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竟要与孩子分离，俾格米族这习俗究竟为啥？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被记住。

Patrick Willocq的镜头对准我们的时候，雨林深处正飘着雾。那天清晨，刚果盆地的雾气浓得像浆洗过的白布，裹住了整个部落。我的名字叫阿伊莎，俾格米族人，十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做了母亲。

孩子落地后的第三天，女人们来了。来的不只是接生婆，而是整个家族的女性——我的母亲、姑姑、表姐，还有祖母。祖母的额头上纹着象征长寿的图腾，那是她六十年前成年时纹上的。她拉着我的手，用俾格米语缓缓说：孩子，从今天起，你要离开他了。

离开谁？我问。

离开你的丈夫，也离开你的孩子。

隔离屋在村子的东边，靠着一条小溪。竹子搭的架子，上面铺着厚厚的大蕉叶。屋里没有床，只有一张用棕榈纤维编制的席子。我的姑姑们花了半天时间把屋里打扫干净，又在门口挂上了一串白色贝壳——那是隔离开始的标志，任何男人看到这串贝壳，都要绕道走。

屋子里很安静。我能听见小溪的水声，听见雨林里猴群的叫声，却听不见孩子的哭声。孩子被送到了祖母那里，由她代为哺乳。按照规矩，我在隔离期间不能接触婴儿，避免任何可能的感染，因为他们说，感染会污染母乳。

第一天夜里，我躺在席子上翻来覆去。月光从大蕉叶的缝隙漏进来，洒在手背上。我的乳房胀得发疼，奶水浸湿了衣服。姑姑坐在门口，她没有睡，一直在看着我。她是我的看护，也是我的狱卒。

禁止接触丈夫，禁止性生活，禁止到田地里工作，禁止准备食物。四条禁令像四根木桩，钉在我生活的四个角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待在屋里，等着姑姑们送来食物——烤木薯、煮芭蕉、烟熏的羚羊肉。她们把食物放在门口，等我吃完再收走碗碟。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学会了数竹叶的影子来计算时辰。清晨的影子在西边，斜斜地拉长到门槛；正午的影子缩成巴掌大的一团，刚好盖住门口那串贝壳；傍晚的影子又向东边蔓延，一直爬到小溪边。

第七天，母亲来看我了。她坐在门口，隔着一道竹篱跟我说话。

当年我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她说，祖母给她做了两年的看护。

两年？我惊得坐了起来。

两年。母亲点头，你父亲那时候穷，拿不出办庆典的钱。我就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两年，直到你父亲攒够了礼物——给舞者的、给歌手的、给部落长老的，还有给我的嫁妆，鞋子、衣服、所有女人用的东西。

两年不能出门，不能见丈夫，不能抱孩子。

母亲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望向远处的雨林。她那时候刚刚生完我的哥哥，那个我没见过的哥哥——他在一岁多的时候发了高烧，祖母用了各种草药也没能救回来。而母亲还被关在隔离屋里，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俾格米女人共同的命运。第一次生孩子的女人，谁都要经历这道关。关的时间长短，不看你，不看孩子，只看你丈夫和他家族的钱袋。钱够了，出关大典就办了；钱不够，你就一直关着，一年，两年，三年，直到他们凑够为止。

Patrick Willocq拍过一组照片，重现的就是这个场景。他请了部落里的老人做指导，把当年隔离屋的样子一点一点复原。我作为模特，要在镜头前重现当年的生活——吃饭、睡觉、在席子上枯坐、隔着篱笆跟母亲说话。Patrick是法国人，他不懂俾格米语，但他的眼睛很毒。他拍我坐在门口发呆的那张照片时，忽然停下来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连孩子的脸都没看清。

孩子被抱走的时候裹着蕉叶襁褓，我只来得及看见一团粉红色的肉。他哭了一声，很小的一声，像雨林里某种鸟的雏鸟在叫。然后祖母就把门帘放下了，那串贝壳叮叮当当地响了一阵，一切都安静了。

我后来听姑姑说，那是个男孩。

在隔离屋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学会了用棕榈叶编篮子。手指翻飞之间，时间好像变得快了一些。姑姑们也轮流来陪我，她们唱歌，讲部落里的闲话，谁家的猎狗生了崽，谁家的男人打到了一只大猩猩。但她们从不提我的孩子，好像那是一段被删除的记忆。

只有一次，表姐悄悄告诉我，孩子会翻身了。

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母亲说，哭什么，等你出关的时候，还不是回到你身边。

可是她知道，我也知道，等到出关的那一天，孩子已经不认识我了。他会叫祖母妈妈，会扑进祖母的怀里，而对我这个生他的女人，他会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

这就是规矩。从古到今，俾格米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丈夫卡马每隔半个月会让姑姑带话进来。话很短，无非是“我会尽快筹钱”“你要好好的”之类。我知道他在外面拼命干活，跟其他男人一起进雨林打猎，把兽皮和象牙拿去跟河对岸的商人换钱。但攒钱的速度很慢，按照这个进度，我至少要在隔离屋住上一年半。

庆典的花费是惊人的。要给舞者准备礼物，给歌手准备礼物，给部落里每个长老都准备一份。长老有二十多个，每人至少需要一块兽皮、一串贝壳项链或一把铁刀。还要给妻子准备出关的嫁妆——新衣裳、新鞋子、各种女性个人用品。这些全都要花钱，花很多钱。

