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中派系斗争——关麟征与陈诚的恩怨

关麟征与陈诚的恩怨，是国民党军中持续时间最长、戏剧性最强、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派系斗争之一。这场横亘近二十年的恩怨，从黄埔军校初创时期便开始萌芽，一直持续到两人生命终结，其间上演了多次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直接改变了一位抗日名将的人生轨迹，也成为国民党政权内部倾轧的经典写照。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户县人，1905 年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性刚烈、耿直，说话从不拐弯抹角，有“陕西冷娃”之称。他所统领的第五十二军后来被称为“国军第六大主力”，作战风格以“稳、准、狠”著称，擅长穿插迂回和急袭，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中国的巴顿将军”。蒋介石本人曾当众称赞：“中国军队如果都像五十二军那样作战坚强，打败倭寇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 年生，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后经邓演达介绍加入黄埔军校任炮兵教官。身材不高，但心高气傲，手腕精明，深得蒋介石宠信。他靠十一师和十八军起家——“十一”竖写形似“土”字，“十八”竖写形似“木”字，由此形成了国民党内势力最为庞大的“土木系”，麾下有罗卓英、林蔚、郭忏、黄维、胡琏、方天等一大批骨干将领，连薛岳和孙连仲都被视为“准土木系”成员。

二人起点不同、出身各异，却因命运的巧合走到同一条道路上，而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一、“陈矮子不如曹万顺”——1928 年的梁子

1928 年，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处于大规模整编时期。为了吞并原福建军阀周荫人的旧部，蒋介石将这支杂牌部队改编为第十一师，由非嫡系的曹万顺任师长，陈诚任副师长。蒋介石此举用意有二：一是安抚投诚的杂牌军队，显示中央政府对待不同派系“一视同仁”的姿态；二是让陈诚过渡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再扶正。

陈诚对师长之位早已虎视眈眈。为了尽快挤走曹万顺，他授意自己的心腹、师参谋长罗卓英，联络师内的黄埔系军官联名上书，弹劾曹万顺，以“众意”推动“换帅”。罗卓英拿着联名信，逐个找到在十一师任职的黄埔一期军官——李默庵、萧乾、桂永清等人——一一签字。

当他敲开关麟征的门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关麟征看了看那份联名信，抬头看了罗卓英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史上的著名典故，被无数回忆录和史料反复记载：

“陈矮子并不比曹万顺高明，可能比曹还坏！”

“陈矮子”三个字，直戳陈诚的痛处。对于身材不高的陈诚而言，这三个字既是轻蔑，又是挑衅。罗卓英碰了一鼻子灰，回到陈诚面前如实汇报，据说陈诚的脸色当场变了。

陈诚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挤走曹万顺之后，陈诚如愿以偿地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随即开始清算。他很快找了一个由头，将关麟征调离第十一师，名义上是提拔为新编第五师副师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将他逐出核心权力圈。

关麟征到了新五师，灾难才刚刚开始。新五师成分复杂，军纪废弛，关麟征刚刚上任没多久，该师便发生哗变。关麟征在兵变中险些丧命，狼狈不堪地逃回南京。他后来确信，这场哗变的背后有陈诚的影子。虽然此事没有确凿证据，但关麟征从此认定陈诚是他的宿敌。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而它在后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生长，枝繁叶茂，直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将两人都遮蔽在它的阴影之下。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清两个人的性格特征：陈诚精明、记仇、善于利用人事手段排除异己；关麟征刚直、口无遮拦、不善也不屑于搞派系周旋。这两种性格在同一个屋檐下共事，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二、从棉湖“三炮定乾坤”到黄埔鄙视链

要理解关麟征对陈诚的轻蔑态度，还必须回溯到更早的东征时期。

1925 年 3 月的棉湖之战，是黄埔校军与陈炯明主力之间的生死对决。战况极为惨烈，何应钦的第一团伤亡惨重，阵地几近被突破。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焦急万分。此时，担任炮兵连长的陈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拉动山炮。炮管因连续射击而过热，一时哑火，但陈诚并未退缩，等炮管稍稍冷却后连发三炮，三发全部命中敌军的指挥中枢，敌军因此大乱、阵脚崩溃。

