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昊：三星堆器物坑形成过程分析与背景蠡测

在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一号、二号坑（以下简称K1、K2）发现后注，学术界围绕这两座器物坑的性质、年代、族属、物质文化源流等多角度议题展开了讨论注。其中，分歧最大、最为持久的争议当属这两座器物坑的形成原因。近40年来，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包括燎祭瘗埋注、综合祭祀注、厌胜巫术注、不祥宝器注、敌国破坏注、亡国藏宝注、迁都祭祀注、农业祭祀注、焚毁宗庙注、法器失灵注、火葬仪式注等至少十余种。

2020年10月至2022年11月，三星堆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掘了6座器物坑（以下简称K3—8)注。此次发掘除了提取1万多件金、铜、玉、石等不同材质的遗物外，也获得许多有关器物坑堆积特征的新信息。通过综合这两次发掘的收获，我们有机会从更加全面的角度重新梳理三星堆祭祀区内各类遗迹的空间布局、堆积形态、器物关联性等细节现象。本文将尝试从古人当时的主位视角（Emic Perspective）来理解古人在“制造”这些器物坑时曾面临的一系列有关设计与施工的抉择，从而探究器物坑的选位、挖掘、器物分配、填放、焚烧、掩埋等行为的时间线。厘清这些问题，对于精细化复原导致三星堆器物坑形成的人类活动过程、推断古人的行为逻辑至关重要，进而也可为探究器物坑形成背后的历史动因提供必要的考古学实证线索。

一、器物坑的共时关系

在复原三星堆器物坑的形成过程前，首先有必要辨析器物坑的共时关系。根据目前的遗物整理修复情况，多级青铜神坛、铜倒立顶尊撑罍神像、一号和二号青铜神树的残件都已在K2、K3、K7和K8中被辨识出来，详细信息已在发掘简报中说明，此处不赘述。这些大型铜器的跨坑拼对现象可直接证明K2、K3、K7、K8的形成源于同一次事件。而上述四坑与K1、K4—6四座坑的时间关系，除了可依靠已破碎的单件器物的拼合外，还有两种情况也能反映出不同坑之间器物的关联性。第一种情况是数量稀少、在当时可能被成套使用的器物发现于不同坑内。第二种情况是，原本由多个组件通过绳索串联、贴附等方式共同组成的一件器物，被拆分开后埋入不同坑内。这些组件的形态、质地、结构等特点导致它们无法被独立使用，具有明显的相互依赖性。

图一K1与K8出土铜圆颐人头像

1.K1∶2 2.K8⑨TQ∶126(1引自陈显丹：《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3页；2为江聪拍摄）

K 1中出土了1 3件铜人头像，多为三星堆器物坑大量发现的平顶人头像，但有1件圆颐人头像K1∶2在1986年发掘时仅见于K1内（图一，1）。然而，在新发掘的K8内出土了另1件圆颐人头像K8⑨TQ∶126（图一，2），其造型和尺寸恰与K1∶2极为相似。两器均下颌圆润，面部柔和，头顶有子母口，与各坑出土的其余近200件人头像差异较大。由此推测，这两件圆颐人头像大概率原是成对陈列于神庙、祭台等仪式性场所中的，若仅拆除其中一件则原本的仪式场景即无法维持。因此，如果说K1的铜平顶人头像和玉璋、凿、斧等数量较多的器物与其他坑具有相似性，可能是因多批制造和分次埋藏的结果，那么K1与K8这两件可能成套使用的铜圆颐人头像，是在两次不同动因的事件中分别掩埋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它们应是在同一事件中被拆下后填放入不同的坑内。此外，在K1、K2、K5、K7、K8中都出土了带有云雷纹、兽面纹的象牙微雕碎片，工艺特征和纹饰图案有较高相似度。这些易碎品出现在不同坑内，也暗示了相关器物坑的形成间隔不至于很长。

