩来总理的文教秘书李逸云

回忆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子

文/摄影 本报记者 郭大誌

前排左3为周恩来，左4为李逸云

采访手记

与这位老人相熟已久，其实，她就是我的大姨。小时候，虽然很早就知道她当过周总理的秘书，但那时候，却只知道经常缠着母亲带我去那个“家里有很多玩具”的姨家，当然，我喜欢的只是车跟枪什么的，不包括周总理慷慨地转送给表姐的那个娃娃。到了“文革”后期，寄居在公安部招待所等处的大姨，有时候来我家住，夜晚总能听见她小声跟母亲讲起关于周总理的一些事情。但那时因为怕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出去乱讲，一般都有点儿避着我们。长大以后，尤其是作了记者以后，我就一直憋着要跟大姨好好聊一回，就是为了采访她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可是，整天忙于采访编版的我，却比小时候去大姨家的机会更少了。只是在世纪之交采访各年龄段老人时，和大姨简单地聊过一次。而这种采访，又必须在聊天中发现闪光的东西，所以，像往常一些采访那样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可这件事情又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终于，我拉着大姨抽空坐下来，聊起了当年的那些往事。虽然，很多事都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在大姨那儿讲起来，仍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仍不仅仅是冷静地叙述，仍能引起她的深深地感动与感叹！

刊登独家专访李逸云文章的《人物周刊》

日前，本报记者在公安部的部长级的宿舍楼里见到李逸云，这位公安部顾问的遗孀，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文教秘书。如今，她已儿孙绕膝、四世同堂，过着幸福的生活；虽年过八旬，仍精神矍铄，当年风采依稀可见。她向本报记者谈起她从跟周恩来认识到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

记者（右）与李逸云

一出秧歌剧

让周副主席认识了她

李逸云告诉本报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要是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陪都重庆搞统一战线工作，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与一些中共领导人如博古、王若飞、邓发、王明、董必武等担任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大部分时间在重庆开参政会、领导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有的时候也会回到延安，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1943、1944年，我当时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那时，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延安掀起了大搞群众文化活动的高潮，主要是采用陕北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秧歌热”，各个单位都搞起了很多秧歌队，连党中央、毛主席住的枣园都组织了秧歌队，那时基本上都是在广场上演出，我当时是党校秧歌队的。有一次，周副主席回延安，正好看了我主演的一部秧歌剧，我演延安“大生产”中的一个纺织劳模，因为劳模都要给戴大红花嘛，所以剧名就叫作《一朵红花》。

那时候，延安经常在周末举行交谊舞会。我当时还挺传统的，不太喜欢跟男同志抱着跳舞，顶多就是一个支部的小范围组织的，大家都认识还参加一下儿，全党校的基本上就都不参加。后来有一次，周副主席就在舞会上问我们中央党校三部的主任郭述申：“你们那个‘一朵红花’呢？怎么不来跳舞呀？”郭主任就赶快让人去找我，周副主席请我跳舞，我哪儿敢不去呀！就这么跟周副主席认识了。

当时我心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青年儿，周副主席为什么要接见我呢？他似乎立刻理解了我惊奇的目光，表扬了我演的秧歌剧：“演得很好，对实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有意义！”周副主席看到我受到夸奖不知所措的样子，微笑着邀请我跳舞，使我紧张的心情很快放松了下来。

一开始我还不太重视秧歌剧的演出，而且怕演不好又耽误了学习。受到了周副主席的表扬后，我就天天利用业余时间苦练秧歌剧的动作，在给延安的农村、机关、学校和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演出后，又在中央党校的一部礼堂进行了汇报演出。周副主席已经看过两次我们的演出了，可是这次汇报演出时，他又和邓大姐一起来了。演出结束后，他还把我介绍给邓大姐，并又一次鼓励我们说：“你们演得更好了，你演的很像陕北农村妇女！”我听了既高兴又惭愧，因为我觉得所谓像，只是服装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大家都不太会说陕北话，而我从导演苏一平那儿学了一口西安腔，权且就算是“地道”的陕北腔了。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还邀请我星期天去他们住的窑洞做客。我当时觉得这可能只是一句客气话，他工作那么繁忙，怎好随便去打扰呢！没想到，周副主席具有待人的真诚和非凡的记忆力，再见到我时就问我为什么没去赴约。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去了周副主席那儿。周副主席跟我都坐在小板凳上，就在他住的窑洞前拉起了家常，当他知道我在河南开封上高中的时候曾就读于教会学校，教英语的老师是个英国修女，不会说中国话，就用简单的英语和我对起话来。在周副主席那亲切温和的话语中，我很快消除了拘束情绪。当他得知抗战初期我曾在武汉参加过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抗敌演剧队（郭沫若是厅长，周副主席是政治部副部长）时，就把我当成一名文艺战士了：“难怪你能演好秧歌剧呢！”还向我了解了我在延安学习、生活的情况——这次周副主席面对面的谆谆教诲，让我“满载而归”！

