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困在“非黑即白”的迷宫里吗？——丁俊贵论心灵的弹性艺术

《你被困在“非黑即白”的迷宫里吗？——丁俊贵论心灵的弹性艺术》

深夜十一点，咨询室的灯光还亮着。对面坐着的来访者小雅，双手绞在一起，眼眶泛红：“老师，我男朋友忘记了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他一定不爱我了，对吧？要么全心全意，要么就是欺骗，爱情不就是这样吗？”

她掷地有声的结论，让我想起庄子在两千年前写下的那句话：“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小雅正被困在一个无形的迷宫里——这个迷宫的墙壁由“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砌成，出口被“对与错”的铁门封死。她不是一个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数人正走在同样的窄巷里：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要么爱我要么恨我，要么完美要么无价值。两端之间那片广袤的灰色地带，仿佛从未存在过。

当代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丁俊贵先生将这种心灵状态精准地概括为：“不囿于一隅，不执于一端。”在他看来，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就是认知的僵化与视角的单一。而心理咨询的本质工作，恰恰是帮助来访者从“一隅”中起身，走出“一端”，看见整片天空。

一、心灵的窄门：当思维只剩下两个选项

在心理学领域，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模式被称作“分裂”——一个最早由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提出的概念。克莱因在观察婴儿时发现，人类最早的认知方式就是分裂：将乳房分为“好乳房”（满足我的）和“坏乳房”（不满足我的）。这种二分法在生命初期是必要的生存策略，但当它固化成为成年人的思维习惯时，便成了一道心灵的窄门。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在其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中进一步指出，人类痛苦的三大核心信念之一就是“绝对化要求”——事情必须按我的期待发展，人必须按我的标准行事，我必须完美无缺。这种绝对化背后，站着的正是“执于一端”的影子。

丁俊贵先生整合了东西方智慧，提出一个更贴近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视角：我们的认知不是一块铁板，而是一条河流。河流之所以能奔涌向前，不是因为它执着于某一块石头或某一个方向，而是因为它懂得绕过阻碍、容纳支流、在宽阔处放慢，在狭窄处加速。“囿于一隅”的人，就像把整条河流塞进一只碗里——碗里装得满满的，但碗外是干涸的世界。

量化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坚实支撑。2020年发表在《临床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具有高度“二分法思维”倾向的个体，患焦虑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3.2倍，患抑郁症的风险则高出4.7倍。研究人员通过“二分法思维量表”对1200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追踪，发现那些得分最高的20%人群，其人际关系满意度得分最低，且职业晋升受阻的比例显著更高。

另一项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科学研究则从脑科学角度提供了证据。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当人们进行“非黑即白”的判断时，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调控的区域）活动明显减弱，而杏仁核（负责情绪反应的区域）则过度激活。这意味着，当我们固执于一端时，不是因为我们更理性，恰恰相反，是我们的情绪劫持了理性。

二、不囿不执：从庄子的齐物到皮亚杰的辩证

“不囿于一隅，不执于一端”这十个字，浓缩了丁俊贵先生多年临床实践与学术思考的核心。要理解它的分量，我们需要回到两个字的本源。

“囿”，是围墙里的苑囿，是人为划定的边界；“隅”，是角落，是偏安一隅的局促。“囿于一隅”，就是把自己关进思想的围城里，以为城墙之内就是整个世界。而“执”，是握紧不放，“端”是事物的极端。“执于一端”，就是死死抓住某个极端不放，以为非此不可，再无他路。

丁俊贵先生常对他的学生说：“你看中国画里的留白，那片空白不是‘没有’，而是‘无限’。西方油画填满整个画布，东方水墨却告诉你，最美的风景在笔墨之外。”这个比喻精准地击中了许多来访者的困境——他们总想把所有空白都填满，把所有模糊都澄清，把所有灰色都涂成黑白。

这一思想与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皮亚杰指出，人的认知发展经历了从“前运算阶段”的自我中心，到“具体运算阶段”的逻辑思维，再到“形式运算阶段”的抽象推理，最终达到“辩证思维”的成熟状态。辩证思维的核心，恰恰是容纳矛盾、整合对立、在冲突中寻找更高层次的统一。