对于K4，虽然出土的铜器、玉器数量有限，如铜扭头跪坐人像等复杂器物也不见于其他坑。不过K4中的一些小型器物仍能反映出该坑与其他坑的时间关联性。K4共出土57件鱼形金箔饰、6件铜铃、8件铜挂饰以及2件铜花苞形器，这些同类器物在K2、K3、K7、K8中也有发现。其中，K4出土的鱼形金箔饰（图二，4—6），在形态、尺寸、纹饰、打孔位置等方面与其他坑中所见者几无二致（图二，1—3、7—9）；铜龟背形挂饰（图三，2、3），也与K2、K8所出同类器的形态非常相似（图三，1、4）。

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小器物的使用方式来看，它们原应是悬坠于青铜神树等大型器物上的挂饰，无法单独使用。而带有挂环或穿孔的神树枝干残件，主要见于K2、K3、K7、K8内，反而K4中没有任何发现。因此，多个坑内的金、铜小挂饰虽然各自相对完整，无法实现以断口为基础的跨坑拼对，但其在使用方式上的配件性质也足以说明器物的同源性。这些小挂饰应是在悬挂主体被拆除后，也被取下并分坑掩埋。

K5与其他坑的共时性，首先可反映在不同材质配件的组合关系上。K5中出土1件大型黄金面罩K5∶3注（图四，1、2），类似的黄金面罩在K1—3、K8等坑中也有发现。这些面罩都由金箔制成，壁薄质柔，难以单独使用，原应贴附在铜人头像或铜面具上。而K5（也包括K6）中却未见任何完整或残断的铜人头像和面具。此外，K5的这件黄金面罩残高25.47厘米，大于目前已发现的所有铜人头像。而具有相近尺寸的铜面具恰在K2、K3、K7、K8这四座已明确是在同一事件中形成的坑内有发现，其中的某件可能就是与K5黄金面罩搭配使用的，如K8⑨TQ∶26的通高即为25.3厘米（图四，3）。因此可以说，K5的黄金面罩与这些铜面具也即构成了逻辑上的拼合关系。

图二K2、K4、K8出土的鱼形金箔饰

1—9.K2③∶130-25、K2③∶130-24、K2③∶130-23、K4hj∶229、K4yw∶391、K4hj∶218、K8⑨JQ∶32、K8⑨JQ∶248、K8⑦JQ∶52(1—3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成都：天地出版社，2009年，第510、511页；4—6引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封三-6、4、5;7—9为笔者拍摄）

图三K2、K4、K8出土的铜龟背形挂饰

1—4.K2②∶103-14、K4yw∶961、K4yw∶1059、K8⑧TQ∶117(1引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第192页；2、3引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图二四-2、图二一-3;4为笔者拍摄）

其次，K5中还大量散布有一类圆形金箔片，直径约2厘米，中心可见一小孔。此类圆形金箔片在K2内发现6枚，在K8已整形展开的金箔器中也至少有2枚（图五）。在平面位置上，K5与K2、K8相距不远，但K2和K8坑口完好，坑内堆积连续，填土层以下没有被深度打破的迹象，且K5内圆形金箔片的数量大幅度多于K2、K8。因此，不存在挖埋K5时将旁侧坑中圆形金箔片挖出混入K5的可能性。与鱼形金叶（金箔饰）的情况相似，这3座坑内的圆形金箔片可能用于装饰同一类甚至同一件以有机质材料为基底的物品。古人可能是将零星散落的圆形金箔片埋入K2和K8，而将这件特殊物品的主体放进K5。此外，上文已提及，K5内也出土有与K1、K2、K7类似的薄壁云雷纹象牙器的残片。

图四黄金面罩与铜面具

1、2.黄金面罩（K5∶3）正、背面3.铜面具（K8⑨TQ∶26)(1、2引自《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封三-1、2;3为江聪拍摄）

图五K2与K8出土的圆形金箔片

1.K2②∶263-6、4、5 2.K8⑦JQ∶200(1引自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星堆图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2为笔者拍摄）