那时我爱人孟昭亮（也是孟子的后裔，昭字辈儿的——记者注）在抗日前线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和保卫部长。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夫妻团聚，调我到晋绥工作。当时干部去前线都是靠骑马，一个兵站一个兵站地换马往前方送。1944年9月的一天，我去联防政治部打听什么时候有人去晋绥军区。路上，突然有一辆卡车停在我身旁，坐在司机旁边的周副主席知道我刚结婚不久，问我为什么没跟爱人去晋绥。我说我刚做完阑尾手术。就说：边区政府交际处有汽车，你去找处长金城同志（解放后当过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哪天有便车让他们送你去！周副主席坐的卡车开走了，我却站在那儿愣了好半天：我这么一个小青年儿，周副主席在百忙之中都这么关心——他心中既装着党的大事业，也装着普通干部和广大群众呀，这真让我非常感动！

而且，那时延安要举办干部英语学校，周副主席知道我在上高中时上的是教会学校，说一但革命成功了，英语还是用得着的，就想让我去上这个学校，我们三部的郭主任向他汇报说：我的爱人在前线，我早晚得去晋绥跟他团聚的，就上不了这个学校了。所以，我到了晋绥后，就用英语给周副主席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一方面，感谢周副主席关心我的学习，还惦记着安排我去干部英语学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安排车送我到晋绥，告诉他我已平安到达了。

1948年春天，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中央从延安迁到了晋绥的河南林县，当时我在晋绥分局和军区的所在地晋西北的兴县。党中央路过我们那儿的时候，分局和军区召开欢迎大会，请剧团来唱山西梆子，地点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我当时在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做干事，我爱人是独三旅政委，正带着部队打太原呢！我当时就一个人带着刚一岁的女儿晓云，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就让政治部十七八岁的通信员、山西小鬼霍士英帮我照看孩子。从政治部所在地到司令部所在地有两三里地，小霍就用一个小椅子把孩子放在上边背着跟我一起去看戏。那时看戏大家都是席地而坐，给毛主席、周总理他们用两块石头中间架一块木板就算好的啦。周副主席见到我之后，就非常亲切地招呼：“来来来，坐到我这儿来！”后来，周副主席和毛主席、党中央迁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以后，还和邓大姐托去中央开会的贺老总给我捎回来一封信和他们夫妇俩的一张便装生活合影。

到周总理家做客

成就了她的秘书生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先是跟贺老总到西安，接管了官僚资本、蒋介石的一个亲戚开的“大华纱厂”，担任该厂的军代表（相当于党委书记）。后来，在一野三军8师（解放战争时独三旅升为师）任师政委的我爱人脖子上生了个瘤子，已经在西安市委企业党委当组织部长的我，就带着女儿陪他到北京看病。当时，我们就住在他们8师在北池子的办事处。政务院机要处的处长李金德知道我来北京了，就去告诉那时已经是新中国的全国政协（还没有开第一届人大）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兼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李逸云来北京了。

周总理就让李金德请我们全家三口到他住的位于中南海西北部的“西花厅”去做客，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且真诚地挽留我说：“你就别走了，留下工作吧！”我说：“我爱人在部队打仗呢！”周总理却说：“部队的也可以转业嘛！”就问我想到哪儿工作，我当时也真挺傻的，只知道旧社会铁路、邮政是铁饭碗，就说想要去铁道部。周总理却对我说：“到政务院吧！先到政务院人事局报到！”然后，我就被安排当了周总理的文教秘书——分管联系政务院所属的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卫生、出版、新闻等部门；我爱人也被安排到政务院人事局当副局长（局长是政务院副秘书长、人事部副部长孙起孟）兼公安部警卫局局长（负责党中央和政务院的保卫工作）。

