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李铁映的母亲，长征时为贺子珍接生

这个女人的一生，有太多被历史压缩进档案缝隙里的空白，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邓小平，她唯一的儿子是后来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铁映，她在长征路上亲手为贺子珍接生，她在陕北窑洞里生下了李铁映，她在莫斯科的战火中消失，年仅三十七岁。她叫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三十名走完长征全程的中央红军女战士之一。

1931年夏天，二十七岁的金维映在上海登上一艘前往江西的船，此行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同船的人里有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叫邓小平，两人此前素不相识，但在船舱里漫长的旅途中渐渐熟络起来。

金维映性格开朗，能说爱笑，枪法在女同志中数一数二；邓小平话不多，但判断力极准，在中央苏区已经担任瑞金县委书记。船靠岸之后两人各自奔赴工作岗位，金维映被派往于都任县委书记，邓小平则继续在瑞金主持工作。

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在苏区的往返工作中一步步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大约两年。

1933年春天，苏区政治风暴骤起，邓小平被打成“邓、毛、谢、古”路线代表，遭到撤职关押，处境极其危险。在这种高压之下，金维映被迫在离婚文件上签了字。这不是感情破裂的产物，而是一场政治绞杀碾过个人命运之后留下的血痕。这段经历后来被尘封了很多年，金维映的名字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被刻意淡化。

离婚之后，金维映没有沉溺于个人痛苦。她带着“定海女将”的顽强本色，迅速投入到扩红和征粮工作之中。

1933年她担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兼任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在短期内超额完成征兵任务，成为中央苏区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军事干部。1934年初她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她遇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1934年在瑞金两人结婚。婚礼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机关食堂加了一道菜，吃完各自继续工作。这场婚姻的开端同样被战争节奏压缩到了极致，但这一次，它撑到了最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突围。出发前组织对随军女同志设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必须是党员、有独立工作能力、身体强壮能扛得住长途行军。最终批准随行的只有三十二人，出发前又有两人因病留下，实际上路的是三十人。

金维映被任命为这支妇女队的政治委员。这三十个女人，要跟着八万多男人的军队穿越无人区、翻过雪山、走过沼泽，而她们中的大部分连一双合脚的鞋都没有。

妇女队的任务不是扛枪打仗，而是在行军途中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照顾伤员、稳定担架队民夫的情绪。这听起来像是后勤，但实际上，她们每天要走同样的路、吃同样的苦，还要在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挨家挨户去跟老乡说话，动员群众支持红军。

金维映作为政委，除了要协调全队工作，还要负责做这些女战士的思想工作，在最难的时候把大家的情绪稳住，她自己把组织配给她的马让给伤病员，自己靠一双脚走过雪山草地。

最惊险的一次接生发生在贵州境内，贺子珍即将临盆，但部队正在急行军中，随时可能遭遇敌机轰炸。金维映和几位女战士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贺子珍接生，没有产房，没有消毒器械，连一块干净的布都凑不齐。

孩子顺利出生，但部队必须立刻转移，贺子珍只能将婴儿寄养在沿途百姓家中，金维映和战友们搀扶着她继续赶路，一刻也不敢停。几十年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称金维映是救命恩人。

长征结束抵达陕北后，金维映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在延安志丹的窑洞里临产时身边同样没有医生护士，是贺子珍、刘英、李坚贞三个长征战友帮着把孩子接生下来，李维汉给儿子取名李铁映，但夫妻两人几乎没有时间照顾他。

金维映的身体在长征中严重透支，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高强度行军让她患上了多种慢性疾病，久治不愈，1938年组织安排她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时疗养身体。李铁映被留在延安保育院，那年他还不到两岁。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兵锋直指莫斯科，金维映当时正在莫斯科近郊一处疗养院休养。战火迅速吞没了她所在的区域，她在德军空袭中遇难，年仅三十七岁。消息传回国内已是许久之后，李铁映直到成年后才真正了解母亲当年经历了什么。

李铁映后来回到母亲的故乡岱山，站在金维映故居前久久不语，他一生很少公开谈论母亲，但在纪念金维映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大会上说过一句话：母亲把自己三十七岁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回头再看金维映这三十七年，她几乎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站在最危险、最艰苦的位置上，盐民暴动时她冲在最前面，苏区扩红时她把指标扛了下来，长征路上她是妇女队的政委，陕北窑洞里她独自生下孩子，莫斯科战火中她没能走出来。

她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留下一本完整的传记，甚至连她与邓小平的那段婚姻也曾在很长时间里被历史隐去。

但正是这样一个女人，用她在战火中为别人接生的那双手，用她在雪山草地上让出的那匹马，用她在扩红前线签下的每一份动员令，把自己所有的生命能量都压进了历史的车轮里。

1994年，在金维映牺牲五十三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她的名字被刻在了岱山的纪念碑上，她的故居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她的故事终于被重新拼回那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图景之中。

而她留下的那个儿子，后来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带着母亲那份从未说出口的嘱托，走完了她没能走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