综上，器物的成套关系、搭配组合关系共同反映出，K1、K4、K5与K2、K3、K7、K8四座坑的形成时间也非常接近，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事件的结果。对于K6的形成时间，目前虽尚无直接的器物关联性线索，但据下文关于器物坑布局特点的分析，K6与K5应基本同时，因此K6的形成时间不会大幅度晚于其他7座坑。

二、坑位布局与坑体形态

在动工挖坑之前，古人面对的第一个抉择，是随机选位挖几个大坑，还是有特定的布局方式。同时，古人还需决定坑体形态是较为随意，还是都挖成特定的样式。从器物坑的轴向、位置、间距以及形制结构来看，古人都选择了更有规律性的方案。

第一，8座器物坑的朝向显示出有意识的平行布置特征。依各坑南北轴线计，K1朝向为北偏东35度，K2为35度，K3为30度，K4为36度，K5为27度，K6为34度，K7为28度，K8为27度（图六，1）。考虑到古人在大场景施工时由于技术条件产生的基本误差，这些坑的南北轴线基本可认为是一致的。古人必然是认真筹划了8座器物坑的朝向，并采用一套大致以北偏东30—35度作为“正北”的定向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定向体系也被用于三星堆古城内其他大体量建筑的施工上。如青关山一号建筑（F1）位于古城北部，远离祭祀区。该建筑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面积近1015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三星堆文化时期最大的单体建筑，很可能是举行高等级活动的场所注。根据发掘简报所提供的平面图（图六，2），该建筑南北轴线约为北偏东38度，表明在规划这座重要建筑时与规划器物坑所参考的定向系统为同一知识体系。此外，三星堆大城西城墙、内城月亮湾城墙北段的走向也都在北偏东30度左右（图六，3）。相比之下，同时期殷墟宫殿区大型建筑的中轴线方向大约为北偏东5—10度注，与三星堆器物坑的定向体系差异显著。三星堆古城内这些重要遗迹在轴线方向上的相似性，也表明挖坑人知晓并能遵循三星堆社会的基本定向习惯。

图六祭祀区器物坑与三星堆古城其他重要遗存轴线方向对比

1.祭祀区器物坑2.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F1) 3.三星堆西城墙与月亮湾城墙北段

（1改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图二；2改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图六；3由三星堆考古队提供）

第二，除了单坑的轴线方向，古人还考虑了各坑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器物坑的平面分布显示出至少存在3对双坑成组的现象，分别为K2、K3组，K5、K6组，K7、K8组。同组两坑的形态和尺寸都更为接近。同组两坑的南、北侧坑口连线基本齐平，均在东偏南28度左右，与单坑的南北轴线方向大致垂直。这也再次反映出，无论是单坑的轴向选择，还是成组坑的相对位置安排，都是使用同一套定向方法，且同组两坑应是一次性规划完成的。K1、K4两坑南、北侧口沿连线差距较大，有可能独自成组。另外，由于祭祀区台地东北角在历史上早已被破坏，或许原在K4东南侧、K2东北侧曾存在过一个与K4成组的器物坑。

值得特别重视的一点是，K5、K6组中的K6打破K7的一角。这种情况究竟代表了多久的时间间隔，是有一定线索可寻的。首先，从整体平面特征来看，K5、K6仍采用双坑东西并列成组的布局，单坑南北轴线为北偏东约35度，北侧坑口连线约东偏南28度，布局模式与K2、K3组和K7、K8组的相似程度高于K1和K4。第二，两坑与其他坑一样，都采用直壁方坑的结构，而不同于祭祀区内已发现的另外3座圜底圆形“祭祀坑”。第三，K5和K6两坑的深度被控制在1.2米以内，而K7填土深度约1.5米，因此都可避免触及K7的器物层。

