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国华|元大都时期西城区在丝绸之路的关键性地位不能被遗忘

元大都时期今日西城区在丝绸之路的关键性地位不能被遗忘

王国华

在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体系中，长期存在显著的时代偏差：学界与公众视野多聚焦于汉、唐盛世丝路的繁华盛况，对贯通欧亚、实现人类首次全域联通的元代丝绸之路研究相对薄弱。尤为遗憾的是，作为元代丝路绝对核心枢纽的元大都（核心辖区即今北京市西城区），其独一无二的枢纽地位、经贸价值与文明传播贡献，长期被学界忽视、被大众淡忘。甚至在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体系中，元代丝路遗存与元大都的核心价值完全缺席，未能得到应有的历史定位与国际认可。这种研究偏向与认知缺失，割裂了丝绸之路千年发展的完整脉络，无法真实呈现13至14世纪全球文明交流、世界格局重塑的历史全貌。

事实上，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崛起，构建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欧亚大一统版图，疆域西抵黑海、第聂伯河流域，东至太平洋，南达印度洋，彻底打破了历代王朝的地缘壁垒与区域阻隔。帝国全境推行完备的驿站制度，构建起全域畅通的交通体系；同时，元代统治者摒弃中原王朝传统的“重农抑商”国策，尊崇黄财神、崇尚商贸财富，元朝中央及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等各大藩国，均全力扶持商业发展、优待中外商旅。相较于汉、唐时期时常受战乱、政权割据、关卡盘剥制约的丝路通道，元代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大量冗余税卡被裁撤，中亚、西亚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大幅减少甚至取消，欧洲商人得以直接抵达元大都开展贸易，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通行安全性显著提升。

更为关键的是，元代丝绸之路承载了15世纪之前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深、影响最广的科技、文化、经济双向交流，直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革与近代文明的萌芽。立足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重新考证、挖掘、阐释元大都（今西城区）在丝绸之路中的关键性枢纽地位，弥补丝路历史研究的短板，还原元代丝路的真实价值，既是对历史文脉的正本清源，也是激活西城千年丝路IP、发展观念经济、赋能首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元大都丝路价值的历史失语：从申遗缺位到认知偏差

年6月，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认可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元上都的世遗价值，核心依托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全域联通、丝路文明深度交融的宏大历史背景。若无元代丝绸之路贯通东西、重塑全球交流格局的历史支撑，元上都的遗存价值将难以凸显。

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元上都、元大都的历史价值认知严重失衡。元上都仅比元大都早建11年，规模仅为元大都的十分之一，即便包含附郭区域，面积亦不足元大都的十五分之一，且仅为元朝夏都，核心价值集中于政治、军事层面。在经济贸易、文化传播、国际交往等核心领域，元上都远逊于元大都。这一差异在中外史料中得到清晰印证：传世名著《马可波罗游记》对元上都的商贸活动只字未提，却对“汗八里”（元大都，今西城核心区）的国际经贸盛况浓墨重彩、极尽赞叹，详细记录了这座世界级都城的商贸体量、万国云集的繁荣景象。

纵观丝路发展全史，汉、唐丝路以单向物资流通、区域局部交流为主，而元代实现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双线贯通、全域联动的全新格局，元大都正是统领两大丝路体系的核心枢纽，这一关键性历史地位，长期被史学界与社会公众遗忘，成为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重大缺憾。

二、双线枢纽：元大都统领陆海丝绸之路的核心格局

元代丝绸之路分为陆上、海上两大通道，二者互联互通、互为支撑，共同构建起覆盖欧亚非的全球化贸易网络，而元大都始终处于绝对核心、枢纽终端的关键位置，是整个丝路体系的起点与终点。

陆上丝绸之路是元朝联结四大汗国、贯通欧亚大陆的生命主动脉。蒙古政权征服金朝北疆、覆灭西夏后，打通东胜州经河套至宁夏的核心通道，成为元代东亚联通中亚、西亚、欧洲的主干丝路。历代中外知名行者，均沿此道往来东西：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灭西夏后循此路返回和林；马可·波罗父子东来、元顺帝时期马黎诺里归国，以及拉班·扫马、马可·雅巴拉哈三世西行传教、鄂多立克游历归国，皆依托这条元代核心丝路通道。