蒋介石在阵地上喜形于色，拍着陈诚的肩膀大声称赞：“好，好，辞修真是了不起，三炮定乾坤！”此战之后，陈诚声名鹊起，从此步入蒋介石的核心圈，开始了他青云直上的仕途。

然而，在关麟征这样从血火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黄埔一期将领眼中，陈诚的“三炮定乾坤”多少带有运气的成分。黄埔一期的军官们大多从基层一路打上来，在东征、北伐、中原大战中一步步拿命换取功名。在他们眼里，陈诚只是一个炮兵连长出身，靠着那一炮之“运”搭上了蒋介石的快车道，而自己却是从步兵团团长开始，在枪林弹雨中一步步杀出来的。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在一期生中相当普遍。

从黄埔内部的“鄙视链”来说，保定军校出身的陈诚，在黄埔一期生眼中终究是“外来户”。而黄埔一期生自恃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在军队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群体认同。他们可以容忍蒋介石重用自己的同学，却难以接受一个“外人”爬到自己头上。关麟征对陈诚的轻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黄埔一期这个群体对陈诚的集体性不满。

而这种不满，在随后的岁月里不仅没有消散，反而随着陈诚的不断高升而愈演愈烈。

三、1939 年上下级关系下的暗流涌动

如果说 1928 年的“十一师事件”只是点燃了导火索，那么真正让二人矛盾激化的，则是抗战时期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抗战全面爆发后，关麟征在战场上大放异彩。1933 年长城古北口抗战，关麟征率部与日军第八师团激战，被手榴弹炸伤五处，仍坚持裹伤作战，被抬下火线后北平各界纷纷前往医院慰问。此后，他接连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战功累累，升迁速度在黄埔生中仅次于胡宗南：1933 年升任二十五师师长，1937 年夏升任五十二军军长，1938 年 7 月升任三十二军团军团长，同年 12 月升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兴奋地说：“中国军队如都像五十二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就在关麟征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陈诚也在迅速崛起，并且二人的权力范围开始交叉重叠。

1940 年，关麟征奉命率第九集团军调往广西、云南一带，负责后方的防御任务。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第九集团军下辖的部队中，除关麟征自己的嫡系五十二军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队：第五十四军。

五十四军是陈诚“土木系”的嫡系部队，历任军长皆为陈诚心腹。当时担任五十四军军长的，是黄埔一期生黄维。黄维为人刚正不阿、清廉自守，从小读圣贤书，信奉“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贪污不受贿，也不贪生怕死。但正是这种性格，让他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关麟征得到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之后，面对这支“别人的部队”，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吞并它。而陈诚则坚决要保护五十四军不被关麟征染指。于是，一支军队的归属问题，成了两人之间长达数年的暗战。

局势在 1943 年发生重大转折。

四、黄维被诬与五十四军军长争夺战

1943 年初，黄维到基层视察部队时，发现国防部配发给五十四军的粮食中掺杂了大量砂石，还有部分已经发霉腐烂。性格耿直的黄维愤怒地质问后勤管理人员，对方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这是国防部的“惯例”，各部都是如此，将士们敢怒不敢言。

原来，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体系腐败重重。军粮在层层下发过程中被各级管理者中饱私囊，数量难以满足要求。为了弥补缺口，便往粮食中掺入砂石和陈年朽粮，比例大约为一公斤掺一两砂石。各部队长官大多知道此事，但碍于国防部的关系网，无人敢声张。

黄维不干了。他当即下令为每名士兵每天增加二两口粮，并将此事上报国防部及国民政府，要求彻查贪腐。这份报告捅破了国民党后勤腐败的窗户纸，在军中引起轩然大波。

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极为不满。黄维此举不仅让他的部门难堪，更可能在军中引发连锁反应——如果各部队都跟风闹腾起来，军心士气将大受影响。何应钦决定“杀一儆百”。

然而黄维是陈诚的人，不能轻易动。何应钦找到了关麟征——黄维的直接上级。关麟征早就对黄维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心存不满，二人一拍即合。

计划如下：由关麟征出面，授意五十四军的一些官兵“揭发”黄维贪污军饷；然后何应钦派稽查人员前来“查证”；再由何应钦上报蒋介石，要求撤职查办。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并不相信清廉的黄维会贪污，但“证据确凿”，又不好公然包庇，只得免去黄维五十四军军长之职，另调他任。黄维无奈离任，临走前留下了一句倔强的话：“如果查到我黄某人贪污，请军法从事。”