考虑到以上现象，若挖掘K5、K6组的古人不知其他坑的存在，特别是分组、方位等细节信息，则恐怕难以做到与K2、K3组及K7、K8组共同构成齐整的排布样式。若知晓K7、K8组的存在，则也应具有避免打破K7的能力。由于这两种假设都不符合最终实际所见到的现象，因此不排除K6与K7的打破关系是挖坑者有意为之。前文已提及，K5中出土有与K2、K8所出可能来自同源器物的圆形有孔金箔片，其形成时间整体上与K2、K8差距不大。因此，K5、K6组的挖坑者可能清楚了解其他坑的所有信息。而可能是出于某种仪式安排或宗教习俗，古人将整个活动过程进行了一定的阶段性划分，K1—4、K7、K8先形成于活动的第一阶段，K5、K6组则形成于活动的第二阶段。挖坑人专门在面积达1.3万平方米的祭祀区内，有意识选择在前一阶段器物坑的密集分布区内继续挖稍浅的坑，但又恰到好处地不将K7内的器物挖出。这一假设也与后文所述K5、K6组的包含物与其他坑差异较大的现象是相协调的。

在确定整体布局后，古人对于每个坑的挖掘都较为规整，没有草草应付的迹象。首先，各坑都近长方形或方形，坑口线基本笔直，转角位置较清晰（图七）。除K4南壁存在一处特殊的生土包以外，各坑壁面总体竖直，仅略有内收、弯曲等情况。第二，坑底都较为水平，未见大幅度的倾斜或起伏。一些坑底虽存在浅窝，但这主要是因众多器物长期重压后嵌入坑底所致，并非古人未平整坑底。第三，除K5和K6外，其余6座器物坑的现存最大深度集中在1.5—1.8米，表明在挖坑之初就确定了总体一致的目标深度。总体来看，虽未发现古人使用木板或其他材料对坑壁或坑底进行铺垫加固的情况，不过就坑体本身的施工情况而言，三星堆器物坑的规整程度并不逊于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宗庙前庭、高等级陵墓前的各类祭祀坑，是有规划的活动。

图七三星堆器物坑坑体形态对比

1.K8 2.K7 3.K3 4.K4

(1为笔者拍摄；2引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七号坑发掘简报》，图六-3;3引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发掘简报》，图三；4引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图三）

综上，三星堆8座方形器物坑应是在同一次且分阶段的重大活动中形成的，其布局形式是一次性通盘规划的结果。虽然目前无法确定活动中两个阶段究竟间隔多长时间，但K5、K6组的形成时间不会晚于先前6座器物坑太久，且大概率主要由熟悉情况的同一批人员完成，这一点在各坑填埋物品的分配模式上也能体现。

三、器物分配

在挖好坑后古人将面临下一个抉择，是将不同材质、类型、尺寸的器物随机倾倒入各坑中，还是预先进行一定程度的分配后再行填放。从8座器物坑所出遗物类型来看，显然是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器物坑的成组关系，既是为了确定各坑的相对位置，也应是古人进行器物分配时的重要依据。古人在考虑究竟向各坑填放何种器物时，可能主要考虑了同组器物坑的“坑间关系”和不同组器物坑的“组间关系”这两方面因素，从而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分配逻辑。

首先，对于同组内的两座器物坑，古人同时采取“组内相似”和“组内互补”两种分配逻辑。这一特征在K2、K3组和K5、K6组及K7、K8组都有清晰的表现。如K2、K3组为“组内相似”关系（图八），均在坑底放置大量容器、面具等大中型铜器。两坑内的玉器、金器数量较为接近，具体器类也较为相似。

与之相对，K7、K8组所填埋器物的“组内互补”关系尤为明显（图九）。在铜器方面，K7大型器少而小型器多，K8大型器多而小型器少。在玉器方面，除珠管等微小器物外，K7内如戈、璋、凿等体量稍大的玉器数量显著多于K8,互补特征也很突出。此外，K5、K6组的器物也符合“组内互补”的分配逻辑。K5内为大量金器、象牙器、玉石器等，K6内则以木箱方式盛装仅1件玉器及其他易腐朽的有机物，两坑基本同时反而完全没有相似之物。

图八K2和K3器物层与象牙层基本面貌对比

1.K2 2.K3

(1引自《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第240页；2引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图四）

