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现代/笔记 135 ：《通论》与新政，孰先孰后？

1、坊间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凯恩斯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杰作，正是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指导了罗斯福的新政，而《通论》的主要观点就是反对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一直坚持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政府应当干预经济。这个观点看似合理，却错得离谱。判断这个问题其实只需一个简单的事实：罗斯福新政开始于1933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当罗斯福的白宫幕僚们着手拯救经济的时候，凯恩斯的著作尚未问世，又如何依据《通论》中的理论来制定政策？事实恰恰相反，倒是罗斯福于1933年上台后立刻实施的美元贬值措施获得了凯恩斯的赞许，他认为这是使全球经济得以复苏的有效手段。时间线本身就足以推翻《通论》指导新政的说法。

2、或许有人会退一步设想，尽管《通论》正式出版于1936年，但凯恩斯在大萧条发生后约1932年左右就开始撰写此书，是否有可能在撰写过程中就向罗斯福或其身边人员提出过类似的政策建议？答案依旧是否定的。首先，《通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而是“英国病”，即20世纪初英国经历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状态。其次，凯恩斯第一次见罗斯福是在1934年，根据现存资料记载，会面时凯恩斯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罗斯福的手上，说话语无伦次，只因为他有一个奇特的小癖好——沉迷看手相。这次会面结束后，罗斯福对凯恩斯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两个事实足以切断新政与《通论》之间任何可能的直接思想关联。

3、至于凯恩斯在《通论》中有没有主张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只要真正通读过原著就会知道答案。同样，如果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五篇仔细读下来，也会明白当年斯密所说的“自由放任”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惜如今许多经济学家基本上不读书，只看论文。简单来说，《通论》全篇中压根就没有出现过“政府应当干预经济”这样的表述。凯恩斯确实表达出对私人消费和投资行为的不信任，但他给出的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二章，其中提到了安排现行投资的责任不应被完全置于私人手中，也提到某种程度的全面投资社会化可能是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但他紧接着就强调除此之外，很难证实囊括绝大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这些措辞中的保留和限定，远非一句“主张政府干预”所能概括。

4、要真正理解凯恩斯，需要回到经济学理论本身。早期经济学从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对“资本”缺乏合理的解释。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引擎之一就是资本，但一直到20世纪之前，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8世纪法国学者杜尔阁给出的解释：资本是通过储蓄而积累起来的“多余的价值”。马克思就认为在他之前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说清楚资本究竟是什么，所以将自己的著作取名《资本论》。但实际上一直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经济学依然未能完全说清资本的逻辑。二是忽视货币。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以洛克为代表，核心是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影响价格水平，由此奠定了货币中性论思想，即货币仅仅是交易媒介，本身不创造价值。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就是经济学家很少关心货币的内在属性。

5、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意识到资本、货币和经济周期三者其实是内在相互联系的问题。这里必须提到货币理论的关键先驱者——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他提出了“自然利率理论”，所谓自然利率指的是在理想状态下没有银行中介时，使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的利率。与之相对的是市场利率，即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利润考虑而确定的贷款利率。由于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能够创造出数倍于自有资金的货币，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便发生了不一致。维克塞尔由此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和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指出货币市场中两种利率的不一致是导致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从而打破了货币中性论和古典二分法。凡勃伦指责的信用泡沫问题与费雪强调的货币功能，在维克塞尔的思想中可谓兼而有之，他深刻影响了20世纪货币论战的两位主角——米塞斯和凯恩斯。

6、以费雪为代表的早期货币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微观基础，难以将货币理论和主流经济理论有机结合。率先打破这一僵局的是奥地利学派杰出经济学家米塞斯。1912年他出版了《货币与信用理论》，创造了一种货币效用论，从主观效用入手解释货币本质。他认为货币本质上同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属于一种效用，但货币的效用是一种依附于商品效用的间接效用，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本质上是需要货币所能代表的商品。与米塞斯不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继承自他的老师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现金余额说，同时受到维克塞尔经济周期理论的影响，但更深层次上则是休谟《人性论》赋予他的特有主观分析方法。米塞斯从微观角度入手分析货币，凯恩斯则更多从宏观角度关注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