那时，和我一起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还有周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外交秘书陈浩、财经秘书刘昂、政法秘书李琦、统战秘书于刚、机要秘书孙岳、警卫秘书何谦（四川红小鬼）等。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周总理的工作非常繁忙，经常夜以继日，我们这些人便分工把口地帮助他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

前排为李逸云（左二）与弟弟妹妹；后排为李逸云及弟弟、妹妹的下一代，左一为其子，左三为记者（2011年底）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

让她学到了很多东西

由于工作的需要，周总理经常要与文教界人士打交道。而且他精力非常充沛，常常接见一些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比如像白杨、袁雪芬、张瑞芳等等。可是，他总是公私分明，比如“青艺”的导演孙维世作为他的“干女儿”，但是只要是在他的办公室接待，就跟接待其他文化艺术界的人也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一次，孙维世去看周总理，我觉得是“干女儿”来了，我在那儿可能不太方便，就躲出去了。可是，周总理却马上让卫士长成元功（后任公安部局长）来叫我：“你为什么不来？”我这才知道，他是把在办公室接待文化艺术界的人，也都当成是工作的。

周总理还常常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亲自做文艺界朋友的工作，关心和鼓励他们。有一次，周总理在“人艺”看老舍先生的话剧《方珍珠》，我陪他看完戏后就心想：“工作要我们秘书陪着，其他的事儿是不是就不用我陪了吧！”结果散了戏，我就直接回在中南海西北门内的家了。没想到，周总理又让人来叫我：“你怎么走啦？”原来当晚12时要一起请老舍先生便宴，其实应该算是夜宵了。比如徐悲鸿大师有新作请他观赏，周总理也总是抽时间欣然前往。当他听说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患了肺结核，就马上让我去北京医院联系住院治疗事宜。听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反映不让上海音乐学院招生一事，周总理也马上指示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周总理工作很细致，那时候，毛主席收到的信都要批转给周总理看完再返回毛主席处。属于文教界的来信一般都是从收发直接送给我，由于周总理很忙，有时候长篇大论的信件一般我就先看一遍，画出重点后再呈送给周总理。有一次柳亚子给毛主席的信批转过来，当时我也是不太懂，就照常例也给画出了重点。周总理看后就叮嘱我：“写给我的信，可以画重点！写给毛主席的信你怎么也画了？”其实有些信返回毛主席处。毛主席可能也顾不上再看了，但是周总理就连这么一点细节都不肯轻易放过！

周总理平时总是严以律己，可是他又总是宽以待人的——马列是总理办公室的翻译，有一次总理的外交活动上不知什么事儿让他给耽误了。他就写了份检讨，本来如果要是交给支部的话，肯定会给他处分的，结果，周总理却批示道：“此系初犯，不予处分！”

我生我的大儿子欣欣的时候，周总理还到家里来看我，而且平易得就像一家人似的，一点儿也不像个大领导。他还问起家里的小保姆：“这姑娘是谁呀？”我说是给我带孩子的。而且，我头一天还陪周总理去看徐悲鸿的画展，第二天就生了孩子，周总理就打趣说：“李逸云还真挺能干的，昨天还陪我出去工作，今天就生了孩子了！”

做周总理的文教秘书时，由于工作关系，我虽然也结识了不少文化界的名人，比如郭沫若和他的夫人、书法家于力群，徐悲鸿，齐白石等；但我从来都没跟他们求过字画。这也是受周总理的影响，因为周总理总是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不能为私人的事儿利用工作之便。

周总理对我们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孩子也都非常关心，他自己没有孩子，就把这些孩子都说成是“西花厅的孩子”，而且个个他都认识，都叫得出名字来。有一次，我女儿到中南海划船，还是周总理带着她呢！

另外，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去周总理家吃饭时我女儿非看上了周总理家里的一个罗马尼亚的娃娃，邓大姐说：“这是我‘干女儿’（孙维世）送的，是她出国带回来。”不过，周总理最后还是把这个娃娃送给了我女儿。

