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你见过那种情况吗?一件事明明已经办成了,捧在手里看,越看越不对劲。
1964年12月,福建日报社收到了一份期盼已久的手写题字。编辑们围过来传看,越看越兴奋,然后有人开口了:"等一下,你们看这个'福'字。"
所有人凑过来,眼睛盯着那个字,沉默了好几秒。

"田"的一个角,写出纸外去了。
一个原本该在今天就见报的报头,就这样卡住了。改不了,印不得,退不回。整个报社,就那么僵在那张纸跟前。
这件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换来了三张重写的字,取出其中一张,从1965年元旦那天开始印,一印六十年,印到了今天。

1964年秋天某个深夜,福建日报社时事编辑室,几个人坐班等电稿。
那年头没有互联网,新闻消息靠电报传来,值夜班的人就等在那里,电报来了处理,不来就等着。漫长的夜班里,人不自觉地就聊起来了。
聊着聊着,几个人又聊到了一个老话题。
李瑞兴、季德吉、翟象乾,三个老编辑,盯着桌上的茶杯,说起了报纸报头的事。

《福建日报》这张报纸,1949年8月25日在炮声里创刊的。那时候条件简陋到什么程度?纸张靠从别处调配,两台老式手摇平板印刷机,四个工人轮班摇,才摇出了第一批一万份创刊号。
报社筹建团队是从苏州南下的一批人,一路跟着部队走,到了福建才安顿下来。第一张报纸能印出来,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第一版报头,是书法家舒同写的。这个人你可能没听过名字,但你很可能用过他的字,电脑里的"舒体"字库,就来自他。
他是军中书法家,同时代有一句评价流传很广:国共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两个人各有建树,各有拥趸,在当时的书法圈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舒同题写的报头
报头气派,大家一直挺满意。
但1961年换了一版,用了董必武的字,总归还是有人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个"点什么",说出来,就是一个心愿:要是能请写那个报头就好了。
这个心愿付诸过行动,报社编委会正式走过流程,托上级转达,回复是:忙,腾不出手来。

董必武题写的报头
好,那就算了。算了是算了,念头没死。
要理解这个念头为什么那么顽固,得先搞清楚那个年代报头意味着什么。
那不只是审美问题。那张报纸每天发出去多少份,报头就出现多少次。它是一张报纸的第一张脸,是所有内容最外层的那个包装,也是一份报纸身份最直观的标志。
读者一看那几个字,就知道这是什么报,这报是谁的。那几个字由谁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所以这个深夜,几个人又在聊这件事。
李瑞兴说:"要不咱们自己写封信?不走官方渠道,就用员工的名义,普通来信,说不定有用。"
几个人对视了一下。
有一定道理,正式渠道碰了壁,换个方向。信寄过去,最坏不过没回音,没什么损失。
就这么定了。

1964年10月8日,一封信从福州发出,寄往北京。
收件人:北京,毛主席收。
署名:福建日报 李瑞兴等数十人。
信里没有套话,就是说实话:我们这些天天和文字打交道的编辑,心里一直有个心愿,盼着有一天能在自己报纸的头版,看见那几个字。
信发出去了,大家继续上班。没人知道有没有回音,等多久,还是石沉大海。
没想到,这封信管用了。
1964年12月1日前后,题字写好了。12月7日,福建日报社收到了原件。

全社沸腾,传着那张纸挨个看,都说这字真是大气磅礴,"福建日报"四个字一气呵成,笔势张扬,有一股往纸外冲的劲道。
然后越看越不对劲。
那个"福"字,里头"田"的一个角,出格了,甩到纸外去了。

放今天,遇到这种事,打个电话说一声,或者发张图问问,可能一上午就解决了。
但1964年不是今天。
那张纸就放在那里,没人敢动它。改?不行。就这样印?更不行。你想想,"福"字缺了一个角,这个报头每天印出去多少份,读者一打开报纸就看见,怎么交代?
打回去重写?这话说起来轻巧,但写信的是普通员工,回复的是一张手写题字,中间走的是什么层级、什么关系,都不是打个电话能解决的。
而且,开口请重写,这个"开口"本身就是一道坎,措辞怎么拿捏?通过谁?万一对方觉得这话说得不对?

