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何表现得毫无羞耻心：种姓制度的藤，结不出现代文明的果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印度为何总是轻易突破人类道德底线，表现得毫无羞耻心？答案或许就藏在那套流传三千多年的种姓制度里。要理解这一文化怪胎的根源与现状，不妨先从印度种姓制度的来龙去脉说起。

有人说印度高种姓游客到店里消费，要求各种特殊待遇，恨不得让人跪着为其服务；还有人说，餐厅公开张贴横幅，不欢迎印度高种姓人士，认为他们钱少事多，是麻烦的代名词。这件事逐渐升级，演变成国内一些人开始拿印度种姓制度调侃。

到后来，印度网友也不甘示弱，开始拿中国历史说事儿，只不过这些印度人挑选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所谓的士农工商分级，认为士农工商就是中国式的种姓，并开始编造各种离谱的故事进行反击。

老祖宗的四民制度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但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其实是一知半解，很多人也就是从课本里知道有这回事，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让人们对印度种姓产生了一些非常刻板的印象。

普通人所知道的种姓制度，基本上就是五个等级。第一级是婆罗门，象征宗教僧侣与祭司；往下是刹帝利，象征世俗统治者；然后是吠舍，象征平民；再下面是首陀罗，象征奴仆；至于最低的达利特，则象征贱民。

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里，种姓制度就是印度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阶级划分方式，各个阶级之间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哪个阶级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下等种姓看到上等种姓要行什么礼等等，都是非常分明的。

但实际上，印度种姓制度的历史与运作，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得多。首先要谈的是种姓制度的历史。它的出现最远可以追溯到印度的吠陀文化，也就是以哈拉帕文化为代表的古印度衰落之后，新一批在印度兴起的文化。

在吠陀文化时期，印度河流域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无数个分散的部落，他们之间争斗不断，很难有某一个强权能够征服所有人。在这一基础之上，信仰的力量开始显现。

比起那些世俗的武力，宗教信仰更能穿透不同世俗政权之间的隔阂，婆罗门教也在这一时期被提了出来，继而诞生了瓦尔那。在梵语里，"瓦尔那" 一词的本义是外貌形态，而在一些吠陀文化传下来的古经中，其意思可以被解读为人的种类、部落、等级、行业。

它也就是早期婆罗门教提出的种姓制度，这套制度也是人们最熟悉的从婆罗门到首陀罗四个等级的基础。根据早期经典记载，婆罗门可以从事的工作是固定的，就是教授经书、管理祭祀以及接受奉献这三样。

刹帝利是战士和统治者，掌握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权力，但被刻意排除在了宗教之外；吠舍在早期专指种地和养牛养羊的人；而首陀罗则是给前三个阶级提供服务的奴仆。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这套制度里并没有明确规定通婚原则。

根据当时流传下来的诗歌显示，此时的印度社会还是有阶级上的流通性的。比如父亲当医生，母亲当农民，但儿子仍然可以作为婆罗门从事祭祀工作。

其实针对瓦尔那多想一下就能理解，婆罗门教提出这套种姓的真正目的很明显，就是保证自己能凌驾于当时印度社会的顶端。换句话说，这套制度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存在于婆罗门教理想中的社会制度，不可能百分之百在现实中完美运行。

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婆罗门试图以垄断宗教的手段将自己置于世俗统治者之上，但婆罗门这些人手里没有土地、没有军队，还只能靠世俗物质供养着，根本没有武德。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结果势必是被世俗统治者压制。

所以到了吠陀文化的末期，大概是公元前 600 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印度河流域的各个部落已经逐渐统合成了几十个大小政权，世俗统治者的影响开始压过婆罗门教的影响。除此之外，瓦尔那还有一个自身的缺陷，它的分级制度过于粗糙。

在文明早期，人类社会还没有健全的时代，瓦尔那这套还能运转。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越来越多新的职业出现，比如为国王服务的官员、手工业者，以及跟雇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工，这些都是瓦尔那设计之初没有考虑的。

而在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婆罗门教将自己放在社会的顶点，但本身的工作又不涉及生产，每天只需要念念经文，给世俗统治者搞点祭祀，自己就能享受供奉。久而久之，这些好吃懒做的婆罗门必然朝着腐败的方向发展。

而且当时婆罗门教的教义已经对整个社会阶层都失去了吸引力。底层的首陀罗交不起贡品，开始寻求苦行等方式作为宗教上的替代解脱；与此同时，上层的刹帝利和吠舍在掌握了足够的社会财富后，也开始不满婆罗门对宗教解释的垄断，开始寻求其他的信仰支撑。

当然，婆罗门教的腐败行为也引发了他们自己内部的不满，更多婆罗门主张远离世俗的腐败，回归宗教信仰本身。因为这些原因，当时出现了好几个反婆罗门教义的宗派，他们将眼光放到了更广大的普罗大众身上。这段思想变化也被称为沙门思潮。

