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成为“小纳粹”的少年

《乔乔的异想世界》

青春期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和同龄人一起离开父母的约束，去野营、去徒步、参加篝火晚会、体验滑翔机、穿上漂亮的制服、组织集体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切实地为什么东西做出贡献……这样的青春听起来快乐而充实。

纳粹政权也清楚这一点。

以上所述种种，均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们的真实经历。为了种种新奇有趣的体验，为了追寻人生的理想和意义，或者仅仅是为了和同龄朋友们在一块儿，这些10-18岁的青少年们纷纷成为希特勒领导的“小纳粹”。

这种“快乐”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它满足了青春期正常的成长需求，也因此成功地让大部分青少年自愿服从，甚至热切地投身于第三帝国的暴力机器。与此同时，升学、就业、恋爱等私人生活也保留下来，进一步消除了许多年轻人对纳粹的异议。

直到战争把一切撕碎。

战后，这一代人普遍感觉自己“被背叛了”，但是面对自己被寄生的青春，他们难以承认自己也曾是纳粹的共谋。

在《破碎的生活》中，刚刚故去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康拉德·H. 雅劳施梳理众多回忆录，以冷静的分析和叙述，呈现了那一代德国人充满诱惑的青春期。

当政治狂热穿上了青春梦想的外衣，一个普通人如何分辨自己是在“成长”，还是在“被利用”？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下文摘自《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

康拉德·H. 雅劳施 著 王晨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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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谁拥有青年人，谁就拥有未来”

1933年1月30日，当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时，许多民族主义者欢呼雀跃。但左派对纳粹掌权已经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

听到这个消息后，6岁的埃卡·阿斯穆斯兴奋地叫道：“现在轮到汉斯叔叔的‘元首’了。”她的亲戚已经在准备火炬游行来庆祝胜利，而一位邻居家的妇女则忙着挂起万字旗。

另一位“老战士”如此欣喜若狂，以至于“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新的救世主吗？”

但在莱比锡，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吃惊地看到无穷无尽的纳粹行军队伍”。虽然他们期待有人会呼吁进行暴力抵抗，但“没有人来，什么都没发生”。

年轻的犹太人弗兰克·艾克本能地感到，从那天开始，“我的父母无法再保护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气氛消失了。一切再也不能被认为理所应当”。

随后，大部分德国青年被纳粹化，这并非意外，而是纳粹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希特勒宣称“谁拥有青年人，谁就拥有未来”。他非常重视年轻一代，视之为第三帝国的先锋，因为许多成年人过于顽固不化，无法完全接受纳粹主义。

因此，名为“希特勒青年团”的纳粹青年组织成了向年轻人灌输思想和培养下一代纳粹领导人的重要工具，后者甚至会更加致力于实现这场运动模糊的意识形态目标。

《乔乔的异想世界》

纳粹主义对正经历着从童年到成年的复杂转变的青少年特别有吸引力。在之前的世纪里，当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进入劳动者的世界，他们就被认为是长大了。

但到了20世纪初，像斯坦利·霍尔这样的心理学家和弗兰克·韦德金德这样的剧作家“发现青春期”是童年和成年之间一个过程性的生命阶段。在这一转变中，年轻人被认为将构建独立的自我，与父母分离，与同龄人建立新的关系。

希特勒青年团满足了所有上述需要，让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使命，让他们离开家庭，并为他们提供了属于自己年龄群体的伙伴。对战后世代的心理历史分析表明，魏玛时代的孩子很难抗拒这种诱惑。

德国青年纳粹化的影响既不像纳粹领导人所宣称的那么大，也不像后来的自辩者所宣称的那么小。由于希特勒青年团在组织上日益一家独大，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其成员几乎无所不包。

家庭、学校和公共宣传的压力迫使大部分年轻人加入，除非他们因为是左派、犹太人或其他“不适合者”而被排除在外。同龄人群体也通过朋友、休闲活动和对成年人的叛逆而发挥了强大的吸引力，许多青少年坚持成为团员，故意无视父母的保留意见。

不过，不断重复的口号、准军事训练和无止境的行军同样令一些年轻人反感，他们只是表面服从，但无视其意识形态意旨。

虽然掌控了大部分人，但这种强制和压迫也激起了反对，影响了青年团试图实现的目标。露特·魏格尔特回忆说，无论如何回应，“纳粹总是把一切，真的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