更关键的一点是,那张原件是珍贵的真迹,要原件寄回去,才能说清楚哪里有问题。把一张本该郑重收藏的字,再装回信封寄走,这个动作本身就让人犯难。
报社编委会开了会,来来回回议了好一阵,最后定了一条路:如实说,请重写一张。
但怎么说,谁去说,这才是难的。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打过东山岛,炮击过金门,什么场面没经历过。但这件事摆到他面前,他也皱眉头了。
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到北京,找在那边的省委领导林一心,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林一心回了电话,说了个方案:最快的路子,是直接写信给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中。此人是福建人,做事靠谱,东西交到他手里,能直接送到跟前。

好,就这条路。
那张原件,连同一封措辞极为谨慎的说明信,打包寄往北京。
报社上下心里没底,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觉得麻烦,不知道要等多久,也不知道这件事最终有没有结果。
等待,对搞新闻的人来说,是日常。但这种等待,格外漫长。

结果来得比预期快很多。
原件寄过去没多久,回信就来了。不是一张,是三张。
三个"福"字,写在三张纸上。其中一个旁边画了个圈,意思是:我倾向这个,但你们自己定。
报社的人把三张纸摆开,并排放在桌上,一张一张细看。
说实话,三个都写得很好。每一个都有那股劲道,那种毫不拘束、从容运笔的感觉,看起来轻松,但那是几十年功力才能有的轻松。不是谁都能写出这种字的,放笔之间,字形却稳稳落在那里。

但被圈定的那一个,确实最稳。"福"字里的"田",四个角完完整整,笔势大开,字形饱满,没有一处出格。
大家看完,没有异议,就用这个。
1965年元旦,《福建日报》换上了新报头。那天打开报纸的读者,第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福"字——鲜红醒目,完整大气,什么缺口都没有。
当天,报社还在一版刊登了《致读者》,把这段来龙去脉告诉了读者。
这个报头,从那天开始,一直用到今天,六十年,没换过。

说完这件事,再往外延伸一点。
这件事里有个细节,我一直觉得有意思:寄回来的不是一张,是三张,而且附上了意见但没有强制。字写好了,圈定了一个,但最终怎么用,留给报社决定。
这是个写字的习惯,不止这一次。给清华大学写校名,一口气写了六个版本,附上自己的看法说哪个草书好一些,但没说非用哪个。

给《北京日报》重写报头,专门去信说:现在写了多张,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如果不行,退回来我重写。
这口气,不太像是端架子的口气。
中国书法界对毛泽东的草书有个说法:二十世纪的草书,有三个人影响最深。
于右任规范了字型,林散之刷新了面貌,还有一个就是他,凭着那股挡不住的放纵气势,把草书写出了新的边界。
这话是书法界的评价,不是政治评价,讲的是技法和风格。
他练字的历史很长,从年轻时候起就没停过,在战场上用,在山沟里用,进北京之后也没放下。
据他自己总结,练字的历程大概分四个阶段:最早打基础,中间战争年代留下的作品不多,抗战时期在延安的那段岁月算是磨练期,进了北京之后才算进入成熟期。

据他自己说,进了北京城,感觉书法也变了——"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研究者把这段时期他的字定义为"复兴期",认为笔法已经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不用刻意控制,气势和结字反而更统一,达到了书法家孙过庭说的那种境界:人老了,字也老了,老成一片。
福建日报那个出格的"福"字,从技法上说,其实并不是什么大失误。
草书本来就讲究放,放开了才能有气势。那个"田"角冲出去,说明下笔的时候是放开的,不是小心翼翼的。只是恰好走到了纸边,超出了印刷可用的范围,才变成了问题。
但他收到反馈之后,重写了三张。不是一张,是三张。然后圈了一个,说你们自己定。
一个已经很好的字,收到"请重写"的消息,下一步是提笔重写三个版本,而不是说:我写的没问题,用就用,不用拉倒。

这件事里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态度。
到今天,全国31家省级党报,25家用的是他写的毛笔字做报头。22家是真迹,另外3家是从他历年手迹里拼出来的。
你今天打开任意一张省委机关报,十之八九,报头那几个字,出自同一个人。
毛主席已经离开五十年了,那些字,每天还在各个省的报纸上亮相。
【主要参考资料】
1. 《60年前,福建日报这样庆祝元旦》,福建日报官网,2025年1月1日
2. 《初心如磐 与时偕行——写在〈福建日报〉创刊七十五载之际》,福建日报编辑部,2024年8月25日
更新时间:202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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