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北京缎库胡同的一处住处摆了几桌酒，来的人不多，场面也不铺张，新郎叫杨茂之，此人是河北人，早年曾经在苏联接受空军训练，回国之后在国内的空军军校里当教官，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好，这桩婚事是空军副司令员刘震牵的线，刘震把杨茂之的材料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过之后点了头。

婚礼那天毛主席没有到场，但东西到了：一幅手书的《卜算子·咏梅》，三百块钱，还有一句带笑的话，让刘思齐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算是父亲给她的礼物。

三百块钱在1962年不是一个小数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这笔钱是从他的稿费里出的，要理解这份礼物的分量，得把时间往前拨，从刘思齐的父母和毛主席之间的那段渊源讲起。

一句玩笑

刘思齐的父亲叫刘谦初，山东平度人，燕京大学毕业，大革命时期投笔从戎，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1927年入党，母亲叫张文秋，湖北京山人，也是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两人在武汉结婚，婚后第三天，张文秋去参加中共五大，在会上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她刚结婚，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要“对亲家”，那时候谁也没有把这句话当真，但两个革命家庭之间的线，从那一刻起就埋下了。

刘谦初后来先后在福建和山东从事地下工作，一度做到了省委书记，1929年8月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就义，年仅三十四岁，他在狱中给张文秋写下一封遗书，把党比作“最亲爱的母亲”，叮嘱妻子“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

刘思齐1930年出生，父亲牺牲的时候她还不到一岁，1938年，张文秋带着孩子到了延安，毛主席在中央党校见到她，提起刘谦初，说了一句“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延安舞台上的那个小女孩

1938年春节，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演一出话剧，叫《弃儿》，讲的是一个共产党员遗孤的故事，演那个小主角的，是八岁的刘思齐，她自己的经历和戏里的角色太近了，演得很投入，毛主席在台下看完，谢幕之后让人把小女孩叫过来，问她叫什么名字，父母是谁，刘思齐指了指张文秋和继父陈振亚。

毛主席认出来张文秋，也认出了她的女儿，他还专门弯下腰摸了摸小姑娘的脑袋：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

从那一天起，刘思齐在毛主席面前多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后来延续了很多年，1946年，刘思齐和母亲从新疆监狱出来回到延安，毛主席见到她，拉着她的手说，七八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还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

也是在延安，刘思齐第一次见到了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两个人认识的时候，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穿着苏式军装，刘思齐还是个十几岁的姑娘，此后几年，两人慢慢走近，1949年10月15日，开国大典之后半个月，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西房举行了婚礼。

婚礼极其简单，没有轿车迎送，没有收任何人的礼，毛主席举杯走到张文秋面前，说了一句“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刘思齐那一年十九岁，毛岸英二十七岁。

瞒了三年

婚后不到一年，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已经是1951年1月2日，他没有立刻告诉刘思齐，那几年刘思齐还在上学，每周照例去看望毛主席，每次问起岸英有没有信来，毛主席都把话题岔开，或者用别的话搪塞过去。

刘思齐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毛主席总有意无意地讲“干革命就要有牺牲”，有一次跟她讲自己牺牲的几位亲人，说得很细，很痛心，但每次她追问岸英的消息，他就笑着讲别的，一个父亲替儿子瞒着儿媳，瞒了整整三年。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志愿军一批一批回国，岸英还是没有回来，刘思齐实在忍不住了，有一天直接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问，毛主席告诉她，岸英已经牺牲了，那天他没有多说什么，只劝她回娘家好好休息，三年里那种小心翼翼的遮掩，在那一刻结束了。

此后毛主席对刘思齐的照顾没有停，1954年她高中毕业，毛主席安排她去莫斯科大学读数学，她不喜欢，身体也不好，两年后回国进了北京大学俄文系，前后上了七年大学，毛主席一直在过问她的学习和生活。

扫墓与那封信

1958年冬天，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毛主席觉得不能再等了，他把刘思齐叫到跟前，话说得很慢，也很具体，他在信中表示，刘思齐还是一个年轻人，肯定不能就这么孤单一辈子，将来总归还是要有一个伴，她这样为毛岸英望门守节，其实是很封建的，毛岸英如果知道，也不会赞同，毛主席作为她的“爸爸”更不会赞同。

刘思齐听完哭得很伤心，她没有当面回绝，让妹妹邵华去传了一句话：岸英死了这么多年，她连丈夫的墓都没有扫过，不祭奠岸英，她不会改嫁。

毛主席听完，没有再劝，他给刘思齐安排了一件事：去朝鲜扫墓，走之前定了三条规矩：不花国家一分钱，费用从他的稿费里出；不惊动朝鲜党和政府；不见报。

1959年春节前后，刘思齐在朝鲜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里跪倒在毛岸英的墓碑前，哭着喊了一声“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父亲看你来了”。

临走的时候，她从墓前的泥地上撮了一把土，用手帕包好带回了北京，从朝鲜回来，她在路上就病倒了，到北京车站直接被送进医院，几种急性病一起发作，毛主席派人送信去医院看她，没有催她，也没有再提改嫁的事。

真正把话说到没有退路的，是1961年6月13日的那封信，刘思齐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岸英牺牲也快十年了。

毛主席在信里写道：“女儿：你好！哪有忘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这封信里没有大道理，只有一个父亲把女儿往一个确定的方向上推了一把，信写完之后，刘思齐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刘震把杨茂之的材料递了过来。

1962年1月，毛主席得知刘思齐和杨茂之即将结婚，把自己刚刚写好的《卜算子·咏梅》手书了一幅，送给她做新婚贺礼，除了《咏梅》，毛主席还写了一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并给了刘思齐。

婚礼在2月举行，毛主席人没有到，托叶子龙送去了三百块钱，带的话很朴素：让刘思齐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刘思齐和杨茂之后来养育了四个子女，长子的名字叫杨小英，“小英”两个字是为怀念毛岸英起的。

刘思齐后来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一直到退休，那个从八岁起就被叫作“干女儿”的人，在1962年的春天，带着一幅《咏梅》、三百块钱和一个叫“小英”的孩子，走进了另一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