皮亚杰曾观察过一个经典的实验：给孩子们两杯同样多的水，将其中一杯倒进细高的容器，另一杯倒进宽矮的容器。前运算阶段的孩子会固执地认为细高杯里的水更多——他们“囿于”视觉高度这一“隅”。而进入辩证思维阶段的成人，则能同时理解高度和宽度两个维度的关系，看到“同样多”这个超越表象的真相。

丁俊贵先生将这种能力称作“心灵的弹性”——一种在矛盾中保持张力、在不确定中保持从容、在对立中寻找整合的高级心智模式。它不是没有立场，而是不固着于立场；不是没有判断，而是不给判断焊上铁门。

中国古代哲学中，这种智慧俯拾皆是。孔子说“无可无不可”，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执泥于固定的形式；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是在对立中看见转化；而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刀刃十九年如新，不是因为刀有多锋利，而是因为“依乎天理”，在筋骨的缝隙间游刃有余——这正是“不囿不执”的生动写照。

西方哲学同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正—反—合”的演进模式：任何一个命题（正题）都会遇到对立面（反题），而真理不在二者之中，也不在二者之上，而是在二者的冲突与融合中走向更高的综合（合题）。克尔凯郭尔则提醒我们，非此即彼的选择恰恰是审美的、肤浅的，真正的伦理存在和宗教存在，需要我们在“既此又彼”的张力中生活。

丁俊贵先生将这些哲学洞见转化为心理咨询中的实操工具。他设计了一套“视角切换练习”，要求来访者在面对一个困境时，写出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视角，并为每一种视角寻找现实依据。这套方法在临床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一项针对其咨询案例的小样本追踪研究发现，经过8周训练，来访者的“认知灵活性评分”平均提升了41%，而“情绪困扰指数”则下降了57%。

三、走出“端”与“隅”：一个咨询室里的故事

让我讲一个在临床心理咨询中真实的故事。为了保护隐私，我称他为老周。

老周，五十三岁，某国企中层干部，来咨询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完了。”

他的“完了”是什么意思？原来，单位改革，他从管理岗调整到了技术顾问岗，职级没降，但“权力”小了。在老周的认知里，人生只有两条路：要么步步高升，要么一败涂地。既然不在上升通道，那就必然在失败者的行列。

我问他：“你觉得顾问岗的价值是什么？”

“价值？就是养老的闲差。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怎么可能被‘发配’到这种位置？”

我注意到他的措辞——“发配”。这像极了古代官员被贬谪到边疆的叙事。在老周的心中，有一套完整的历史脚本：英雄在中央，小人在地方；权力在手中，价值在脚下。他不知道的是，这套脚本是他自己写的。

我们开始做一些量化评估。我请他用“二分法思维量表”自测，总分80的量表他得了67分——属于高度二分法思维群体。接着，我让他画出自己的“人生曲线图”：横轴是年龄，纵轴是“自我价值感”。他画出的曲线是一条陡峭的山峰，在四十五岁时达到顶点，然后直线坠落，在五十三岁的位置上，他画了一个深深的谷底。

“五十岁以后就没有可能再起来了？”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人生就像爬梯子，只能往上，一旦往下，就是失败。”

这就是“执于一端”的典型表现——将“向上”等同于“成功”，将“向下”等同于“失败”，中间没有“平移”，没有“转型”，没有“换一种活法”。

我们开始做一些认知重构的练习。我请他列出顾问岗上他具体在做什么。他一项一项地写：给年轻员工做技术指导、参与项目评审、编写技术手册、外出调研行业趋势。

“如果把这些事情的主人公换成另一个人——比如你非常敬佩的一位前辈——你还会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价值吗？”

他愣住了。“如果是我师父……我会觉得他是在发挥余热，是单位的定海神针。”

“那你和师父的区别在哪里？”

“师父是被请回来的，我是被‘发配’的。”

“被‘发配’和被‘请回来’，这两个叙事之间，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比如，组织看到了你经验丰富的价值，但原来的管理岗限制了你的发挥？”

他陷入长久的沉默。那是我咨询生涯中见过的最有力量的沉默之一。在那十几分钟里，我能看到老周脸上细微的变化——紧锁的眉头慢慢松开，嘴角的纹路由向下变成了平直，最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你的意思是，”他慢慢地说，“我可以选择怎么讲这个故事。”