7、如果概括米塞斯提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其逻辑大致如下：货币本身不创造价值，但货币并非完全中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通过生产过程发挥作用；新增货币注入经济体时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不会立刻出现通货膨胀；通过扩大再生产会促成通货膨胀式繁荣，但扩张无法持久，因为资金集中于生产上游产业，导致投资品生产过多、消费品生产过少，生产结构被扭曲；当新增货币逐步流通到下游产业遍及整个经济体时通货膨胀出现，但由于生产结构扭曲和价格水平上涨，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萧条随之而来；这种人为干预导致的经济周期实质上是一种财富转移过程，最大受害者是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因此米塞斯主张坚持金本位制，限制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能力，让市场机制出清过剩产能，恢复良性的生产结构。

8、凯恩斯《通论》的理论逻辑则是：国民收入等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达不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表明支出不足；在消费和投资中，消费支出更为消极，倾向于随收入变化而变化；收入变化由投资变化造成并以放大形式反映出来；投资支出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决定；利率反映公众对以现金形式持有资产的偏好；不足的支出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来增加。仔细比较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观点，会发现二人其实是“神似而形异”：他们都反对货币中性论和古典二分法，强调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相互影响；都强调货币需求及伴随的投资波动是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都从主观角度解释货币需求。从思想传承角度来说，二人的货币理论皆受维克塞尔影响，而维克塞尔又受庞巴维克资本理论的影响，可以说师出同门。

9、但在应对大萧条的具体措施上，二人分化为两派。如果借用武侠小说的比喻，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气宗”，强调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不适当的政策干预扭曲了生产结构，要根治必须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限制政府权力，任何形式的干预只会导致更多扭曲。凯恩斯则属于“剑宗”，认为既然问题已经发生就应当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而非放任不管。就像他著名的论断：“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如果只是告诉我们暴雨过去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将自己的任务设定得太容易、太无用了。”换用更形象的比喻，大萧条好比是一个人得了感冒，米塞斯和哈耶克建议让身体的免疫机制发挥作用，多喝水多休息，不要胡乱吃药；凯恩斯则建议立刻吃药，即便感冒药治标不治本，但能缓解症状让病人舒服些。

10、当下主流的经济思想史在记录这场争论时通常认为凯恩斯大获全胜，但这种看法带有偏见。从现实来讲，19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确占据了上风，原因很简单：在经历数年大萧条带来的痛苦之后，政府救市论不仅占据了公共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也占据了民主投票的制高点。但更重要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是凯恩斯主义最佳的试验田，二战的胜利也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当二战结束时不仅哈耶克，整个奥地利学派都淡出了主流理论视野。米塞斯因纳粹侵占奥地利远走美国，哈耶克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学术圈甚至连找一份体面教职都相当困难。哈耶克后来不无嘲讽地回忆说：凯恩斯死了，却活在人们心中；我还活着，但在许多人心里我已经死了。

11、凯恩斯主义者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正如米塞斯曾预言的，政府干预式的打鸡血方案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而不可持续，会使原本已经扭曲的生产结构加倍扭曲，让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加频繁。更何况凯恩斯主义者不是凯恩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更像工程师而非学者，用一种粗糙的机械论观点看待人类社会，期望社会像数理模型那样精确运转。随着战后秩序重建，国家干预政策的弊端逐步显现。到了1970年代，像希克斯这类思想深刻的学者开始重提奥地利学派当年的观点，哈耶克也终于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遗憾的是米塞斯已在获奖前一年离世。重新审视当年那场争论便会发现，米塞斯和凯恩斯货币理论内核相似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同。战后各派思想的兴衰浮沉也表明，没有哪个单一学派能够垄断对复杂经济现实的解释权。

12、最后回到核心问题：我们将来还会遭遇大萧条吗？经济学家的回答是：会的。然而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延缓或避免大萧条的到来，这就是由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他提出如果能够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持续不断地找到社会发展所需的新价值，比如新能源、人工智能乃至更前沿的探索，那么就有机会避免或者延缓大萧条的发生。但熊彼特同时也有一种悲观的预期，他认为竞争性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得出了一个类似于马克思的结论：当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终结之时，就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日。在有关资本和货币的经济理论缺乏进一步创新式发展之前，经济学家所能确知的就是这些。经济知识本身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要素，是最近几个世纪中一切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所取得成就的基础。由经济知识提供给人们的这一丰富宝藏，是获得妥善利用还是被弃之不用，取决于人类自身。如果人们不能善加利用且轻视其学说和警告，那么将被消灭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社会和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