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北京,任弼时因脑病突发去世,时年46岁,他走的时候,妻子陈琮英48岁,从这一天起,到2003年5月31日她在北京去世,中间隔了52年零7个月,这52年里,陈琮英没有改嫁,没有写过一本回忆录,没有在公开场合反复讲述丈夫的故事。
她活得安静,安静到很多人只知道她是“任弼时的夫人”,却不知道这个缠过足、做过织袜女工的女人,曾经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曾经抱着婴儿在煤车上颠簸几百里去营救丈夫,曾经在长征的路上生下孩子,又把孩子留在了老乡家里。
1902年,陈琮英出生在长沙东乡,她打小没了娘,父亲又常年不着家,是兄嫂一手带大的,任家和陈家几辈人的交情,两边长辈一合计,把这两个孩子配了“娃娃亲”,陈琮英十二岁进了任家门,说是童养媳,其实就是跟任弼时一块儿长大的,两个人从小熟得不能再熟。

任弼时在长沙念中学那阵子,家里掏不出学费,陈琮英就到长沙东门外一家小厂子当织袜工,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月月把攒下的钱寄回去给他交学费。
后来任弼时去了莫斯科,有赶时髦的女学生向他示好,他一句话挡了回去:老家有未婚妻了,是个织袜女工。
这事在上海大学传开,有人拿来当笑料,任弼时压根不在意,1920年他要离家去上海、再转道去苏俄,临走时陈琮英往他手里塞了两双自己织的棉线袜子,随后说道,你只管走,家里有我。

这一别就是六年,1926年春天,党组织派人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两个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没有排场,但陈琮英从此不再只是一个在老家等丈夫的女人,她跟着任弼时走上了同一条路。
刚到上海的时候,陈琮英很不适应,她没有进过学堂,不识几个字,穿着打扮跟十里洋场格格不入,她跟在西装革履的任弼时身后走在南京路上,头低着,生怕看见别人讥笑的眼神。
任弼时对她说了一句话:“把头昂起来!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革命战士哪能低头走路呢!”陈琮英后来加入了共青团,又由邓颖超介绍入了党,在武汉、上海、香港、汕头、潮州等地做秘密交通和机要工作。

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安徽南陵被捕,押到了安庆,党组织决定让陈琮英出面营救,她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一路颠到长沙,找到任弼时的堂叔和自己的堂兄,请了律师,再赶到安庆。
任弼时在狱中用的化名是“胡少甫”,口供说自己是长沙纬纶纸庄的店员,到南陵是替老板收账的,陈琮英回到长沙,让经营纸庄的堂兄暂时回避,自己坐到老板的位子上,省高等法院派人来对质的时候,她理直气壮地说:胡少甫是我店里的店员,是我叫他去南陵收账的。
对方吓唬她,问她说的是不是真话,她说:“我是本店的店东,完全可以担保!”法院最后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为由,由纸庄担保释放了任弼时。

任弼时出来了,女儿却没有了,那个跟着她在煤车上挨冻的婴儿,受了风寒,转成肺炎,夭折了,陈琮英后来每一次提起这件事,都痛得说不出话,任弼时安慰她,说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营救他的性命,孩子献出了小小的生命。
1931年,任弼时被派往中央苏区,陈琮英即将分娩,不能同行,任弼时临走前交代:孩子生下来,不管男女,都叫“远志”,女儿出生刚满一百天,陈琮英就因为叛徒告密被抓进了监狱。
她在狱中装成一个从乡下来找丈夫的妇女,敌人审问,她一问三不知,实在应付不过去,就偷偷在女儿身上拧一把,孩子一哭一闹,又拉又尿,敌人不耐烦,草草收场,关了五六个月,党组织把她营救出狱,出狱之后,她把女儿送回老家交给婆母,自己秘密进入苏区,和任弼时在汀州重逢。

1933年,陈琮英在湘赣苏区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湘赣”,孩子不到半岁,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她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当地老乡,后来湘赣苏区遭到残酷烧杀,那个孩子下落不明,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陈琮英怀着身孕随军出发。
长征途中,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身体不好,陈琮英一路照顾他,吃饭的时候,任弼时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她;部队上路,孩子总是他背着,腾出一只手搀着妻子往前走,有时候他抽空去河沟里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
1940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延安中央最忙的人之一,陈琮英做他的机要秘书,也做生活秘书,任弼时常常通宵工作,天亮才睡,陈琮英就围着他转,抄文件、发电报、装订材料。

延安物质条件差,食堂顿顿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偶尔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就说自己胃不舒服,把菜拨给陈琮英,剩下的分给警卫员和保姆,周恩来过年到各家拜年,邓颖超带一点糖果来,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最后都给了勤务员和保姆的孩子。
大生产运动的时候,人人有纺线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教他,他居然纺出了一等线,比赛拿了第一名,周恩来觉得惊讶,问他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看着陈琮英说:“我有家庭老师嘛!”
拿了奖金,陈琮英就在旁边喊“请客”,拿钱去买菜买肉,一家人和警卫员、保姆围在一起吃一顿。

全国解放的时候,任弼时的身体已经垮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轻度糖尿病,几种病叠在一起,中央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联待了半年,那半年里,陈琮英没有去陪他,因为任弼时不愿意让国家多花钱,她就一封一封地写信,叮嘱这叮嘱那,关心他病情每一点变化。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带着孩子们去接,任弼时见到分别已久的家人,特别高兴,提出拍一张全家福,照片拍完了,一家人的第一次大团聚定格在那一张底片上,五个月之后,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去世,那张全家福,成了任家最后一张合影。

任弼时去世之后,陈琮英没有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但也没有站到聚光灯下,她继续工作,在中央机要局担任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她参加全国政协和全国妇联的活动,参加红军纪念活动,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身体,直到2003年去世,享年101岁。
她身边的人记得,她晚年很少主动谈起任弼时,但偶尔说起来,话都很短,她说:“与弼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她还说过一句话,说即使任弼时很早就不在了,但在她心里,那个人一直在她身边。

从1926年在上海结婚,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二十五年,中间还隔着被捕、分离、长征、丧子和失子,从1950年到2003年,五十二年,陈琮英一个人过完了后半辈子。
她没有写过回忆录,没有在电视上讲述过那些故事,她活过了世纪之交,活到了101岁,最后在北京安静地走了。
那个当年在长沙织袜子供丈夫读书的女工,那个在法庭上挺直腰板说“我是本店的店东”的女人,那个在煤车上抱着夭折的女儿痛哭的母亲,那个在长征路上把孩子生在行军途中的妻子,用五十二年的沉默,把一段婚姻的尾音拉得很长。
更新时间:2026-11-17
本站资料均由网友自行发布提供,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QQ:4156828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61893.com 闽ICP备11008920号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48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