黄维一走，五十四军军长的位置就成了两人争夺的焦点。

关麟征力荐自己的亲信张耀明接任。张耀明是黄埔一期生，从出校门起就跟着关麟征战天下，是关麟征“陕西派”的二号人物，资历和出身都足以胜任军长一职。

陈诚则坚持要派自己的心腹接任。他提名了五十四军的副军长，认为五十四军既然是土木系的班底，理应由自己人接手。

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在何应钦的支持下，张耀明被任命为五十四军新军长。

陈诚的怒火可想而知。然而更让他恼火的是，关麟征不仅抢了军长的位置，还把手伸得更远——他调换了五十四军五十师和二十五师的师长，企图对五十四军进行彻底的“消化”。这已经不是人事安排的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吞并行径。

陈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在暗中授意五十四军中的土木系军官们联名上书控告关麟征，同时派出一位“牌子极硬”的干将——方天——出任五十四军军长，以抗衡关麟征的控制。两派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五、1943 年昆明机场的“吐血事件”——高潮

这场围绕五十四军的暗战，终于在 1943 年的某一天迎来了一场公开的、戏剧性的、几乎是荒诞的总爆发。

陈诚从湖北飞赴昆明，视察远征军军务。关麟征听说陈诚到了昆明，特意从自己的防区赶到昆明，前去“拜见”这位顶头上司。

两人见面后，很快谈及了五十四军的归属问题。陈诚坚持要收回这支土木系的嫡系部队，关麟征寸步不让。话不投机，两人先是争执，继而争吵，最后——据说——拍着桌子对骂起来。

关麟征一向口无遮拦，此刻更是情绪激动。他冷冷地对着陈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史上的著名典故，被无数文献引用：

“辞公钧座是即将掌握全国事的领袖人物，不应该再封闭在土木系小圈子里，一个军长的职务都不肯放手，这不是干大事业应有的心胸啊！”

话音刚落，陈诚的脸色骤然变得惨白。他素有胃病，此刻怒火攻心，胃溃疡骤然发作，整个人剧烈颤抖起来，随即“噗”的一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溅落在地。

一旁的杜聿明大惊失色，慌忙上前搀扶。关麟征也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嘲讽竟会引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按照某些回忆录的记载，关麟征在说完这句话后，肥胖的身躯微微侧身，据说还放了一个响屁，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仿佛为这一场荒唐的闹剧加上了一个荒诞的注脚。

无论这个细节是否属实，事实是：陈诚吐血了，倒下了，被送往了医院。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国民党军的高层。陈诚虽然愤怒至极，甚至一度请辞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试图借此向何应钦和关麟征施压。结果蒋介石居然批准了他的辞呈。

以陈诚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这一辞职居然被批准，说明了什么？据分析，蒋介石此时可能也有意借此事略作裁抑——陈诚的“土木系”势力膨胀过快，与史迪威等美军将领关系过密，这让蒋介石心中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关麟征的靠山何应钦，在蒋介石去开罗参加会议期间代理人事大权，正好趁机动了陈诚的奶酪。

关麟征虽然赢了这一局，但他与陈诚之间从此水火不容，再无和解的可能。

杜聿明后来试图居中调处，但两人的矛盾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任何调解都无济于事。

陈诚吐血之后，国民党高层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为了平衡，蒋介石一年后让陈诚接替了何应钦担任了十四年之久的军政部长一职，算是给了陈诚一个补偿。五十四军的归属纠纷最终以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草草收场——方天接手了五十四军，关麟征的吞并企图并未完全实现。这一回合下来，两人谁也没有赢，但谁都输得心不甘情不愿。

六、1945 年东北主帅之争：陈诚最后一刀

如果说之前的冲突更多是争权夺利的话，那么 1945 年的东北主帅之争，则是陈诚对关麟征的“致命一击”。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日本人在东北留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交通网络，铁路、电厂、兵工厂几乎完好无损。谁掌控东北，谁就掌控了未来。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必须选一位得力干将坐镇沈阳。