图九K7和K8象牙层与器物层基本面貌对比

1.K7象牙层2.K8象牙层3.K7器物层4.K8器物层（1、3引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七号坑发掘简报》，图六-1、2;2、4为笔者拍摄）

第二，不同组间的器物分配均为“组间相异”关系。K2、K3组以大量的大中型铜器为主，辅以一定数量的其他器物。K7、K8组同时包含高密度的大中小型铜器、玉器、金器。K5、K6组均无铜器，以小型玉器、金器、象牙器及有机质物品为主。即使对成组关系尚不清晰的K1、K4两坑，若以单坑成组的视角来看，同样也遵循“组间相异”的器物分配模式。K1内铜器、金器、象牙的绝对数量都不多，但玉器数量较多，尤其如形态独特的鱼形玉璋皆出自K1。K4中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数量都较为稀少，但在坑底有意识地集中放置许多陶容器碎片。

第三，古人对象牙的分配逻辑也大致相似，象牙数量基本都是“组内相似”和“组间相异”，不过没有明显的“组内互补”现象。从8座器物坑象牙数量的统计情况看（图一〇），同组坑的象牙数量连续，未出现某坑象牙数量插入组内两坑之间的情况。K5、K6组两坑完全没有整根象牙，K2、K3组两坑在器物层之上均较疏松的放置70—100根象牙，而K7、K8组两坑则各自密集堆放200—300根象牙。

图一○各坑象牙数量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各坑内的器物会出现一定的类别混杂、重合现象（如K7也有2件相对完整的铜人头像，K4中也埋入少量的金箔叶、铜铃等），但是对于涉及数量过万件、且包含不同材质器物的繁重分配任务，可说古人应是以较为细致、认真的态度完成了此项工作的。

图一一K8坑口较纯净的封坑填土

（乔钢拍摄，北→南）

综上，以双坑成组关系为基础进行器物的分配方式，表明古人应是在动手挖坑之前就设计了一整套器物的分类和分配方案。所有准备填放入坑内的器物，曾经一次性全部出现在古人面前，如此才能知晓器物的总量，并以此合理分配向各坑内填放的大致数量。而最终所表现出的坑间、组间具有较强规则性的器物分配模式，是古人对物品类型、数量、坑体尺寸和活动需要进行通盘筹划的结果。

四、器物放置与掩埋

在器物分配完毕后，古人需要考虑的是将分配给各坑的器物按照特定顺序填放，还是以混合方式倾倒进坑内。从发掘所见来看，古人基本都是先放入相对完整器，而后再依次填放象牙、燃烧灰烬等物，最后都用较纯净的填土将坑口彻底封闭（图一一），这也使各坑内都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分层特征。这也意味着，为各坑所分配的不同类型的器物，在坑外时不太可能是混堆在一起的，而应已在空间上分隔开来。

在确定填埋顺序后，古人还需决定是将这些器物随意抛扔，粗略码放，还是细致摆放。从坑内器物的宏观水平分布来看，处于坑底器物层的相对完整器和象牙基本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有序码放，而非位置随机的抛投。各坑中基本都未形成局部显著突起的器物堆和象牙堆（图一二）。同时，古人似乎还尽可能地用象牙将下方的器物层全面遮蔽起来，这一点在K7、K8组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使象牙数量相对较少的K2、K3组，古人也有意识将象牙在全坑散布开来，从而使稀疏的象牙能更广泛地遮蔽器物层。因此，古人虽未细致调整每件器物和象牙的姿态，但也确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码放整理，从而使这些物品在坑内的分布更加均匀。

图一二K8内基本水平分布满坑的象牙层与器物层

1.象牙层2.器物层（皆为余嘉拍摄，西→东）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少小型器物，古人还存在有意识的收纳行为。从器物的出土细节状态来看，这些收纳行为可大致概括为盛装、串连、堆拢、叠摞等方式，涉及铜器、玉器、贝类等器物。

