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挚友，因另立中央被开除党籍，主席感叹：有话可以讲嘛

1915年秋天，长沙街头贴出了一张不起眼的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发启事的青年正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他叫毛泽东。

应声而来的“三个半人”中，有一人让毛泽东格外看重，甚至说出了“愿结管鲍之谊”这样的话。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提出结管鲍之谊，仅罗章龙一人而已。1918年，罗章龙东渡日本前，毛泽东写下“鲲鹏击浪从兹始”为他送行。

可就是这个人，后来在党内另立中央，和毛泽东彻底走向了对立面。

1915年秋，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看到了这则启事，写信回应，署名“纵宇一郎”。两人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毛泽东当天就说“愿结管鲍之谊”。此后两人常通信、见面、远足，一起谈青年该往哪里去、国家该往哪里走。1918年4月，两人一起发起新民学会。

罗章龙东渡日本前，毛泽东写下“鲲鹏击浪从兹始”为他送行。这不是普通同学临别赠言，是一个青年对另一个青年未来的期许。可罗章龙到上海后因时局变化未能成行，转而考入北京大学，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3年中共三大，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进入党的核心层。他走得很快，也正因走得快，后来的跌落才格外突然。

前排中间两位左为毛泽东，右为罗章龙

罗章龙为什么要另立中央？

第一个原因：六届四中全会确实开得有问题。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操纵。米夫为了把王明等人送进中共领导核心，会前精心挑选代表，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人根本不通知与会，致使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不足法定人数。

会上，他又利用权力干预选举，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王明被直接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米夫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的做法，激起了罗章龙、何孟雄等人的强烈不满。米夫甚至公开威胁：“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

这口气，罗章龙咽不下去。

第二个原因：罗章龙和王明在“反对中央”这一点上，出奇地一致。

早在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罗章龙就已经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他认为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甚至断言“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

罗章龙和王明在这一点上出奇一致，两人都要求彻底改组中央领导机关。但各自的出发点都一样：不是帮助中央纠正错误，而是要各自以我为核心来改组中央。

所以，当王明在米夫支持下通过四中全会夺取领导权后，罗章龙反对王明，就成了必然。

三个原因：他跨过了那条不该跨的线。

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没有在党内继续斗争，而是走上了另起炉灶的路。1月17日，他召集会议反对四中全会，要求撤换共产国际代表。1月31日，他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又搞了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分裂活动。

这一系列动作，性质彻底变了，从党内意见分歧，变成了组织分裂。

第四个原因：罗章龙和王明，其实站在同一边。

两个人争来争去，争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说了算。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站在同一边。只是王明赢在了四中全会，罗章龙输在了四中全会。而一个输掉的人，如果不能接受输的事实，就只剩一条路，另起炉灶。可另起炉灶，从来不是解决党内分歧的办法。

1931年1月25日，中央发出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点名批评罗章龙等人的活动。两天后，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

多年后，毛泽东谈起这位旧友，话说得很重，也带着惋惜：“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责备，在可惜。

罗章龙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在多所大学教书。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去世，享年99岁。临终前，他留下那句话：“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毛泽东的惋惜是真的，“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可组织原则也是真的——有话可以讲，但不能另起炉灶。两个人的友谊可以跨越几十年，一个组织的纪律却不能商量。

罗章龙的故事提醒后来者：罗章龙临终说自己“主义不变”，信仰没变，组织关系却断了。他不是叛徒，而是一个曾经站在离权力最近的地方、却因为跨过了一条不该跨过的线、把自己推到了历史另一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