所谓沙门，其实就是出家的意思。这些新教派主张宗教人士就应该出家，不与世俗发生太多瓜葛，与那些沉湎世俗的婆罗门有所区分。

日后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其实也是沙门思潮中的一支。但是说一千道一万，瓦尔那这套种姓制度并没有就此消亡，反而流传了下来。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件事。

对于当时印度大小王国的统治者来说，虽然在名义上婆罗门在刹帝利之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瓦尔那的这套制度里，婆罗门其实只是空有一张嘴，他们真正的权力还是要看统治者让渡了多少，所以想拿捏这些婆罗门轻而易举。

而这些统治者也需要一套制度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尤其是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区分开，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权。针对这一点，瓦尔那提供的种姓阶级划分方式还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在印度历史的各个时期，无论是接下来的列国时期、孔雀王朝，甚至一路到莫卧儿帝国时期，种姓制度都一直作为统治术的一部分而存在。当然这里所说的种姓制度，可不仅仅是瓦尔那这一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印度还形成了第二套种姓制度，也就是阇提。

中文在翻译阇提的时候，也会把它翻译成种姓，但阇提和瓦尔那这两套种姓系统并不一样。前文提到，瓦尔那的一大缺陷就是它只对社会进行了粗分，而社会发展会诞生新的职业，所以阇提正是针对这一缺陷提出的另一套种姓制度。

跟瓦尔那不同，印度社会中的阇提有成千上万个，而且随着发展，新的职业和地域也会形成新的阇提。与其说阇提是一种社会阶层，不如说阇提是根据职业等诸多外部因素综合形成的共同体。

一个人出生便属于某个特定的阇提，其社会角色是先天赋予的，婚姻也是在阇提之内完成的。由于阇提的可延展性太大，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就会冒出一个没听说过的阇提，所以这套制度更接近于在民间以自发的形式流传。

很多时候，一个印度人的瓦尔那种姓可以很明确地说出来，但阇提种姓却极难考证。而在印度上千年的历史里，瓦尔那和阇提共存于印度社会中，两者同时发挥作用，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套瓦尔那制度用到现在。

外界对于这两套种姓制度的认知混乱，其实也跟后来的英治时期有关系。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每十年就会对印度殖民地的人口进行一次大普查，而在普查中，英国人并没有深入理解印度社会里的这两套制度，而是强行将阇提种姓归入了瓦尔那种姓里。

比如当时南印度就有一个阇提种姓的族人抗议，说我们同时是士兵和做马鞍的工匠，按照瓦尔那的划分方法，属于刹帝利和吠舍两者都沾，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划分的时候，纯粹是看 "登记员" 的心情。

但是对于英国殖民当局来说，这两套制度都被简单地理解为印度当地的种姓阶级划分，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利益，也就没必要搞得这么清楚，所以连带着就把这套误会传了下来。

在此基础上，即使种姓制度流传了千年，但古代的印度社会其实也是有一定阶级流通性的，种姓并不会完全锁死，生为吠舍或者首陀罗，也并不是永无出头之日，无论是哪套制度，都没有彻底锁死阶级上升的道路。

由于印度这块地方民族众多，仅靠外貌很难具体区分种姓，所以大多数种姓的区分方式，都是靠外在的一些习惯还有职业。

比如在古代印度，高级种姓往往吃素，吃荤腥的都是低级种姓的象征，于是有一些家族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开始吃素，再加以其他各种手段，比如让下一代逐渐变化从事的职业、积累财富，这样历经几代人，逐渐就能把整个家族的种姓抬高。

在二十世纪，印度著名的人类学家斯里尼瓦斯专门针对这一现象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做 "梵化"。在印度历史上，甚至还存在由首陀罗建立的政权，像是公元 11 世纪建立的卡卡提亚王朝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王朝的创始人名为埃里亚，他的瓦尔那种姓是首陀罗。他的父亲冈迪亚给罗湿陀罗拘陀王朝当兵打仗，在战争中立下大功，于是作为儿子的埃里亚就获封了一片土地，后来越做越大，最终得以建立自己的王朝。

卡卡提亚王朝的统治者不仅毫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反而骄傲地宣称自己的祖先就是从造物主梵天的脚中诞生的。这一说法就是瓦尔那种姓中对首陀罗起源的阐释，认为首陀罗就是梵天的脚所化，所以在四个种姓中排位最低。

不仅如此，卡卡提亚王朝还专门设立了一种类似军事领主的头衔，也就是说，无论出身是什么种姓，只要为王朝立下了功劳，就有机会获得封赏，进入王朝的统治阶层。说到这里，有人肯定要发问：现如今印度最为人所知的种姓有五个，为什么达利特没有提到？

这其实就涉及到古代印度的另一套社会逻辑，那就是洁净与不洁。这里说的不是个人卫生意义上的洁净，而是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洁净。比如在印度，牛被视为神圣的象征，那么牛自然就是洁净的；这样一来，杀牛自然就是不洁的。

而在不少仪式中，又需要把牛皮做成鼓，所以也就必须存在杀牛这一行为。那么从事杀牛的人自然就会被视作不洁之人，也就是贱民达利特。当然不仅是杀牛，像是与尸体打交道的埋尸者、搬尸人，还有专门处理死人衣服的等等，这些也会被视为不洁。

