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酒超级品牌日丨谭伯牛：深度解码湖湘文脉与白酒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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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学者谭伯牛上台深度解码湖湘文脉与白酒基因。

活动现场。

红网时刻新闻5月12日常德讯（通讯员 何冲）5月9日，第四届湖南中国名酒节暨武陵酒超级品牌日落地长沙橘子洲头，湖湘文化学者谭伯牛上台深度解码了湖湘文脉与白酒基因。以下是他解说的内容：

今天，是武陵酒超级品牌日，与诸位在酒香和江色之间相逢，我感到十分高兴。

谈到湖湘文化，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霸得蛮”“耐得烦”。但坦率地说，这其实既不是湘军真正的历史特点，也不是湖湘文化真正的精神底色。

湖湘文化的深处，从来不只是性格，而是一种历史意识。

八百年前，朱熹从我们身边经过。渡湘江，登麓山，与张栻讲学论道——史称“朱张会讲”。

他走遍江南，可只有湖南，才是他愿意托付一身所学的宝地。

理学的流行，是南宋以来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条精神脉络。而理学首先在湖南扎根、生长，也意味着湖南——这个三千年来在国史上长期沉默的后进地区——即将在中国近代史的谢幕演出中，登上舞台。

三百年前，明朝灭亡。王夫之抗清失败，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世尊称“船山先生”。

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湖南人，能够像他一样，把高明的学问、旷逸的才情与高贵的品德，集乎一身。

他后来成为湖南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他的著作，一直到他去世将近两百年后，才公开刊行。而《船山遗书》序言作者，正是曾国藩。

这中间，其实藏着一条非常清晰的精神线索。

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组建湘军。随后，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烈的内战中取得胜利。

于是，湘军崛起。湖南崛起。湖南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国家权力中心。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湖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逐渐形成它真正的历史形态。

更重要的是，湘军并不只是打仗。

就在战事尚未结束的时候，曾国藩和他的同事们——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已经开始推动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尝试。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官派幼童赴美留学……

这些中国近代工业、教育与外交的开端背后，几乎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

这里，有一个极其迷人、也极其深刻的历史悖论：

他们共同主持了中国传统秩序的“谢幕演出”。

他们绝对不是革命者，他们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真正想做的，是在天崩地解的时代里，尽可能地保全华夏文明。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最后一批最有底蕴、也最坚定的传统士大夫，反而是最早开始学习现代世界的中国人。

他们办洋务、建船厂、修铁路、开矿山。他们不是因为热爱西方才去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他们太想挽救中国。

中国第一批真正与工业革命后的新世界对话的人，几乎都来自湖南。

所以我才说，霸得蛮、能打仗，并不是湖南人在近代史上的特殊之处。

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晚清的湖南人，同时站在了两个世界的交界处——

一只脚，深深地扎根在传统的中国；

另一只脚，已经勇敢地迈向了现代世界。

他们，是旧时代最后的守护者，也是新时代最早的开门人。

这，才是我们今天仍然要谈论湖湘文化的意义。

它从来不是一种封闭的、排外的、只供怀旧的地方文化。它始终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现代意识与世界意识。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又一次深刻的转型，世界也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我们都在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地方与全球的关系。

而湖湘文化的经验，恰恰能给我们启发。它告诉我们：

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是拒绝世界，而是与新世界对话；

真正伟大的地方文化，不是停留在地方，而是参与国家的命运；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在历史的纵深中，持续创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陵酒，其实也承担着一种文化责任。

它不仅仅是要酿造一杯好酒。它更应该保存一种地方精神，一种历史记忆，一种人与世界之间，最深沉的关联。

湖湘先贤之所以值得纪念，湖湘文化之所以值得讨论，不仅因为他们曾经改变中国，更因为，他们始终敢于面对新的世界。

而所有的好酒，也是这样。它来自时间，经过沉淀，最终与人心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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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冲

编辑：白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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