这句话，是无数咨询中真正产生转折的时刻。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不是故事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叙事的主人公——甚至是叙事者本身时，他就从“一隅”中走了出来，从“一端”上松开了手。

后来的老周，开始了一些微小的尝试。他把“技术顾问”这个头衔换成了“技术教练”，开始主动组织青年技术沙龙；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整理成案例库，在内部刊物上连载；他甚至开始学习摄影，用镜头记录工厂的变迁——这项新爱好让他在单位年终展览上获得了一等奖。

一年后，他再来咨询室，不是来做咨询的，是来送他自己写的《技术手记》的。他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原来，梯子不只是往上爬的，还可以搭在另一面墙上。”

四、成为那条河流：不囿不执的日常修炼

老周的故事不是特例。在丁俊贵先生的临床经验中，类似的转折每天都在发生。关键在于，如何将“不囿于一隅，不执于一端”从一句哲理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基于大量的临床观察与量化研究，丁俊贵先生提炼出了几条可操作的心灵修炼法则。

第一，做“二分法”的侦察兵。 每当你发现自己使用了“总是”“从不”“要么……要么……”这样的词语时，停下来，问自己：这真的是全部事实吗？还是我只是被情绪劫持了？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仅仅是通过“自我监测”来识别二分法思维，就能在四周内将焦虑水平降低22%。你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每天记录下三次自己出现“非黑即白”表达的时刻，并为每个情境补充至少一个中间选项。

第二，练习“视角切换”的肌肉。 丁俊贵先生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每周选一个你坚信的观点——无论是政治立场、教育理念还是人际关系中的看法——然后强迫自己写出支持相反观点的三个理由。这不是要你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是要你理解：任何一端都有其合理性，真理往往在张力之中。正如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所说：“理解总是意味着，将彼此不同的视角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视野。”

第三，拥抱“足够好”的人生。 英国精神分析师唐纳德·温尼科特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足够好的母亲”。不是完美的母亲，不是糟糕的母亲，而是“足够好”——一个承认局限、容纳失误、在不断试错中前行的状态。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人生的方方面面：足够好的员工、足够好的伴侣、足够好的自己。“足够好”不是妥协，而是对“完美主义”这种隐性二分法思维的解构。完美主义者的内心台词往往是“要么完美，要么什么都不是”，而“足够好”的哲学告诉我们：在不完美中依然有价值，在局限中依然有尊严。

第四，建立“既此又彼”的情感账户。 情感中最痛苦的时刻，往往是我们被要求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但成熟的爱从来不是“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而是“我既能接受你的好，也能容纳你的不好；我既能享受亲密，也能尊重独立”。丁俊贵先生建议来访者建立一种“情感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当你对一个人感到愤怒时，同时问自己，我对他还有爱吗？当你对一段关系失望时，同时问自己，这段关系中还有什么值得珍惜？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训练大脑同时处理两种看似矛盾的情感——这正是情绪成熟的核心标志。

五、迷宫的出口

回到文章开头的小雅。在咨询的最后一次，她告诉我，她和男朋友聊了很久。男朋友说，忘记纪念日是因为那周他连续加班，项目出了紧急状况，但他提前两周就订好了餐厅，只是忙到忘了确认。

“我当时想，要么他故意忘记，要么他根本不在乎。但我现在觉得，也许他是在乎的，只是那周真的太忙了。”小雅说这句话时，眼睛是亮的。

我问她：“那现在你怎么看爱情？”

她想了想，说：“以前我觉得爱情是电灯开关，要么开要么关。现在觉得它更像是调光器，光线可以很亮，也可以很暗，但中间有无数种亮度。而且，即使暗了，也不代表坏了。”

这个比喻让我印象深刻。小雅找到的，不仅是对一段关系的理解，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

丁俊贵先生说，心理咨询的最高境界，不是帮人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帮人获得一种能力——一种在复杂中保持清明、在矛盾中保持从容、在变化中保持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另一个名字，叫智慧。

而智慧的开端，往往是承认：我可能只看到了一个角落，我可能只抓住了一个极端。世界比我以为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

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个你一直坚信的“要么……要么……”，其实可以改写为“既……又……”？有没有一个你困守已久的“隅”，其实有一扇你从未发现的门？

答案不在两端，在那条流动的河上。

丁中力

2026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