图一三K8局部

1.铜大口尊K8⑨TQ∶923洒出的铜箔2.压倒并损坏铜大口尊的象牙（皆为笔者拍摄）

第一类收纳方式为盛装。尊、罍、瓿等体量较大的铜容器在入坑时基本都装有海贝、玉珠管、铜箔等小型器物，且一件容器内收纳的器物往往以同一类型为主。以具有明确统计数据的K2为例，该坑共出土各类玉珠管380颗，其中326颗（占85.8%）发现于铜容器内；出土象牙珠120颗，其中铜尊K2②∶79、罍K2②∶103两器内共出土116颗（占96.7%）；出土海贝约4600枚，其中3025枚（占65.8%）直接发现于铜尊K2②∶129、尊K2②∶146和罍K2②∶103内，另有1493枚（占32.5%）可能原本置于铜容器内后洒出，合计约98%的海贝出自铜容器内。

还需注意的是，一些盛装小器物的铜容器最初应是以直立姿态被放在坑底，后因其他器物和象牙的碰撞、挤压而歪倒（图一三，2），从而导致内部的器物散落于容器口附近。如铜大口尊K8⑨TQ∶923平置于生土坑底，从尊口向南约0.5米范围内呈扇形密集分布逾400片铜箔，间杂少量金箔和铜瑗等小型器物（图一三，1）。在对该器进行室内清理时，发现直至铜尊腹中仍有近百件保存较完好的铜箔。因此，铜箔应是在入坑前就特意集中放入尊内，而非填埋过程中随机掉入。铜尊在生土坑底上曾是直立的，而非被人从坑口抛下，否则铜箔堆的散布面积将更大。

图一五K8所见可能以串连方式填入的小型器物

1.象牙珠2.玉管3.铜瑗4.铜瑗与玉瑗（皆为笔者拍摄）

此外，古人在向铜容器内装填器物时，还精心考虑了器物的方向性。如铜圆罍K2②∶88内共清理出38件玉凿（图一四）。该器出土时已倾倒，许多玉凿被甩出罍口外，部分在原位折断。据照片判断，这些玉凿原本都是以端刃向下、柄部向上的方式顺向插进铜圆罍内。

第二类收纳方式为串连。部分有中孔的玉珠管、小型铜器未放入容器内，而是在入坑时可能用有机质绳索串连。如在K8的清理过程中，时常发现多件形制相近的象牙珠、玉管、玉珠紧邻分布的情况（图一五，1、2）。此外，还有多组尺寸相近的铜瑗、玉瑗上下紧贴在一起的现象（图一五，3、4），它们在入坑时可能就捆绑在一起。否则，独立抛掷形成这一状态的概率是很低的。此外，与串连类似的一种收纳方式为包覆。目前已在多个坑内的铜器、玉器表面观察到纺织品痕迹，或许其作用之一就是将器物包裹或覆盖（图一六）。不过由于纺织品痕迹的发现非常零散，目前还不能判断被包裹器物类型与纺织品种类是否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图一四铜圆罍K2②∶88洒出的玉凿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第78页）

第三类收纳方式为堆拢，是在不影响器物层整体水平分布的前提下，将相同类型且数量较多的器物集中在某一区域堆放的现象，这种情况在玉器、铜器上均有反映。如K1中的玉璋、戈集中分布在坑东南部，斧、锛、凿等小型玉石工具则主要集中在坑西部（图一七），K2中的玉璋、铜兽面集中堆放在坑西部，在K7中也见大量玉凿贴近坑东壁处密集放置。

第四类收纳方式为叠摆,其整齐程度相较于堆拢更进一步。如2件尺寸几乎一致的铜菱形眼形器K8TQ⑨∶498、499，严丝合缝的叠在一起，间隙中几乎未渗入填土（图一八）。这种情况见有多例，似不是偶然现象。玉器也有相似的情况，如K2出土的21件玉戈，不仅全部集中在坑东南部，甚至同一形制的玉戈还被同向叠置（图一九）。假如堆拢现象还可被解释为向特定区域集中抛掷器物的结果，那么叠摞现象无疑表明有人进入坑内将这些器物谨慎安放好。