02 “我们完全相信自己的理想，对未来和元首毫无异议”

早在希特勒凭借纳粹运动的迅速发展而掌权之前，对德国年轻人的教条灌输就已经开始了。只要该党仍然被认为处于边缘地位，就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愿意加入。

但越来越多失业者因为冲锋队或党卫队的同志情谊和在街头冲突中的顽强作风而成为其成员。身着制服的他们“颇为风度翩翩”，从而获得了他们渴望的尊敬。

随着1930年和1932年的选举胜利让纳粹党成为最强大的党派，青少年越来越面临一场充满活力的运动，它承诺将终结大萧条，“带来秩序和稳定”，创造更好的未来。

《歌厅》

有各种理由可以说服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阿格内斯·莫斯曼考虑的只是爱国朗诵、唱民歌和行军的“乐趣”。对埃娃·彼得斯来说，填写少女联盟的会员表给了她从家庭和学校独立的“振奋之情”。对保罗·弗伦策尔来说，这个决定则是为了显示最低程度的顺从，表明他的家庭并不反对新政权。

不过，只要能够向其成员灌输思想，希特勒青年团就很少关心动机。

在反纳粹家庭中，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代际间的紧张关系。当汉斯·席尔默看到儿子穿上制服时，他变得怒不可遏。

“他禁止我去希特勒青年团。我不能成为成员，［因为］他作为父亲不会允许。就是这样！”年轻的汉斯-哈拉尔德“不明白这一点。其他男孩也穿着这些衣服”，却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他感觉到他的共产主义父亲认为“希特勒是个罪犯”，但这个年轻人却不能理解这种冒犯的严重性。他所想要的只是像他的同龄人一样。

在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领导”的率领下，希特勒青年团提供了一批诱人的活动，对10到14岁的孩子特别有吸引力，把“少年团”变成了“特别重要的理念灌输工具”。一个固定活动是每周的俱乐部晚会，“晚会上有综艺节目，还有丰富多彩的战争和胜利宣传”。

在周末或假期，团队成员会穿着制服集合，徒步前往美丽的湖泊、山间或森林。在那里，他们会搭起帐篷，聚在一起听恐怖故事，唱民歌。乡间漫步给了他们一种摆脱成年人控制的自由感。

卡尔·黑特尔记得，徒步穿越祖国的不同地区和在篝火旁唱歌把年轻人团结起来，创造了“一种与我们民族早已逝去的老一辈人真正交融的感觉”，他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

《乔乔的异想世界》

纳粹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希特勒青年团或纳粹党辅助组织的成员身份来控制休闲活动。虽然对政治感到厌倦，但海因茨·舒尔泰斯却被“希特勒青年团空军”所吸引，“因为在这里，我成功地实现了驾驶”真的飞机的梦想。年轻人首先搭建模型，合格后再乘滑翔机体验“‘真正的’翱翔”。

对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挑战，即便“飞行”只持续了两三分钟。

不太受欢迎的是“为德国人民和祖国”服务的任务，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必须履行这些任务，以显示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参与。

总的来说，年轻人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诉求。但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真的想要身着制服站在街角上摇晃他们的锡罐，按照“任何人都不能挨饿受冻”的纳粹口号，为给贫困家庭的“冬季援助”筹款。

希特勒青年团的吸引力还源于它能提供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让青少年有了不同寻常的行动机会。1938年，770万成员需要数以万计的领导者来组织他们的活动。因此，组织任命了外貌俊美、意识形态可靠或者受欢迎的青少年来领导由十几个只比他们年轻几岁的成员组成的小队。

致力于年轻人的自我领导常常造就了牢固的情感纽带，因为这些小领袖就是青少年的模范榜样。一旦被选中，这些未来的领导将接受特别课程的训练，学习如何组织每周的集会和准备旅行。

威廉·科列斯尼克记得，这种领导角色坚定了他的决心：“只有在成为德国少年团的领袖后，我才变得忠于民族社会主义。”

