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回忆录 | 北京之行——震动全世界的公告（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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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出生于德国菲尔特市，犹太人后裔；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47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相继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年至1975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73年至1977年，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此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

与中国方面携手促成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为启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后访问中国逾百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3年1月获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获“总统自由勋章”，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本文内容

1971年7月15日，太平洋时间下午2点45分（东部时间5点45分），西部白宫（尼克松在加州圣克利门蒂的私人庄园，而非华盛顿的白宫主楼）发出了一个闪烁其词的通知，说5个小时之后总统要对全国的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

大约过了20分钟，美联社就发了号外：“尼克松总统将于今晚10时30分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题目保密，西部白宫拒绝事先透露。”

太平洋时间下午5点45分，我和总统坐直升飞机飞往洛杉矶。尼克松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出现在全国的照相机和麦克风的前面，他发表了一篇7分钟的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

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尼克松离开伯班克播音室的时候，有一小批人对着尼克松连声高喊“撤出越南”。

在发表这份公告之前约45分钟，在华盛顿代我处理公务的理查德·T·肯尼迪上校向那位倒霉的伏龙索夫递交了一份尼克松讲话的副本和一份照会，照会提醒苏联人“在7月15日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言不讳地讲到苏联人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对我们玩弄的那套手法。照会重申，我们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照会还警告说，如果我们的希望破灭，那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篇讲话和那份照会中提出的所有好听的保证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华盛顿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已经改变了。

尼克松离开电视台之后，同他的高级官员来到洛杉矶的佩林诺餐厅。在这里，尼克松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我们就餐的地方是在餐厅一个角落的小单间里。尼克松缓步走过餐厅，尽情地接受餐厅里一些客人对他的祝贺，同时也想招引那些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

我们的庆祝晚宴吃的是蟹腿肉，喝了一瓶1961年酿的法国名牌葡萄酒。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前厅逗留了一会儿，拉住别的一些客人向他们介绍，说我就是到过北京的那个人。有几位没有看电视的人被他弄得莫明其妙。那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尼克松并没有夸张，他那副神情就好像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刚才宣布的消息是真的。这样就搞得双方都有些尴尬。

尼克松在生人面前总是有些不自然，而别的客人接近总统时也有些拘束。尼克松在得意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责难，他料想别人一定会来赏识他，而不善于去消除他和自己的同胞之间的隔阂。就这一点来说，佩林诺餐厅的这一幕戏正是象征着理查德·尼克松的胜利和悲剧。

此后几天是群情激动，也是颇为可笑的几天。世界各地纷纷打来贺电，新闻界几乎是一片赞扬声，也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评论。这类评论不仅来自保守派人士，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也来自极少数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他们担心我们是在毫无必要地跟苏联对抗，但是这一抓住全世界心灵的大事件把那些声音淹没了。

献计献策的人大有人在，有些人要总统在一次出访中既访问北京也访问莫斯科，每一类人都有自己最得意的方案要总统去执行，如结束越南战争、扩大贸易，等等。这个问题说明了一种好现象：志愿支持我们的政策的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踊跃，我们简直应接不暇。

以前，我们的内阁要员们很喜欢到台湾去旅游，但顷刻之间，他们说有重要公务，迫不及待地要去访问北京了。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的建议像洪水般地提了出来，要到大陆中国去，要求我利用新的联系去同周恩来商定时间。甚至还有一位夜总会的歌星，也请他的代理人想办法提出申请，要到中国各地的夜总会去巡回演出。当有人告诉那位代理人中国没有夜总会时，此人嘟囔了一番，不相信这是真的，竟然写信来把这说成是难以置信的借口，为白宫的盛气凌人打掩护。

霍尔德曼在他的上司的压力下，要把这次事件作为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力“推销”尼克松，把这幕戏剧润色得像一篇英雄史诗一样。这样就出现了那个大部分出于伪造的传奇故事，说什么尼克松与我和罗杰斯曾经在林肯厅开会研究过云云。

我接到详细指示，要我向报界简单介绍周恩来和尼克松的相似之处。为了使白宫人员相信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捏造，霍尔德曼连吓带骗，做了艰苦的工作，要他们相信，不管怎样，这一回总统的谨慎持重是最好的公共关系政策。