而达利特作为古代印度社会地位最低下的贱民阶级，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不能在村落里居住，不能和其他四种姓的人有身体接触，有的地方甚至连达利特走过的脚印都要抹平。在不少记载中，达利特也会被刻意隐去不提。那么种姓制度究竟有没有松动呢？

其实还真有，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英治时期。倒不是因为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种姓制度，恰恰相反，英国为了保证印度殖民地的经济秩序，反而主张保留种姓制度，这样就能确定当地谁能为殖民政府提供协助，谁能作为土地经营者，谁对英国的殖民利益没有影响。

真正使得种姓制度松动的是近现代城市的兴起。作为英国当时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印度自然汇聚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流转自然绕不开当地的几座大城市。逐渐地，这些大城市里也出现了一批服务于英国人或者上流印度人的城市中产以及文官。

他们或许没有土地，种姓不一定有多高，很可能就是吠舍、首陀罗这类的，甚至是达利特出身，但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影响力远超那些农村的婆罗门。

像是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他的出身就是纯正的达利特贱民，但他在英属印度的制度下依然享有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权，最后靠着奖学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留学，最终当上了印度首任法务部长。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教育。英国人虽然主张保留种姓，但在教育问题上还是给予了各个种姓平等的地位，只要有本事，能考进学校，就能翻身。除此之外，近代军队的引入也使得种姓的壁垒被打破。

在近代军队里，只有军衔作为等级划分，大家同吃同住，就算是婆罗门，也是一样被其他种姓的军官使唤。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在近代有所松动，并不代表它就不行了。即使在 1950 年印度宪法明文废除种姓制度之后，种姓的思维其实还一直在印度存在。

首先就是在落后地区，对于那些几乎只有农业的贫穷村庄来说，他们上千年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没什么变化，因此祖宗之法自然是一点都不能变，老爷必须是老爷，贱民必须是贱民。现如今印度很多围绕种姓的荒唐事儿，往往都是发生在比较落后的地区。

其次，种姓在现如今的演变之下，其实成了印度社会的另一种歧视。前面讲过，在印度区分种姓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看习惯和职业，并非姓甚名谁。

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大家把城里的白领当成婆罗门供起来，然后那些服务白领的打工人成了二等人，再往下的农村穷人自然就成了三等人。

跟中国一对比，大家自然不难发现，种姓制度跟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这一套四民制度，确实有一些出发点是类似的，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

但区别在于，种姓制度是为了稳定社会结构，而四民制度被管仲提出的初衷则是重农抑商，多让国家从中收税，富国强兵。

其实印度网友的历史水平也是差了点儿，如果真的要比，印度种姓最好比较的就是明代朱元璋搞的户籍制度，像是什么民户、军户、匠户，朝廷都给规定好了，父亲干什么，儿子就只能继承什么，也别想着改行或者翻身。

类似达利特的贱民制度，中国老祖宗也有，像是最有名的疍家人，这辈子都不能在岸上定居，只能住在船上，后代也不能参与科举。而且大家最近这些年肯定听过这么一个词，叫 "县城婆罗门"。

就是不少中小城市里，一些体制内的人靠家里长辈的关系，非常有钱有闲，享受各种优越生活；还有一些人垄断了县城那些挣钱的门路，像是房地产、医药、客运站、城建工程等等。

这些人不用去北上广深卷，只需要掌握政治权力，通过家族联姻等等方式，在老家就能活得很滋润，这些人就被叫做 "县城婆罗门"。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那句话糙理不糙的话，好的工作就像艾滋病，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进行传播。

下次再嘲笑印度种姓笑话的时候，也得先想想自己了。回过头再看印度，就能明白种姓制度的可怕之处。

这套源自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侵的体制，本质上就是最为古老、最为隐蔽的殖民制度，它融合了宗教、政治、人种、民族、职业、性别等多重歧视，将阶级与种族牢牢绑定，让印度在法律上虽是一个国家。

但在种族与文化层面却始终只是殖民统治阶层与被殖民阶层拼凑而成的缝合怪。种姓等于社会分化，种姓制度必然是阶级社会；种姓等于全民反智，种姓制度必然是愚民社会；种姓等于道德沦丧，种姓制度必然是丛林社会。

在这样的制度下，高种姓的地位不是来自高尚的品德，低种姓的逆袭同样与品德无关，一切身份属性都在决定高低贵贱。

正因如此，印度人在国际上种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表演，从全球宣讲到全球诈骗，从公开拉屎到各类奇葩事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内部种姓制度本身的道德沦丧，他们只不过是把丛林社会中养成的习惯无缝转嫁到了国际社会而已。

同样繁衍生息了几千年，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并通过融合周边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而印度却始终是一个人种、民族、宗教、文化的大杂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只有阶级没有种姓，而印度不但有阶级更有种姓。

种姓制度的瓜藤上，即便嫁接了所谓的西方民主，也结不出现代文明的果实。这不仅是制度的落后，更是文明与文化的落后。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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