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电商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达国家,为什么不提倡电商“扩张”?

“关闭电商”这样的说法,近来时不时在网上冒出来。可真去看看各国的做法,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打算把网购关掉。

比价轻松,偏远地方的人也能买到心仪的商品,这份便利谁也不愿退回去。争论的焦点,其实落在那些被网购挤压的实体小店身上,书店就是最典型的一类。

书这门生意,天生不占便宜。一本书通常只买一回,品种多得惊人,需求又零散,一家中等书店动辄上万个品种。

扣掉出版、批发环节,书店能落下的毛利往往只有两三成。平台却可以把图书当作揽客的招牌,低价卖书,再从别的品类找补回来。

两边的账本,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书店的难处不能一股脑推给电商。

房租、人工一年比一年贵,单靠卖书本就难以为继,网购只是把这道难题提前摆上了桌面。发达国家并没有排斥电商,它们的思路是给特定行业划出保护区。

有的立法限定图书售价,有的出台激励政策,鼓励社区投资本地书店,想留住的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国内也在给实体书店减负。

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多次延续,现行期限到2027年底。不少书店也在自救,把咖啡、文创、讲座搬进店里,一些商场更是用低租金把书店请进来,看中的正是它聚人气的本事。

在我们看来,网购和实体书店完全可以各司其职:网上下单讲效率,走进书店图的是翻到一本好书的惊喜,还有和陌生人坐在同一张长桌前的那份踏实。这道题,大洋彼岸的同行也在苦苦求解。

美国的一批独立书店,正在用另一种思路给自己续命。

2026年11月10日,中央宣传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服务全民阅读的通知》,提出实施“千名店长”成长培训计划,

把书店纳入城市更新和便民生活圈建设,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减免租金,并通过惠民购书券等方式带动图书消费。

在美国各地,新一代社区带头人正在重新构想书店如何服务社区。

在密西西比州乡村,一位前政策顾问回到家乡,开了Friendly City书店,如今这家书店每年举办一场图书节,吸引数千名读者。

在新奥尔良长期缺乏服务的第七区,一位土生土长的前金融高管创办了黑人经营的Baldwin & Co.书店,把作家活动和儿童财商教育工作坊结合起来。

在得克萨斯州格兰德河畔的布朗斯维尔,一位年轻工程师建起了Búho书店(西班牙语意为“猫头鹰”)。

这家书店秉承本杰明·富兰克林互助进步俱乐部“共读社”的精神,举办讲座和双语家庭活动,帮助这座边境城市的人们彼此联结。

这类由社区推动的书店培养读者,促进面对面的交流,还提供了一样越来越稀缺的东西:一个让不同年龄、不同观点、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的实体空间。

尽管价值很高,大多数书店仍要作为营利性企业去竞争,而市场对它们越来越不利。

一方面,它们要面对规模庞大的电商巨头,后者卖书比任何本地商家都更便宜、更快捷;另一方面,它们还得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零售运营开支。

尽管过去十年出现了有据可查的复苏,美国书店总数仍比20世纪90年代初减少了近60%。美国书商协会近年的财务调查显示,独立书店的净利润率只有1%左右。

独立书商往往承担着高风险和财务压力去提供一种公共品,在最需要书店的欠发达市场和乡村地区尤其如此。

认识到这一困境,许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通过了保护独立书店免受电商冲击的法律,并出台激励措施,鼓励社区投资本地书店。

在亚洲,中国政府直接补贴书店,包括乡村地区的书店;日本政府最近也成立了振兴书店的专项工作组。在美国,艺术和文化事业长期更多依靠慈善和民间社会,较少依靠政府支持。

支持书店的组织,通常也是在营利模式的框架内开展工作。

比如,美国书商协会和各地区行业协会提供行业教育、倡导和交流平台;作家詹姆斯·帕特森和图书业慈善基金会向书店店主和员工提供直接的现金支持,

多为一次性资助,包括在火灾、洪水等紧急情况下。

Bookshop.org等平台则帮助独立书店拓展了电商和数字销售渠道。但一直比较缺少的,是一条让书店按照公共使命重塑自身结构的路径。

爱默生集团是一家通过投资与慈善相结合的方式,支持读写能力、教育、经济流动性和环境事业的公司。

新冠疫情期间,封控和闭店威胁着社区生活,这家公司开始研究独立书店为社区带来的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慈善可以如何帮助书店兴旺起来。

在调研书店生态时,爱默生集团发现,一些有前景的尝试已经在进行。

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Magic City书店采用了非营利结构,把图书零售和文学活动结合起来,每年举办100多场作家活动,还有一场吸引数千名本地读者的成人书展。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6年曾报道,门洛帕克的开普勒书店为了成为“21世纪的书店”,重组为混合型实体,把零售业务留在营利部门,把各类活动和学校合作项目转到一家关联的非营利机构。