起初，尼克松所卑视的那些自由派人士对他备加赞赏，而感情上忠于他的保守派人士对他的赞扬却比较勉强，他对这一点很有些担忧。但是过了几天，经过一些解释以后，保守派也开始认识到其中深意了。

不调和的调子主要是来自日本。日本总理大臣佐藤荣作是我们坚定的朋友，他做了很多工作来加强我们两国的友谊，使这样一个人感到为难是特别令人痛心的。关于中国的这一公告，在日本被称之为“尼克松冲击”。一个月后又来了第二次冲击，那就是在国内对工资物价加以管制、在国外对贸易和货币加以限制的紧急经济方案。

那时候，我们能干的驻日大使阿明·迈耶是最感到难堪的一个。他是通过陆军广播电台听到这个公告的，当时他正在理发。开头他认为尼克松提到“中国”是说溜了嘴。根据迈耶的回忆录，他最初的反应是对这次的感觉迟钝感到难过，这也是当时在东京的许多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应。

然而，“经过几天、几个星期的深思之后”，迈耶得到几点结论：“如果要保证取得成就，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可能采取本质上不同的其他做法。”

迈耶提出了几点理由：日本人不可能长期保守机密；其他盟国（台湾、韩国、东南亚盟国、北约组织）有更多的理由或同样有理由要求事先磋商（更不用说苏联了）；日本的政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政策而遭到根本破坏，只不过是被剥夺了它想走在我们前面的机会——它在我们之前很久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早在1971年1月22日佐藤就曾公开建议与北京扩大贸易和新闻界的往来，并开始政府级的谈判。

虽然迈耶认为事先不可能与日本人磋商，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可能采取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告诉日本人。例如，在正式的公告发表之前几小时，派遣一位和我同去北京的同事到东京去向佐藤简要介绍情况，这样做肯定更有礼貌一些，更周到一些。这样做既保守了秘密，又显示出对一位体面的好朋友的特殊照顾。

那时事情紧迫，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在礼貌上是一个大错误。许多批评家抓住这一点，指责我们“对不起盟友”，而他们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和保守的盟国的忠诚，以前却不曾很好地表现过。现在事情虽然过了将近十年（本书出版于1980年），回想起来，除了基本上要保密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办法。

事情的微妙，机会之难得，使美国对所发表的内容非进行控制不可。总统在讲话中已经巧妙地强调了，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也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虽然是一些陈词滥调，但人们可以想象，如果在发表公告的那一天任凭人们去猜测，那将造成多大的混乱。

假如我们事先公布去中国的消息，那将引起几个星期的猜测，而使我们无法应付。反对者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恶意中伤。我们无论再作什么保证都将毫无作用了——特别是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会谈的议程。即使那些公开支持我们的人也会使我们为难，他们会提出那老一套的议程，而那些议程正是我们决心要摆脱的。那些最有权利要求与之磋商的国家也会迫不及待地破坏这次行程。

我们对这次事件的公开发表保持控制，也就是对我们的政策及其后果保持控制。正如总统1972年2月9日的外交政策报告所承认的，我们对保密付出了代价，但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要保密的理由则是“压倒一切的”。

我此行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在我们知道结果之前，我们并不想冒风险，先抱过大的希望，造成压力，致使双方不得不公开表明立场。鉴于“乒乓外交”的经验，我此行无论采取什么做法，这种立场的根本改变所引起的震动总是难以避免的。那份报告申辩说，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毕竟未同中国人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同我们的盟国进行磋商——这一诺言后来我们忠实地履行了。

我的同事比尔·萨菲尔为我们的立场找到了一个先例。1971年7月19日，他给我的备忘录如下：

这里引用有关保密的一句话，也许对你会有用处：“在道义上最使人感到为难的是：为了促使某件事获得成功，我们不得不隐瞒那件事的真相。”

——达格·哈马舍尔德

- 未完待续 -

出处 |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1980年11月第1版）

作者 |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图片 | 详见图源

编辑 | 察-看天下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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