希特勒青年团试图塑造的德国年轻人理想类型，男性是雅利安战士，女性是雅利安种族的母亲。加入青年团时要说这样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属于元首！”。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不加质疑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希特勒本人要求男青年应该“像灰狗一样迅捷，像制鞋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钢铁一样坚硬”。这种意象宣扬，性格和体魄的力量比智力和想象更重要。

《乔乔的异想世界》

女孩们被这种男性纽带排斥在外，被要求发展出一种“信仰与美”的不同概念。此类口号的不断重复为青年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服役做好了准备。

一些乐于加入的年轻人完全被希特勒青年团的宣传和活动所征服。即便是强制募捐也无法让霍斯特·格罗图斯泄气，因为“他们带着自豪更好地谈论我们德国”。希特勒的成功向他证明，“纳粹的政策是正确的，失业正在快速缓解，‘民族共同体’比阶级战争更好”。

与对青年团“幸福时光”的怀旧不同，大部分回忆录对反犹主义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根据埃娃·彼得斯的说法，明显的“反犹主义在少女联盟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许只是因为它似乎不言自明”。许多青少年已经将对犹太人的宗教或社会偏见内化为其民族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由于希特勒青年团的义务日益军事化，格哈德·克拉普夫“对少年服役的态度从来不积极”。他宁愿练习管风琴，而不是在一位“不太聪明，学习上很懒”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的指挥下行军。像保罗·弗伦策尔这样当了学徒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了职业生涯，他们认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义务（在战前变成强制性的）完全是浪费时间。

为了逃避这种压力，不情愿的青少年发展出了一系列规避策略，特别是如果能得到父母支持的话。虽然希特勒青年团声称有数以百万计的成员，但有一小部分人想方设法根本没有报名，或是没有积极参与。

归根结底，希特勒青年团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对归属感的需要。露特·布尔文在回忆她的少女团小队时仍然充满了感情，认为那是“一个友善的团体”。

《乔乔的异想世界》

与许多前成员一样，她还记得“热情青年们始终微笑和快乐的脸庞，她们身体健美，守纪而迷人，完全相信自己的理想，对未来和元首毫无异议，充满了自信”。

这些积极的回忆显示，总体而言，大部分年轻人乐于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

03 “我非常喜欢这种新生活”

除非是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牺牲品，许多年轻人成功地维持了“私人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纳粹化压力和希特勒青年团强制活动的要求下，“许多东西仍然没有受到时事的影响”，从而使追求休闲、完成学业、开始工作或经历初恋成为可能。

结束学业后，年轻人要面临的难事是寻找既符合他们喜好，又能提供训练的职业。虽然经济在改善，但要找到第一份工作仍然非常费力。

年轻女性所受的正式教育较少，她们纷纷从事商店或办公室的白领工作，在那里可以与人打交道，而非进行体力劳动。年轻女性喜欢她们职业生涯的第一步，这让她们变得独立且有钱花。

通过行业考试意味着打开了通往蓝领或白领职业的大门。第一份真正的工作让他们的头衔变成了“技工”，地位也获得了提升，从前的受训者成了公司的正式成员。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酬从每小时10芬尼增加到50芬尼，让他们可以购买像连衣裙和西装这样更漂亮的衣服，看上去更像成年人。更多可用的钱还让看电影、听音乐会或周末旅行变得可能。

《我们的父辈》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青少年时光也是魏玛共和国那代人中年纪较长的成员开始对异性感兴趣的时候。那些年纪稍大，准备自立的年轻人则发展出了更为严肃的恋情。

不过，由于纳粹党的独裁控制和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破坏，这些关系难以发展成熟。埃娃·彼得斯回忆说：“在青年团的服役几乎没有提供与异性接触的机会。”汉斯·席尔默记得，青少年们对生活的现实一无所知：“我们‘全然不懂’该做什么或怎么去做。”

年轻人生活的相对正常事实上巩固了第三帝国，因为尽管有各种宣传压力，他们仍然被允许做出不同回应。

罗伯特·诺伊迈尔一开始是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但最终，“我非常喜欢这种新生活”。玩游戏、野营和唱歌，“这一切都让我很开心。能成为同志团体的一部分和平等者中的一分子令人鼓舞。最后，我也变成了属于它的一员”。

绝大多数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对希特勒超乎寻常的成功印象深刻，只要当局不扰乱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就愿意服从。