元代陆上丝路形成南北双线贸易格局：北路经金帐汗国，抵达克里米亚顿河河口的塔纳城（今罗斯托夫以南），与欧洲各国直接通商，14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贸主导权掌握在威尼斯商人手中，欧洲商旅由此直达元大都；南路经伊利汗国，联通阿拉伯世界与西亚诸国。当时专为欧洲来华商人编撰的《通商指南》明确记载，元代丝路虽路途遥远，但官方保障完备、通行安全稳定，为跨境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

相较于汉、唐丝路多点集散、无统一核心的格局，元代陆上丝路形成了“多地集散、大都终始”的成熟体系：所有陆上丝路出口货品的核心始发地、进口货品的终极集散地，均为元大都。

在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元大都同样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中国古代南方直达北京的近海远洋航道，正式开通于元代，彻底打通了海上丝路联通北方政治、经济核心区的通道。后世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正是依托元代成熟的海上丝路航道、航海技术、商贸体系才得以实现。相较于元代海上丝路持续百年的双向繁荣、互利互通，明代郑和下西洋重政治宣扬、轻经济循环，成本高昂、收益微薄，仅存续二十八年便难以为继，未能延续元代海上丝路的全球化贸易格局。

元代海外贸易分为官方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两类，其中朝贡贸易为国家主导的核心贸易形态，且专属都城专属开展。无论陆上丝路还是海上丝路的域外使团、商旅，来华朝贡、觐见、贸易的最终目的地，必为元大都。域外商人多依托官方朝贡体系，将民间货物挂靠朝贡名义进京交易，以此豁免沿途商税、获取高额利润，这一贸易模式在《马可波罗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均有明确记载。可以说，元代陆海双丝路的政治闭环、贸易闭环、文明交流闭环，全部汇聚于元大都。

三、史料互证：多重文献与实物遗存印证大都世界级商贸地位

元大都的丝路枢纽地位与商贸繁荣，并非后世推演，而是有中外文献、诗文典籍、实物遗存、财税数据的多重互证，史料确凿、真实可考。

其一，《马可波罗游记》的详实纪实。马可·波罗对汗八里（元大都）的商贸盛况有着全景式记录，精准勾勒出元代都城的世界级贸易图景：“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其记载明确，元大都每日丝绸入城多达千车，周边两百余座城市的商人云集于此交易往来，是全球货品汇聚、万国商贾辐辏的贸易中心。

尤为关键的是，游记详细记载了元代纸币主导国际贸易的独特格局：域外商人携金银、宝石、皮革等珍宝抵达大都，仅能售予朝廷专属官员，由官方以纸币折价兑付，且作价优厚、即时结算。纸币轻便易携、全域通用、价值稳定，深受各国商人认可，成为元代掌控全球商贸财富的核心手段，造就了“大汗获有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之方法”的盛世格局。同时，外商云集也带动了配套服务业繁荣，附郭区域两万余名服务业从业者，侧面印证了大都国际贸易的庞大规模。

其二，元代本土诗文权威佐证。与马可·波罗同期的元代文学家黄文仲，在大德年间所作《大都赋》中，以细腻笔触、具体方位印证了大都丝路商贸的分区格局与空前繁荣，其文收录于官方汇编的《天下同文集》，具备极高史料参考价值。赋中直言“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精准描绘元代全域商贸通达的格局：“自汴以北者，挽河而输；自淮以南者，帆海而进。国不知匮，民不知困，遂使天下之旅，重可轻而远可近。”

文中最为珍贵的是对大都外商聚居区的精准定位：“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城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 四大城门对应四大商贸圈层，精准划分陆海丝路客商聚居区域，与今日西城地理格局完全契合：顺承门（今西单至宣武门一带）为海上丝路来华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聚居区，牛街礼拜寺留存的1280年、1283年阿拉伯文筛海墓碑，直接印证了元代西亚商旅长期定居西城的历史；平则门（今阜成门一带）为陆上丝路来华的回鹘、粟特、波斯、欧洲商人聚居区，区域内留存的基督教墓石、房山十字寺遗址、畏吾村（今魏公村）回鹘大族墓地等遗存，完整佐证了色目商人、欧洲传教士、西域族群在此聚居通商的史实。伊利汗国史料亦佐证此格局，其都城孙丹尼牙专门划定外商贸易专区，城市规制与元大都高度同源，进一步印证元代丝路城市体系的成熟与规范。

