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科技大佬的共识：一定要撑到 2035年，见证五大科技颠覆时刻

为什么越来越多科技界人士把2035年看作必须亲眼见证的时间节点？未来十年，究竟哪些技术会走出实验室进入日常生活，又是谁在为这场变革全力下注？答案也许藏在一份国家规划里。

设想这样一幅图景：人类与机器人并肩工作；人们借助设备增强大脑，用来提升智力、治疗抑郁，甚至仅凭意念操控机器；植物在夜间发光，城市照明不再完全依赖电力；6G网络支撑汽车自主飞行；驱动这一切的，是清洁且近乎无限的核聚变能源。

这些设想并非遥不可及。上述每一项技术都已写进中国最新的五年规划，而且各自设定了到2030年要达成的具体目标。

官方提出，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称这些产业正在蓄势发力，未来十年的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甚至若干个中国高技术产业。

把时间轴拉长，会更容易理解这种紧迫感。有观点认为，从约250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人类正在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指数级增长。

过去两百多年，技术曲线一直在低位缓慢爬坡，而到2035年前后，它可能越过临界点，进入近乎垂直的拉升阶段，人类社会将迎来几场颠覆性的技术变革。

这些目标的影响远不止于经济，还将深刻作用于战争形态、地缘竞争、气候应对乃至人类的整体未来。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其影响难以估量。

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可能带来近乎无限、几乎免费的能源；具身智能则意味着机器能够自主感知、决策和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最终或许会有数以十亿计的机器人走进家庭，成为人们的同事，并参与运营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而言，科学已被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赢得全球竞争的“秘密配方”。

但挑战同样明显：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能否长期维持如此规模的科研投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要判断这些新计划的前景，不妨先回看中国过去的表现。2020年，中国提出发展电动汽车、光伏等战略性产业，此后低空经济也被纳入其中。

短短五年，电动车领域的格局就被改写，大众、特斯拉、宝马、丰田等几乎所有传统车企，都在向中国品牌让出大量市场份额，而且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中国市场。

光伏和无人机领域同样如此。中国生产了全球8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国无人机则凭借精度与价格优势，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

对于这些成绩，常见的解释包括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多、国内市场规模大、政府投入力度大。有学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没错，但并不完整，背后还有更系统的逻辑。

这位学者提出了“I5模型”，即理念、制度、工具、基础设施和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已经证明，自己能够把这一模式复制到不同技术领域：一旦政府将某个产业确定为战略产业，大学、银行、地方政府、股市和风险投资就会以“全社会”方式集中投入资源。

电动车产业的崛起，正是这一模式最典型的例证。沿着这一逻辑观察新一轮布局，脑机接口是最具想象力的方向之一。它的核心在于绕过神经和肌肉，仅凭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以强脑科技（BrainCo）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进入这一赛道。按照规划描绘的方向，这项技术未来既可能用于增强认知能力、辅助治疗抑郁，也可能让人用思维直接操控机器人。

生物领域的想象空间同样巨大。生物制造被列为新的增长点，夜间发光的植物只是其中一个颇具画面感的设想。

医学界还有一种更大胆的预测，被称为“长寿逃逸速度”：在2035年前后，医学每进步一年，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幅度就会超过一年。这种说法目前仍属预判，但它折射出人们对生命科学的强烈期待。

按照这类预测，届时基因编辑技术将更加成熟，部分家族遗传病有望被精准干预；3D生物打印或许可以定制替换老化的器官；甚至可能出现注入血液的纳米医疗机器人，在血管中持续巡航，在癌细胞刚刚出现时就将其清除。

这些图景能否如期实现尚无定论，但研发方向已经十分清晰。能源与通信则是支撑一切的底座。核聚变一旦突破商业化门槛，城市、工厂和数据中心都将获得几乎不受限制的清洁能源；6G网络则被视为让汽车自主飞行、让海量设备实时协同的关键基础设施。

在规划中，氢能、核聚变能与第六代移动通信被并列提出，意在为未来产业铺设能源与信息两条主干道。

具身智能可能是改变日常生活最直接的一环。有人展望，到2035年，成本降至几万元的人形机器人有望走进普通家庭，替人分担家务和繁重劳动。

更深远的设想是所谓“递归创新”：机器人不仅能疏通水槽、在工厂干活，还能研发更聪明的机器人，后者再造出更聪明的机器人，如此循环往复。

在这种设想的终点，人类可能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打破劳动枷锁，没有人需要为生存而劳动。与之相伴的，是人工智能角色的转变。

有观点认为，到2035年，AI将不再只是帮人写周报的工具，而会成为“超级科学家”，深度参与新发现的产生。

例如，新药研发和常温超导材料的探索，未来可能不再主要依靠科学家通宵做实验，而是由AI在虚拟空间中以远超人类的速度进行海量模拟，再把最有希望的方案交给实验室验证。科研方式一旦发生这种改变，技术进步的节奏也会随之加速。

要承载AI和机器人所需的海量带宽与算力，基础设施必须先行。中国正在全国建设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据报道，未来五年将为此投入2950亿美元。

政府还在研究由海上风电供能的海底数据中心，同时加快建设核电站，投入数十亿发展国产芯片，并把6G列为国家重点，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试验，以解决机器人当前面临的延迟问题。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对AI张开双臂。在其他一些地区，AI已经引发反弹，出现了抗议建设数据中心、行业领袖演讲遭到嘘声等现象。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对AI的整体态度更为积极，但任何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都会感到某种焦虑，只是焦虑的来源与应对方式各不相同。

差异首先体现在发展路径上。美国的前沿实验室多是追求企业价值的私营公司；中国政府则从一开始就表明，欢迎企业和投资者赚钱，但首要目标是把AI视为全球公共产品，并重视社会信任与公众情绪。

举办机器人运动会，既是对企业技术实力的检验，也是在让普通人逐渐熟悉机器人。颠覆性技术一旦跑在公众信任前面，问题就会随之出现。

在被问及通用人工智能（AGI）时，天工机器人的回答颇具代表性。它认为，人形机器人为检验机器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感知、推理和行动提供了物理平台，是通往AGI的重要催化剂；但AGI还需要创造力和情感理解等更深层的认知能力，目前远未完全具备。

它还表示，现有的防护措施能够应对物理安全和数据安全问题，却不足以确保超级智能系统的伦理行为，因此需要更快推进全球合作，并持续更新保护措施。这番回答提醒人们：技术越接近颠覆，治理就越不能缺席。

在全球对AI的普遍忧虑中，中国的大科学仍在持续推进。有学者指出，美国历来把科学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如今却出现削减预算、向外籍科学家施压的趋势；中国则把科学放在更高的位置。

斯坦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已有超过1万名在海外受训的中国科学家选择回国，人才流向正在发生变化。

但我国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经济放缓之下能否维持高强度投入，更严格的意识形态要求、出境限制，以及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受限，都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科学家形成同等甚至更大的束缚。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开放与交流，这是任何国家都绕不开的现实约束。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希望获得与其文明分量相称的全球地位。它不只想成为经济领导者，也希望成为文化领导者，并通过科技为人类知识进步作出贡献。这也是中国把科研摆在优先位置的重要原因。

人们之所以把2035年视为必须见证的节点，是因为脑机接口、生物技术、核聚变与6G、具身智能、AI科研这几条技术曲线，可能在这一时期前后交汇并集中爆发。

中国以五年规划为抓手、以“全社会”方式押注未来产业，电动车、光伏和无人机的经验让外界难以忽视其执行力；但投入能否持续、公众信任能否跟上、国际合作能否打开，将决定这些颠覆时刻究竟以何种方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