《我们的父辈》

根据海因茨·舒尔泰斯的说法，“决定性的积极方面在于……一个所有‘民族同志’都能看到的事实，即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正在变得更好”。回想起来，他称这是“纳粹政权在德国民众中接受程度最高的时期，在国外它说不上真正被人喜爱，但受到尊重”。

与此同时，保罗·弗伦策尔清楚地记得，“随着大规模失业的消除，新的社会方案的引入，以及《凡尔赛和约》歧视性条款的废除，大多数人对第三帝国感到相当满意”。

不过，越来越多的少数派只是走走过场，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断用新的方式来逃避纳粹的要求。“不守规矩的青年行为”很少转变成积极的政治抵抗，盖世太保会严厉地压制任何异见的苗头。

在科隆，来自共产主义家庭的少年格特鲁德·屈勒姆帮助召集了一群年轻的反叛者，他们戴着雪绒花别针作为标志，这种来自阿尔卑斯山的花象征着他们的自由。这些人通过徒步旅行、露营和唱歌来表现他们的独立。

他们确信“需要做点什么”来反对“不公正的独裁”，于是在房屋墙壁和货车上写下了口号，比如“你还不厌倦棕色的狗屎吗？”当盖世太保最终抓住他们时，其中的女性被粗暴殴打以逼供，男子则被送往前线的惩罚性连队。

这些反抗残暴政权的非凡勇气仍然是孤立的行为，从来没有真正危及纳粹的统治。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憎恶这些异见分子，认为他们是“罪犯、臭名昭著的懒骨头和道德败坏者”。

纳粹独裁可以迫害种族和意识形态上的少数群体，只要它确信能得到大多数成年人的支持和年轻人的热情。

04 “开始我们都是英雄，现在只是垃圾了”

当写到他们以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拥护时，像汉斯·克维萨这样的大部分作者都会对“我们这代人所受的诱惑”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因为这种诱惑剥夺了他们正常的青春。回顾过去，大多数作者认为自己是被误导的受害者，以便最小化他们自己对第三帝国的贡献。

遭到背叛的集体感受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许多人的父母和成人榜样也未能抵制元首的诱惑。

《音乐之声》

格哈德·克拉普夫表示，“纳粹成功地鼓动了最优秀的德国人，使他们真正相信那种崇高的伦理使命，即为重新成为一个强大、诚实、忠诚、勤奋和自豪之民族的新目标做出贡献”。

这种“民族共同体”的修辞承诺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共同体，而经济复苏似乎证明了希特勒是正确的。

然而，这些回忆淡化了年轻人中“自我纳粹化”的强烈倾向，那对作者来说是令人难堪的。对年轻人的思想灌输是如此有效，因为它不仅是由成年人，而且是由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提供的，这些人只比他们手下的团员稍大一点。

甚至许多不太关心政治的人都对青年团的活力印象深刻，就像罗伯特·诺伊迈尔一样，他们只是想和同龄人在一起。

不少青少年相信自己代表着未来，比如汉斯-哈拉尔德·席尔默，他们不顾父母的怀疑，成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

对于社会的局外人，纳粹的吸引力甚至更大，比如“外国人、无家可归者和私生子”威廉·科列斯尼克：“最重要的是，［纳粹］鼓励所有人向上流动……这大概是最触动我的地方。”

由于制裁是致命的，因此需要非凡的洞察力和勇气才能始终远离、拒绝服从或积极抵制第三帝国的扭曲世界。

但是，父母的怀疑并不能自动唤起青少年反对当局，甚至像格哈德·克拉普夫这样有批判精神的青年也感到自己“在席卷一切的热情和挥之不去的怀疑之间左右为难”。

最终，纳粹青年将为他们盲目追随领袖参与毁灭战争和种族灭绝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民族主义家庭、纳粹化的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思想灌输的共同影响下，大多数人成了纳粹镇压和侵略的顺从工具。

《我们的父辈》

毕业班的年轻男性中大约有一半死在了战场上。年轻女性不得不忍受轰炸、逃亡和驱逐。通过亲身遭受这些可怕的经历，大部分人才发现他们崇拜的是一个错误的偶像。

封面图：《乔乔的异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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