其三，官方财税数据量化实证。据《元史·食货志》权威记载，元代天历年间全国商税总收入约94万锭，其中大都宣课提举司商税达10.3万余锭，占全国商税总额十分之一以上。对比全国核心商贸区域，除江浙、河南两行省外，其余行省商税均远低于大都：富庶的湖广、江西行省仅6万余锭，陕西行省4.5万余锭，甘肃、四川行省不足2万锭，岭北行省仅448锭。而元上都商税仅1万余锭，不足大都的十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江浙行省地域辽阔、人口超大都20倍，坐拥杭州、泉州两大世界级商贸都市，全省商税总额仅为大都的2.6倍。结合人口、地域、城市体量的巨大差距，足以凸显元大都单体城市的商贸体量、贸易能级远超全国所有城市，是无可争议的全国商贸核心、世界级贸易枢纽。更为重要的是，元代庞大的官方朝贡贸易、六万七千余户官营手工业产能，均未纳入商税统计，若计入此类核心贸易体量，元大都的丝路经济权重将更为惊人。

四、制度与技术双重赋能：元代西城引领全球文明交流变革

元大都（西城）的丝路核心价值，不仅体现在商贸繁荣，更在于制度创新与技术输出，深刻重塑了世界文明发展格局。元代摒弃重农抑商传统，构建全域惠商制度：减免中间商盘剥、严查官吏刁难商旅、官方派兵护卫商道、保障食宿通行，《伊本·白图泰游记》盛赞“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商旅之地”。同时，元朝大量任用色目富商执掌财政、商贸、税务体系，激活了全域跨境贸易活力，回回商人、也里可温教徒、犹太商人成为丝路贸易的核心主体，仅大都城内基督教商人便达万余人，域外商旅总数多达数万。

更为深远的是，依托西城元大都造币总厂成熟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技术，元代纸币体系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发行，成为全球最早的成熟纸币金融体系。先进的印刷与金融技术随丝路西传，1294年元朝藩国伊利汗国效仿“至元宝钞”，发行汉阿双语纸币，将中国纸币制度与印刷技术引入西亚。伊利汗国宰相拉施德丁《史集》系统记载中国印刷技术，推动雕版印刷术持续西传，14—15世纪普及欧洲，催生欧洲活字印刷革新，打破教会知识垄断，为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兴起奠定了核心技术基础，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到文明变革的全方位赋能。

五、历史定位：元大都独步全球的百年世界中心地位

纵观人类千年城市文明史，13世纪的元大都，是全球唯一的世界级文明中心，彻底重塑了欧亚城市格局。此前千年，全球文明中心长期由罗马与长安、君士坦丁堡与汴京东西并峙；至13世纪，君士坦丁堡遭十字军洗劫、巴格达被蒙古铁骑摧毁，欧亚各大文明古都尽数衰落，唯有元大都政治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商贸通达，独领全球风骚近百年。彼时的杭州、泉州虽商贸繁华，但仅为区域商贸城市，无都城级的政治、外交、贸易统筹权，无法与元大都的全球枢纽地位比肩。

遗憾的是，后世大众与学界过度聚焦明清北京历史，导致元代大都贯通世界、引领全球的辉煌历史被长期遮蔽，其丝路枢纽价值、文明传播贡献、制度技术创新成就，成为被遗忘的历史瑰宝。而今日北京市西城区，正是元大都核心城区、丝路枢纽原点、世界纸币文明发源地、中西文明交融的核心载体，留存的城门遗址、宗教遗存、商贸遗迹、族群文脉，完整承载着元代丝路的辉煌记忆。

结 语

在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与首都观念经济（非物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重拾元大都丝路历史、重塑今日北京西城区丝路IP、还原西城区世界级丝路枢纽的历史地位，既是对中华丝路文脉的完整赓续，也是西城区激活“三源文化”、发展精神产品经济、构建文化产业新赛道、打造首都文化标杆的核心抓手。元大都时期西城区的丝路关键地位，不该被历史遗忘，更应在当代焕发新生、赋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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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国华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