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9日,保定看守所,河北省的检察长和省委秘书长来到刘青山面前,向他宣布了处决的决定。刘青山没有求饶,只提了两件事:一是孩子上学,二是捎话给弟弟,让弟弟把尸首领回去。
他还交代,住处那些大小皮包都是党的财产,要交还给党。这段经过,记录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反腐风暴》里。

对孩子的事,组织上当场给了答复:孩子是国家的,你犯了法,孩子没犯法。这句话后来一字一句都兑现了。
对弟弟的那句嘱托,则要等到第二天枪响之后。2月10日元宵节,公审大会开完,刘青山、张子善在保定东关大校场伏法,弟弟刘恒山还在一百多里外的安国县南章村。
据刘恒山1991年向一位文史研究者回忆,通知到得晚,他2月11日到傍晚才进了大校场。地上挖着一个一人多深的坑,坑里有口棺材。
他和一个同来的乡亲把棺材刨出来,装上牲口车往回赶。保定到南章村一百二十里,他走了一天一夜。
回村后乡亲们非要开棺看最后一眼,很多人都哭了。那口棺材是公费置办的。
中央在行刑前专门交代,后事要从人道主义出发妥善处理,河北省为此定了几条规矩,其中就有用公款买棺木、收殓安葬。罪犯要偿命,人死了也要入土为安,家里人还不受牵连,这是新中国给一个罪人留下的最后体面,也是对他早年那些功劳的一个交代。
另一边,张子善的遗体由他二哥从保定雇车接回深县,停灵三天后换了一口黑漆棺材入殓。张子善的大姐看到弟弟十个手指的指甲处还是黑的,那是他年轻时坐牢、被敌人往指甲缝里钉竹签留下的旧伤。

他唯一的儿子三岁就因肺炎夭折,到他伏法时,膝下已经没有后人。两口棺材,两个曾经吃过苦、受过刑、立过功的人。
早年,刘青山十几岁就给地主当雇工,在徐云甫介绍下入了党,1932年参加高蠡暴动时被俘,被拉去陪绑,侥幸活了下来;张子善在狱中受尽酷刑,没有吐露党的秘密。这样的经历,放在战争年代,是一段让人敬重的履历。
转折出在进城以后。1949年起,刘青山主政天津专区,张子善是专员,1951年又升任地委书记。
这两个人打着机关办生产这块招牌,把灾民的救济粮、修河民工吃的粮、修机场的补助款都当成了可以随手调用的钱,又拿公款跟不法商人倒腾钢材。刘青山本人生活腐化,还染上了毒瘾,经查落进他个人腰包的就有1.84亿元旧币。
两人当年办公的地方,在天津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那是一座晚清大宅院,新中国成立初期做过天津地委和专署的机关驻地。后来,这里办起了以这起案件为主题的反腐倡廉展览,用实物、照片和文字讲两个功臣怎样一步步变成罪人,各地常有党员干部专程去参观受教育。

刘恒山对哥哥的变化,早有察觉。老家的三间旧房子,当官以后的哥哥一间也没添;他回乡养病期间,带回来的不过几十斤小米面,来客吃喝还得弟弟掏钱张罗。
弟弟看得明白,哥哥的钱没往家里拿,都花在了城里的排场、买卖和自己的嗜好上,这比往家里拿更说明人已经变了。收完尸,刘恒山肩上多了三个侄子。
老大刘铁骑六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老三刘铁兵还在襁褓里。组织上按月给两个大的发供给,范勇1954年再婚后,孩子们大多跟着叔叔过。
几十年里,叔叔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没有让他们走上歪路,也没有让他们因为父亲的事记恨这个国家。这位亲手收尸的弟弟,后来怎么评价哥哥的死?
据不少报道转述,刘恒山晚年觉得毛主席那时坚持处决是对的,放过他就等于纵容贪污,处决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当年的心疼惋惜,到晚年的心服口服,中间隔着几十年,他看到的是国家风气慢慢正了,干部们心里有了怕。

拉着棺材走一百二十里的苦,谁也替不了他;可他是一名老党员,清楚哥哥挪走的是灾民和民工的救命粮。
骨肉亲情和国家法纪摆在一起,他站到了法纪一边。“三反”时立下的规矩能在乡村扎下根,靠的正是千千万万这样普通党员的认同。
1952年处置刘、张的时候,国家还没有专门惩治贪污的法规,主要靠中央当机立断;今天,立案、审查调查、党纪政务处分、移送起诉,每一个环节都有法规可循。变的是办法,不变的是那条线:谁伸手,谁就要付出代价,功劳和资历都换不来豁免。

再哥哥伏法以后,弟弟赶着牲口车把哥哥拉回南章村,这份手足之情真实而沉重;他晚年说毛主席的决定没有错,这份是非观同样真实。
亲情让他去收尸,党性让他看清哥哥的罪,这两样放在一个农民党员身上,并不冲突。
更新时间:202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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