周总理也总是非常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个人家里的情况，他心里都一清二楚。他还经常询问每家的情况，待人既严厉又宽厚，而且平易近人。他的记忆力又非常好，谁有什么事儿他都记在心里。有一次上海的一位名牙医到北京来给周总理治牙，正好我的牙也在发炎。周总理就让人来叫我：“快去叫李逸云也来看看牙！”那次，我也就沾了周总理的光，让这位名医给看了牙，还拔了一颗智齿呢。

2019.8.8李逸云百岁生日与记者的老妈王琴合影

“文革”时爱人被解放

全靠给周总理写的两次“救命信”

李维汉（李铁映的父亲）当时是政务院秘书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务院八办主任），而他在延安时是我们中央研究院（党校三部的前身）新闻研究室主任（因为延安整风，中央研究院就改成了党校三部。当时一部的成员都是旅以上干部；二部都是前方回来的团以上干部；三部都是知识分子；四部则是工农干部要学文化的）。因为他跟我认识更早，所以，他1953年就调我去给他当秘书了，我就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1954年国务院成立了8个办公室，李维汉兼任8办主任，8办是对工商界的，全称“对资改造办公室”，这样我又回到了国务院，而且担任了8办的党支部书记（当了6年秘书、4年党支部书记）。

由于“肃反”时我是8办的五人领导小组之一，当时把8办政治组的组长（当时国务院8个办公室中除了主任，中层干部就是组长了）郑新如给错定为“胡风分子”。后来我在中央统战部全体党员召开的“肃反总结大会”上对此事做了检讨，觉得自己对政策理解不够，冤枉了他。1958年就说我是“叛徒”，不应该承认整郑新如是错误，认为我们俩是“互相配合”，就把我打成“右派”；郑新如因为在同一个大会上说“肃反”整他不对，虽然最后没被打成“胡风分子”，这次也被打成“右派”了。后来，曾任公安部顾问的谢衡的夫人金正因为跟我是“抗大”和“女大”的同学，有一次在舞会上见到周总理就向他反映：“李逸云被打成‘右派’了！”周总理说：“胡来嘛！李逸云怎么能是‘右派’呢？”此话传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薛子正就找我谈话说要给我平反。没想到1962年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反对“翻案风”，就没人敢给我平反了。我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戴了20年，一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

当时，我被下放到大兴红星人民公社劳动，而我爱人在青海省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任上由于保护属下——省公安厅副厅长张贵德，也被打成“包庇反革命”，被下放到陕西兴平县搞“四清”，“文革”中由于他的级别高，被“四人帮”在陕西的爪牙打成当地“最大的走资派”，大会小会的批斗，不仅门牙被打掉了，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因为看到我爱人被整得太惨了，我就托人辗转给周总理先后转了两次“救命”信。

那时候，在“四人帮”当政时期，周总理自己的处境虽然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先命人通知陕西，把我爱人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后来又通知陕西：“孟昭亮是个好同志，应迅速解放！”最后，又委托王震将军亲自到陕西，把我们接了出来，以治病为名，保护在木樨地的公安部政法干校里。本来借着“解放老干部”，是准备给我爱人安排工作的，但由于邓小平很快就第二次被打倒了，“四人帮”爪牙把持的公安部“清查”得也比较严。所以，1975年王震将军就又把我们转移到了湖北咸宁的一个干休所，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我们才调回了北京。我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副教务长，后来我爱人得了癌症，为了离家近方便照顾他，就又调到了文化部外联局当党委书记，离休前还曾到外经贸部做过整党督察组成员。

那时因为要成立武警部队，让我爱人来负责筹建，当时他们在总政办公，我住在公安部招待所。后来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国家资金缺乏，又决定暂缓组建武警部队。我爱人病重后，我专门写了报告去找胡耀邦（因为他夫人李钊是我在延安的同学），胡耀邦亲自批示，临终前不久才给他安了个“公安部顾问”。

2006年李逸云接受独家专访时

作者简介：

郭大誌，原名儿郭智，本姓杜，为唐代大诗人杜甫第47代后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央视专家审片组成员，资深媒体人，国家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政府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优秀稿件一等奖”、“北京新闻奖一等奖”、“北京广播电视奖一等奖”等众多奖项获得者，央视《星光大道》资深评委，原“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网站总编辑，从小儿就生长在北京，喜爱钻研北京历史与民俗、北京方言文化等。

来源：（誌忆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