图一六铜器表面附着的纺织品残片

（笔者拍摄）

图一七K1内集中堆拢的玉器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第31页）

图一八K8内叠摞的铜菱形眼形器

（笔者拍摄）

图一九K2内叠摞的玉戈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第146页）

对小型器物的有意识归类收纳，表现出更为谨慎、有序的行为过程。此外，收纳现象也提示我们需对坑内器物损毁的原因加以更细致的区分。各坑的青铜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断裂等现象，一些铜器应在坑外就已断损，出土时仅见部分残片。不过，从创伤部位来看，还有不少残损严重的尊、罍等铜容器应主要是由于其他器物、象牙重压造成，而非入坑前人为砸击的结果（图二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受损的铜尊、罍正是收纳海贝或玉器等物的主要容器，若在入坑前就已严重变形甚至破漏，便难以承担此收纳功能。

五、燃烧事件与挖坑填器的时空关系

除了挖坑填器行为外，与器物坑紧密相关的另一重要现象就是燃烧事件。在1986年和2020年的两轮发掘中都注意到有器物经过火烧，甚至如人头像等一些器壁较厚的铜器也被烧流，即燃烧温度曾达到800摄氏度以上。同时，除K6外的各坑内都发现了体量不等的灰烬堆积。因此，燃烧事件的发生地点、形式以及与挖坑行为的先后顺序，对于理解此次活动的性质和动因也很重要。而坑内堆积的细节现象恰可反映出此次燃烧事件的一些特点。

图二○K8内多件原位破裂、盛装海贝的铜容器

（笔者拍摄）

图二一颈部严重烧流的铜人头像K8⑨TQ∶441

（笔者拍摄）

一方面，大规模的高温燃烧应发生于坑外。首先，在发现较多灰烬堆积的K1—4和K8中，均未观察到坑壁被烧红、板结的情况。其次，在K8相对纯净的封坑填土第6层中发现一段长约0.5米的粗壮树木枝干，它是在下方灰烬层被黄土封闭之后才被放入坑内的。此外，器物层中所见被高温烧流的铜器周边并未发现燃烧痕迹。如铜人头像K8⑨TQ∶441颈部已严重烧流（图二一），但相邻的其他铜器上未观察到经历高温的迹象，因此这件人头像的融化和重凝过程（并非仅指完全冷却）都应发生于坑外。

另一方面，坑外燃烧产生的灰烬在入坑时可能尚未完全熄灭。K8中有一条较为明显的线索，古人在向该坑象牙层之上倾倒灰烬之前，先大致沿坑壁一圈填入了一层纯净黄土（第8层）。这导致灰烬在被倒入坑内时，仅与坑中部未被黄土保护的象牙发生接触，从而造成一个略呈圆形范围内的象牙被烧焦（图二二）。不过余烬仅影响了2—3毫米深的象牙表层。因此灰烬的温度应不高，燃烧时间也不长，很可能由于古人继续用黄土封坑而很快熄灭。

以上迹象表明，向坑内填入灰烬的行为应是在坑外高温燃烧事件后立即发生的，两个过程的时间间隔短于植物燃料彻底熄灭的耗时，且燃烧发生地点应距离器物坑不远。这也意味着古人应是知晓将会出现燃烧事件，并在点火焚烧前就挖好了方坑，或至少一边燃烧一边挖坑。否则，如K2、K3、K7、K8这些体量较大的坑在准备妥当之前，余烬可能就完全冷却了。如此看来，燃烧事件不似意外原因引发，而是有计划的主动焚烧行为。

图二二K8中部被原位烤焦的象牙

（笔者拍摄）

六、事件背景推测

上述有关三星堆器物坑形成过程的细节特征，共同反映出导致这批遗存出现的人类活动具备清晰的计划性、有序性和庄重性。行为人对布局、挖坑、分配、收纳、焚烧、放置和掩埋等每一步行动都进行了周密筹划和执行，体现出严谨、尊敬的心态。行为人应是本城常住人群，熟悉并能遵循三星堆社会在定向习惯、祭祀器物使用等方面的知识体系。人们预先准备好方坑，而后在现场大规模点火焚烧，还可能击磬相伴注。坑内器物的损伤涉及多个不同阶段的过程，并非恶意破坏的结果。对于这次活动性质的推断，也应基于前述各类遗迹现象的实际特征之上。