最初，蒋介石圈定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人选，就是关麟征。关麟征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大喜过望，特意跑到重庆面见蒋介石，畅谈他关于东北接收计划的宏伟设想。

然而，短短几天之后，一切忽然变了。

蒋介石改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司令，而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位子交给了杜聿明。

从东北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到一省的警备司令，天壤之别。关麟征懵了。他反复揣摩这道人事命令，越想越觉得不对——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果然，关麟征很快获悉：陈诚在蒋介石面前力荐杜聿明，理由是“杜聿明在缅北打过仗，熟悉平原与山地转换，更加适合东北战场的复杂地形”。

关麟征勃然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吼道：

“一定是陈小个子搞的鬼！”

这句粗话，把两人将近二十年的梁子都抖了个干干净净。旁边的参谋们谁也不敢吭声，只能低着头默默听着这位愤怒的将军发泄。

为什么蒋介石最终没有选择关麟征？官方的解释是：东北局面复杂，需要与苏联方面协调，军政长官必须具备极高明的政治手腕。而关麟征几次处理与陈诚的矛盾，过于直接、过于暴烈、得理不让人，这样的人去东北，难免令人担心。

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陈诚的暗中阻挠是关键因素。关麟征是何应钦的人，而陈诚与何应钦早已势同水火。如果让何应钦系的关麟征坐镇东北，对陈诚系的势力将是一个重大打击。陈诚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此外，蒋介石本人也未必完全信任关麟征。关麟征在云南曾与龙云发生冲突，险些引发武装对峙；后来又在昆明镇压学生运动，酿成“一二·一”惨案，引发全国舆论声讨。这些事件让蒋介石对关麟征的政治判断力产生了怀疑。

最终，关麟征被“雪藏”了。他不仅没有去成东北，连云南警备司令的位子也没坐稳——因为“一二·一”惨案，他被蒋介石作为“替罪羊”推了出去，所有职务被一免到底。

从此之后，这位抗日名将再也没有回到一线领兵的岗位。

而陈诚呢？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947 年，陈诚被派往东北收拾残局，结果在冬季攻势中惨败于林彪之手，名声扫地，灰溜溜的离开了东北。

命运在这里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两个争斗了二十年的对手，最终谁也没有得到东北。

七、黄埔军校校长与陆军总司令的头衔

虽然被雪藏了，但蒋介石对关麟征并非完全抛弃。1946 年 7 月，关麟征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翌年又升任校长，接替蒋介石本人出任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

这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职务。名义上是黄埔军校的掌门人，实际权力远不如一个军长。关麟征对此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他在军校任职期间，据说颇为用心，坚持严格训练、强调实战能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军官。

1948 年 8 月，关麟征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仍兼任军校校长。1949 年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时，他又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达到了个人职位的最高峰。

然而，这些职务都只是“花架子”。1948 年至 1949 年，国民党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高级将领不断战死、被俘、起义。杜聿明被解放军围困在淮海战场上，宋希濂、胡琏等人疲于奔命，而关麟征这位公认的“最能打”的名将，却始终被闲置在后方。

甚至当蒋介石缺人可用、高级将领纷纷败亡之际，他仍然不肯让关麟征出山。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蒋介石如此“雪藏”关麟征？陈诚的打压固然是一方面，但蒋介石本人对关麟征的信任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关麟征的暴脾气让他得罪了太多人——不仅是陈诚，还有龙云、何应钦之外的诸多派系。在蒋介石看来，这样一个人或许不适合在复杂的内战环境中独当一面。

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关麟征之所以被雪藏，恰恰是因为他太能打。蒋介石深知他的能力，如果让他重新出山，一旦功高盖主，反而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威。这种“宁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用人哲学，是蒋介石一贯的风格。

无论如何，历史没有如果。关麟征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场又一场战役的失败，看着自己的同僚一个又一个倒下，而自己只能坐在军校的办公室里，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命令。

八、香港的三十年：恩怨的终章

1949 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准备撤退到台湾，并多次邀请关麟征一同前往。但关麟征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不去台湾。

关麟征为何不愿去台湾？表面上的原因是：台湾省主席是陈诚。以关麟征的性格，他不愿意去陈诚的地盘上“受气”，更不愿意在陈诚的阴影下度过余生。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去了台湾，天天看到他陈诚。”