2022年,慈善团队开始邀请社区型书店在爱默生集团的支持下,考虑转向混合模式或非营利模式。在混合模式下,书店与一家姊妹非营利机构并行运作,双方签订共享服务协议。

这种做法通常最适合现有的书店店主,他们可以保留已投入的资本,而且相比完全转为非营利机构,法律路径更简单。书店保留零售业务,非营利部门接手各类活动和社区工作。

这样既提高了运营效率,也让一件大多数书店做不到的事在经济上变得可行:为可能买不起书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图书。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非营利部门的效率、降低成本,姊妹非营利机构可以按市场价或低于市场价从书店购书,形成一种可行的、扎根本地的扩大图书获取渠道的机制。

如今,爱默生集团在全美支持近50家书店,分布在底特律、迈阿密这样的文化中心,俄亥俄州斯托本维尔这样的老工业城市,以及西弗吉尼亚州沃登斯维尔、俄克拉何马州塔勒阔这样的乡村地区。

这些合作包括为期三到四年的启动资金,以及一本向经营者讲解这套模式的操作手册。这些模式的推行,加上筹款辅导,正在改变书店的底层经济结构,支撑它们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

在爱默生集团的初期支持下,合作伙伴正在独立筹集资金,支持各自的非营利机构或非营利部门。

筹款收入只要相当于销售额的5%到7%,就能稳定一家书店的运营,让书店有余力投资员工、维持强有力的公益项目。

爱默生集团早期合作的书店中,许多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可持续的独立书店产生的社会影响,在三个方面最为明显:经济活力、读写能力和社会纽带。

在经济活力方面,Civic Economics与美国书商协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独立书店通过工资和采购,把大约29%的收入留在本地循环,比例是连锁零售商的两倍多。

它们还能把访客吸引到商业街区,带来额外的经济活动。

为买书或参加活动而来的顾客,常常会顺便逛逛附近的商店、餐馆和咖啡馆,为主街的整体活力出一份力。爱默生集团的书店合作伙伴正在实时看到自己作为经济支点的作用。

比如,田纳西州库克维尔的Plenty书店是一家完全非营利的书店,店主丽莎·乌里克在书店开业后的10个月里,收集了顾客和周边11家商户的数据。

她发现,附近商户的销售额普遍上升,报告的增幅从十几个百分点到近40%不等;92%的Plenty顾客表示,到市中心时还去了另一家本地商户。

在读写能力方面,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家里有没有书,是预测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使控制了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也是如此,而且对起初书最少的孩子影响最大。

从设计上看,混合型和非营利书店就是推动人们拥有图书的引擎,服务对象不只是常客,也包括获取图书渠道有限的家庭。最后,书店在编织社区的社会纽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爱默生集团的工作借鉴了雷·奥尔登堡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也就是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促进本地联结的场所;也借鉴了拉吉·切蒂的研究,

后者表明,向上流动与“经济联结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跨越社会经济阶层形成的友谊和社会关系,尤其是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孩子之间的关系。

爱默生集团的混合型和非营利书店合作伙伴,特别适合成为这种跨阶层联系形成的社区场所。

从设计上看,它们既服务买新书、参加活动的常客,也服务获取渠道更有限的家庭,书店往往通过免费活动、学校合作和赠书把这些家庭吸引进来。

Act 4书店由纽约州西部乡村一位第四代奶农创办,最初通过与当地第一类(Title I)学校合作,让许多孩子和家庭第一次走进书店。

如今,这些家庭会回来参加作家活动、工作坊、游戏之夜和其他社区聚会,和多年的本地读者、居民在一起。

这样的模式和活动,正让书店成为一个不同背景的人结识新朋友的公共场所,为社区凝聚力和发展机会打下基础。展望未来,可以协调公共和私营伙伴,让阅读在社区生活中更显眼、更有活力。

爱默生集团也在扩大对图书馆的支持,这些图书馆正在探索与书店在公共活动、读写能力提升和阅读倡议上的新合作方式。

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参与:最近提出的《开放图书、开放大门法案》将支持书店和其他本地机构消除“图书荒漠”,扩大年轻读者获取图书的渠道。

只要有合适的投入,美国就能为如何围绕图书和阅读建设繁荣、紧密联结的社区树立新的标准,而优秀的书店就处在这一切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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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20

标签:科技   呼声   发达国家   书店   爱默生   图书   社区   集团   独立   美国   家庭   书商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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