综合来看，这次活动具有明显的仪式化特征，所有器物坑应是由同一批人在此次重要仪式中完成的。整个仪式至少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K1—4、K7和K8，第二阶段则形成了K5和K6。各环节紧密承接，而非草率的丢弃、急切的破坏或无声的藏匿。这次事件是对三星堆古城内最为重要的宗教仪式场所的彻底放弃。器物坑中出土的铜人头像、大立人、神树、神坛等体量高大、造型复杂的器物，原应都是长期置于宗教场所的陈设类物品，不是一次性消耗品。这些陈设类器物一旦被拆除，也即意味着原有宗教场所功能的终结。而且，如此这般大规模的珍贵物质消耗行为，也很难周期性重复。所以更进一步来看，引发此次“夸张”行为的原因，不是某种惯例性的祭祀或典礼传统，而应是本地常住人群对某个特殊单一性事件的强烈反应。

作为古蜀文明乃至中国西南地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心性城市，能够引发三星堆古城内发生如此大变故的事件，很可能也是对同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带来剧烈震荡的大事。结合新的测年结果来看，三星堆器物坑的形成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117年至前1012年之间，而这正是商周王朝变革的关键节点附近。虽然研究者对于商周更替的具体年份分歧较大，但各类意见总体集中在公元前1050—1010年之间注。蜀地虽远，但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不断证实，晚商时期黄河、长江流域的政治实体之间已形成紧密的文化和物质网络。区域间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联动水平，无论在密度、规模还是距离上都远远超出旧有认识。同时，《尚书·牧誓》和《华阳国志》等文献中亦隐约提及蜀人作为“西土人”参与克商行动的线索注。徐中舒曾推断，距三星堆遗址仅约13公里的彭州竹瓦街西周早期窖藏所出的“覃父癸”铜觯和“牧正父己”铜觯可能是蜀人伐商凯旋的战利品注。李学勤亦在1986年三星堆祭祀区发现后指出，不能简单以蜀道艰险的观念而忽视蜀与克商之间关系的古史研究意义注。综合考古材料和文献线索，或许可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想，三星堆古城所发生的这一重要仪式活动与商周更替的变局有关，是中原地区重大历史进程的政治影响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结果。而目前所见三星堆器物坑形成过程的特点，也近似一次“破釜沉舟”“抛家舍业”般的动员、誓师行为。当然，这种猜测并非仅指蜀地的武装人员大规模参与周克商军事行动这样唯一一种关联模式。不过，商王朝作为这一时期中华文明政治和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其统治体系的崩塌过程很可能是与之具有联系的多方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或许也反映出早期中国不同地理单元之间政治形势互动程度日益深化的趋势。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2]参见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3]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b.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4]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9年第5期。

[5]林向：《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3-86页。

[6]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性质分析》,《文物》1993年第11期。

[7]徐朝龙：《三星堆“祭祀坑说”唱异——兼谈鱼凫和杜宇之关系》，《四川文物》1992年第5期。

[8]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81-92页。

[9]宋治民：《论三星堆遗址及相关问题》，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45-151页。

[10]彭明瀚：《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为农业祭祀说》，《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441页。

[12]赵殿增：《略谈三星堆大型祭祀坑的成因与三星堆古国的消亡》，《文史杂志》2024年第6期。

[13]张明华：《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日，第3版。

[14]a.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1期。d.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e.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七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5年第1期。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四川文物》2022年第2期。

[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7]石璋如：《小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建筑遗存》，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

[1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出土石磬》，《四川文物》2022年第4期。

[19]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31-183页。

[20]a.《尚书·牧誓》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参见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一《牧誓》，《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b.《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参见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巴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页。

[21]徐中舒：《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文物》1962年第6期。

[22]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第S1期。

来源：《考古》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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