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年后的离别

院子里的鞭炮屑还红艳艳地铺了一地，早晨的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有些碎屑便闪着金粉似的光。母亲弓着腰，拿着笤帚，一下一下地扫着。那笤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轻轻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父亲蹲在阶前，手里捏着半截烟，烟雾袅袅地升上去，在他花白的头发边散开了。他不说话，只是偶尔抬眼，望一望堂屋里那只已经收拾停当的行李箱。

行李箱是黑色的，方方正正地立在那里，像一道沉默的门。

昨夜还是闹热的。堂屋里生着炉子，红通通的火苗舔着壶底，壶嘴里噗噗地往外冒着白汽。母亲把瓜子、花生、糖果一样样摆出来，摆得满满一桌。孩子们在院子里追着跑，手里的烟花棒画出一个个亮闪闪的圈。

父亲的话也比平日多，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事，说起那年雪下得怎样大，说起我头一回出门念书时，他送我到车站，回来时在路口站了许久。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眯着，笑意从皱纹的缝隙里溢出来。母亲只是听着，偶尔插一句：“还说这些做什么。”可是她的眼睛也亮亮的，映着炉火的光。

夜深了，我起来倒水，却看见堂屋的灯还亮着。母亲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件我的毛衣，细细地缝着什么。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那么大，那么安静。灯光从侧面照着她的脸，照着她额前那几缕散落的白发。她没有发现我，我便悄悄地退回去了。

现在，这热闹像退潮的水，只剩下湿漉漉的痕迹。

母亲放下笤帚，进屋去了。再出来时，手里端着一碗荷包蛋，热腾腾地冒着气。她把碗放在桌上，轻声说：“趁热吃了，路上冷。”碗里卧着三个蛋，白白嫩嫩的，糖水清亮亮的，飘着几粒枸杞。这是每年的老规矩，出门前总要吃一碗荷包蛋，说是保平安的。我拿起筷子，却觉得喉咙里哽着什么，咽不下去。

父亲掐灭了烟，站起来，走到行李箱边，把拉链这里按按，那里扯扯。其实拉链是拉好了的，可他还是要按一按，扯一扯。他的手粗大，关节突出，像老树的根。这双手，扛过锄头，握过镰刀，也曾经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现在，它们在行李箱上轻轻地摩挲着，像是抚摸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该走了。”我说。声音低低的，自己也听不真切。

母亲应了一声，却站着不动。父亲也不动。三个人就这样站着，中间隔着那只黑色的行李箱。院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声。阳光一点一点地移过来，照在门槛上，照在母亲的鞋尖上。

母亲忽然转身，进了屋。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带着，”她说，“自己做的咸菜，还有你爱吃的腊肠。到了那边，热一热就能吃。”我接过来，布袋子上还带着她的体温。

走出院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站在门口，父亲站在她身后一点。他们的身影在早晨的阳光里，像是嵌在亮晃晃的背景上的两个剪影。我挥挥手，他们也抬起手，轻轻地晃了晃。

上了车，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他们。两个小小的影子，立在院门口，一动不动的。车子拐过弯，那影子便消失了。只有路两旁的田野，一片一片地往后退去，褐色的土地，嫩绿的麦苗，间或有一两棵光秃秃的树，孤零零地立在地头。

风从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凉凉的，带着泥土的气息。我低头看了看身边的布袋子和行李箱。它们是这次归家的见证，也是又一次离别的开始。年复一年，我们像候鸟一样飞回来，又飞走。只是父母，永远守在那个老院子里，等着下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