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更为复杂。关麟征在国民党内争斗了二十年，他比谁都清楚这个政权内部的分崩离析。他或许已经对蒋介石的用人方式感到绝望，对派系斗争的无穷循环感到厌倦。他选择去香港，选择脱离军界和政界，想要“晚年享点清福”。

但这一选择还有一个极为独特的理由：关麟征在接任陆军总司令后，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两全其美的上策——既不去台湾，也不降共，去国共两方势力都管不着的香港，彻底脱离政治漩涡。他曾在不同场合表示：“我是炎黄子孙，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在香港，关麟征深居简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牌，整日以读书写字打发时间。他早睡早起，生活极其规律。他对过去的事情很少提及，对旧日的恩怨绝口不谈，仿佛那些炮火连天的岁月、那些惊心动魄的对决，都已是上辈子的事。

但他并非完全与世隔绝。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第二天，关麟征在新闻中看到这个消息，沉默良久，随即携夫人从香港飞赴台湾，吊唁昔日的“校长”。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他完成了作为一个学生应尽的义务，然后默默地回到了香港，继续他平淡的隐居生活。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在台北病逝，享年 67 岁。关麟征得到消息后，据说并没有说什么。

1980 年 8 月 1 日，关麟征在香港寓所中病逝，享年 75 岁。他去世后，海峡两岸均举行了悼念活动，这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罕见的。

关麟征生前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1949 年初，淮海战役失利的消息传到香港，关麟征沉默良久，只丢下一句：“陈小个子，也没赢。”。这句话，或许是对这段近二十年恩怨最好的总结。关麟征输掉了官位，输掉了战场，输掉了自己最黄金的岁月；陈诚赢了吗？他在东北败在林彪手下，名声扫地，最终也只是退守台湾的一隅之地。两个人的争斗，终究没有赢家。

九、恩怨之外：派系斗争与蒋介石的平衡术

关麟征与陈诚的恩怨，绝非两个人的私怨那么简单。它折射出的，是整个国民党政权内部根深蒂固的派系倾轧，以及蒋介石驾驭这些派系的高超手腕。

从更宏观的派系结构来看，国民党中央军内部大致可分为三大派系：以陈诚为首的“土木系”，以胡宗南为首的“胡宗南系”，以及以汤恩伯、杜聿明、关麟征等人为代表的“何应钦系”或“黄埔系”分支。何应钦曾是黄埔系第二号人物，但蒋介石对他始终心存疑虑，时常扶植陈诚来制衡何应钦的势力。

关麟征在派系版图中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他既不属于陈诚的“土木系”，也不完全从属于何应钦。他手下有第五十二军这支部队，号称“国军第六大主力”，但他始终未能像陈诚那样建立起一个真正庞大的军事集团。他性格刚烈、行事直接，不善于搞派系经营，这在国民党内部是一种致命的短板。

另一方面，关麟征之所以能在几次重大冲突中“幸存”甚至占上风，何应钦的支持功不可没。无论是黄维事件中何应钦与关麟征联手“做局”，还是五十四军军长争夺中何应钦力挺张耀明，都体现了何应钦系与土木系之间的激烈对抗。而何应钦敢于在 1943 年蒋介石不在国内期间“动手”，也从侧面说明了两大派系之间水火不容的态势。

蒋介石对派系斗争的态度，一直是“利用而不消灭”。他用陈诚制衡何应钦，用胡宗南制衡陈诚，用汤恩伯搅动局势，始终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术保证了没有人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但代价是整个体系的内耗极大，效率极低，最终在与共产党的决战中一败涂地。

关麟征在昆明机场对陈诚说的那句话——“辞公钧座是即将掌握全国事的领袖人物，不应该再封闭在土木系小圈子里”——其实戳中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死穴：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没有人真正为整个国家和军队的全局利益着想。关麟征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争夺五十四军、排挤杜聿明和郑洞国，同样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关家军”。派系主义已深入骨髓，无人能免。

关麟征与陈诚的恩怨，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两个同样有才华、有抱负的军事将领，没有将精力用在共同的敌人身上，反而在派系斗争的泥潭中消耗了最宝贵的光阴。待到尘埃落定、大势已去，他们才恍然发现：斗来斗去，谁也赢不了谁。而输掉的，是整个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