我见过别家女人的出关大典。那是我十五岁的时候，邻居家姐姐阿丹卡被关了两年半，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庆典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举行，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鼓手敲起俾格米的战鼓，歌者唱起传承了不知多少代的古歌。阿丹卡从隔离屋被带出来，身上涂满了红色的赭石粉，头上插着彩色鹦鹉羽毛。

她跳舞了。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舞。她先是缓慢地旋转，双臂张开像飞翔的鸟；然后节奏越来越快，她的脚步踩在鼓点上，裙摆飞扬起来，露出腿上用植物汁液画的花纹。她的表情在变化——开始时是悲伤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后来慢慢舒展，眼角有了笑意；到最后，她几乎是在狂喜中嘶喊。

祖母说，她在用舞蹈表达这两年的喜怒哀乐，传递自己坚守习俗的决心。

而我注意到的是，阿丹卡的眼睛一直在人群里寻找。她在找她的孩子。那个已经三岁的男孩站在祖母身边，被这个陌生女人的舞蹈吓得哇哇大哭。他哭喊着要回家，不要看这个疯女人。

阿丹卡的眼泪掉下来了，但她没有停下来。她继续跳，泪水和赭石粉混在一起，在脸上淌成红色的河。

庆典的最后是吊篮仪式。两个人扛来竹子搭的架子，架子上系着一个用藤条编织的大吊篮。阿丹卡站进吊篮里，族人合力把她升到半空中。那个高度大约有三个人那么高，她能俯瞰整个庆典现场。

祭司念起咒语，向空中洒了一把棕榈酒。然后，绳子慢慢松开，吊篮缓缓下降，阿丹卡的脚重新踩在土地上。

禁忌解除了。

她可以回到丈夫身边，回到孩子身边，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那个三岁的男孩被推到阿丹卡面前，母亲蹲下来，张开双臂。孩子躲开了，躲到祖母身后，紧紧抓着祖母的裙子。阿丹卡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她又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丈夫的怀里。

Patrick的照片里没有拍这一幕。他说太残忍了，拍不下去。

我的出关大典在我被隔离的第十一个月到来了。卡马提前几个月就在准备，他甚至卖掉了一把祖传的象牙短刀。那把刀是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刀柄上刻着俾格米人的图腾。但他卖了，因为长老们说，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对女人和孩子都不好。

庆典那天，我换了三次衣服。第一套是隔离期间一直穿的那件旧裙，象征苦难的结束；第二套是卡马送的新裙，蓝色底子，上面用白色贝壳拼出花纹；第三套是母亲送的传统礼服，羚羊皮做的，边缘缀着成串的甲虫壳。

我跳舞的时候，脑海里闪过的画面不是快乐的事。我想到的是那些独自躺在席子上的夜晚，月光照在手背上像冰冷的抚摸；想到孩子翻身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孩子长牙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孩子第一次笑出声的时候我还是不在身边；想到母亲说的那句话——你的哥哥死在隔离期间，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的脚步越来越快，手臂挥动得像要飞起来。鼓点震动着脚下的土地，歌手的声音穿过雨林传到很远的地方。在那一刻，我不再是阿伊莎，而是每一个曾经被关在那间屋子里的俾格米女人。我的身体在替她们所有人呐喊、哭泣、狂喜。

吊篮升起的时候，我看见了整个部落。几百个人从各地赶来，他们站成一个大圈，仰头看着我。阳光刺眼，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风从雨林里吹来，带着泥土和腐叶的味道，也带着远处溪水的清凉。

然后，绳子松开，我往下坠落。

坠落的时间很短，但我觉得像过了一生。禁忌一件一件从身上剥离——不能接触丈夫，剥离了；不能有性生活，剥离了；不能进田地，剥离了；不能准备食物，剥离了。它们像羽毛一样从吊篮的缝隙飘出去，飘进雨林，飘进溪水，飘进永远回不去的过去。

脚踩到地面的时候，人群爆发出欢呼。

我穿过人群，走向卡马。他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浆洗干净的白布衫，脖子上挂着三串贝壳项链。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昨夜他一夜没睡，有人告诉我，他在屋外站了一整晚，等着天亮的庆典。

我没有走向他。

我拐了一个弯，走向祖母。孩子站在她身边，已经长到了我的腰那么高。他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这个涂满红粉、浑身是汗的女人。

我蹲下来，张开双臂。

他没有躲开。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人群都安静下来，久到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鼓点一样响。然后他慢慢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掌心里。

那只手很小，很软，暖烘烘的，像我第一天失去它时在蕉叶襁褓里看见的那团粉红色。

我抱住了他，在几百人的注视下。

身后，Patrick Willocq按下了快门。

他后来把那组照片命名为《回归》。他说，这是所有故事里最完美的结局——一个母亲穿越禁忌之墙，重新抱住她孕育的生命。

而我知道，这不是结局。这只是另一个开始。从吊篮落下的那一刻起，我将重新学习如何做妻子，如何做母亲，如何做一个自由的女人。屋子里那十一个月的日子，月光、竹影、小溪水声，会成为我身体里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

但此刻，我只想抱着他。在这片雨林深处，在这个古老的部落里，在这个用吊篮和禁忌编织的世界中，我抱着我的孩子，谁也不能再把我们分开。

参考资料：
摄影师Patrick Willocq关于俾格米族生育隔离习俗的情景摄影作品及口述记录；中非刚果盆地俾格米人族群文化田野调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