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之四：“计划生育”的后续影响与高额彩礼

当下，农村彩礼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与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有着直接关联。二者的因果关系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的计划生育强制执行，叠加重男轻女传统，直接造成婴儿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导致当下适婚女性成为稀缺资源，进而促成高额彩礼。下面在两个逻辑层面讲述这一问题。

（一）计划生育如何制造“男多女少”

我们上面说“计划生育强制执行，叠加重男轻女传统”，实际上可以换句话说，即：国家政策收紧+农村性别偏好。

我们知道，80年代初开始执行“一胎化”“一胎半”的政策，农村家庭只能生1—2个，进入九十年代后政策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强制结扎、牵牛、抬家电是其表现之一。就在此时，B超普及到乡镇医院，大量家庭终止女胎的妊娠或者弃养女婴，执着追求男孩。

当时普遍的情况是：把孕妇带到医院“透视”，如果是女婴就流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性别比从正常103–107，飙升至117–130，农村的性别比差更高。国家统计数据表明，80–90后出生队列，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000万，而这三千万男性主要生活在农村。

——最近一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男性略多于女性。——设女性为100，男女“性别比”为105.07，即100个女男性对应105男性。然而，“男性略多于女性”是针对全国城乡整体而言，且涵盖了一岁到百岁的“全时段”，而过了六十岁之后，女性多于男性，到达八十岁，女性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性别比”有两个指标不能忽视。一是乡村的男女“性别比”大于全国人口普查平均数，其中，广西、贵州、海南等地乡村男女的差值是两位数；二是在1-18岁年龄段，乡村男性远远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基本上是两位数——可见男多女少的情况有多严峻！

2025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在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婚男性人数远远多于女性，百分比差是26%。——这个数字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将老年人也算在里面——这是在部分男性“优先辞世”的前提下得出的数据！

——80年代中期以来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与人工流产技术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罪魁祸首”。青年学者王向阳河南农村调研时，一位长期负责计生工作的村干部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忆过往，说:“当时我们四队，1988-1996年，是男孩全部留下，是女孩全部流产。为什么这样呢?女孩是门客，要不要都可以，不差这一家;男孩要传宗接代，说什么也得要……”

时至2015年左右，八九十年代出生孩子集中进入20–40岁适婚期，“结婚资源”的供需矛盾集中爆发，彩礼问题暴露。

（二）性别失衡如何推高彩礼

男多女少在三个方面推高彩礼数额。

一是农村适婚男性严重过剩，女性成稀缺资源，为彩礼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

二是彩礼从“礼仪”变成竞价筹码：“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谁出价高，谁更易娶到媳妇。

三是婚姻市场“僧多粥少”，女方掌握定价权，女方家庭握有不可撼动的议价优势，以致彩礼金额被不断抬高。

三、总结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因果链来概括计划生育与彩礼暴涨的逻辑关系：

计划生育强制执行 → 性别选择 → 出生性别比失衡 → 适婚男多女少 → 婚姻市场竞价 → 彩礼暴涨。

……

当然还存在其他促成彩礼出现及彩礼金额持续高涨的因素，如乡村攀比，乡村优质女性城市定居，个别地区经济欠发达，导致乡村女性外嫁，等等。在此我们暂不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