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是冷战格局里最凶险的一年，也是世界戏剧版图悄悄改道的一年。

这年十月，古巴导弹危机持续十三天，美苏核按钮一触即发，全世界屏住呼吸。苏联潜艇上的军官瓦西里・阿尔希波夫一票否决了核弹发射指令，把人类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拉了回来。

同一个月，百老汇比利・罗斯剧院，爱德华・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首演，三个小时的戏，把中产阶级婚姻的体面撕得粉碎，美国戏剧一夜之间告别了温情脉脉的黄金时代，转入锋利刺骨的中年。

也是在这一年，英国评论家马丁・艾斯林出版《荒诞派戏剧》一书，第一次把贝克特、尤内斯库、热内、品特这群人的写作定了名——此前人们只觉得他们写的戏看不懂、没情节、光说话。

从此「荒诞派」成了二十世纪戏剧史上最重的一块门牌。法国的尤金・尤内斯库在这一年写出《国王正在死去》，用一场漫长的死亡仪式，写透了权力在末日面前的荒诞；瑞士的迪伦马特完成《物理学家》，把冷战核恐惧锁进了疯人院的三间病房。

西方舞台天翻地覆的时候，中国的话剧界正处在一个短暂的喘息期。

这年三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史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当着所有剧作家的面公开道歉：「运动中有偏差，我们代表党向大家道歉。」他力主尊重艺术规律，给创作松绑。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被压了数年的话剧界一下子缓过劲来——《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等现实题材剧目陆续破土，黄佐临就在这次会上抛出了他的《漫谈戏剧观》，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统天下的格局发难，成了中国戏剧观念解放的里程碑。

也是在这一年，周恩来冒雨登门看望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笑着赞他「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后来成了一个年轻演员一辈子的自我勉励。

戏曲江湖里，济公的故事也还在传。

上海中国剧场，年近七十的扬剧演员崔东升带着两个弟弟，演了最后一场《济公捉贼》。这位当年人称「活济公」的老艺人，一身破僧衣，手摇芭蕉扇，唱做念打依旧利落，谢幕三次台下掌声不肯歇。没人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另一个从小在苏州听着「江南活济公」沈笑梅评话长大的泰州人，会把济公这个角色，演进全中国几代人的记忆里。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０日，农历腊月十五，北京的西北风卷着煤烟味，刮过广播大厦的尖顶。

北京广播大楼里，一件更具开创性的事正在发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为落实１９６１年「新侨会议」精神，要办一台纯娱乐的喜剧晚会，定名「笑的晚会」。

演播厅里倒是暖烘烘的，十几盏碘钨灯烤得人脸发烫，空气中飘着焊锡和胶皮的味道。这是新中国电视史上第一场大型直播综艺晚会——「笑的晚会」——的录制现场。因为离春节只剩半个月，后来很多媒体回过头去翻旧账，管它叫「新中国第一次春晚」。严格来说这个说法不算准确，但「第一次电视直播的大型综艺晚会」是板上钉钉的。

彼时全中国的黑白电视机加起来还不到十万台，九寸的牡丹牌是绝对的奢侈品，谁家有一台，整条胡同的人晚饭后都会搬着小马扎挤过去看。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第一次试水大型直播，台里上下都捏着一把汗，台长反复叮嘱总导演：「只能成功，不能出岔子。」

总导演叫王扶林，时年３１岁，是国内第一批从广播转做电视的导演。这场晚会相当于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大考。节目单改了十七稿，每个演员的上场时间、站位、镜头切换都精确到秒，导播台上的对讲机能同时通八个岗位。他熬了整整一个月，眼睛里布满血丝。

此时没人知道，这个在导播台后面手心冒汗的年轻导演，日后会成为中国电视剧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后来执导了中国内地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１９８１），又用三年时间打磨出８７版３６集《红楼梦》——这部作品捧出了陈晓旭、欧阳奋强、邓婕一代人，成了几代观众心中不可逾越的经典。再之后是１９９４年的８４集《三国演义》，鲍国安的曹操、唐国强的诸葛亮成了后来所有翻拍都绕不过去的标杆。此后「王扶林」三个字几乎等同于中国古典名著影视化的开山祖师，业内人都尊称他一声「王导」，是新中国电视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王扶林给陈晓旭说戏

但这都是后话了。

此刻的王扶林还只是一个普通导演，正在监视器后面盯着舞台。

游本昌是中场靠前的节目，表演诙谐魔术《两个手指头》。他的名字是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孙维世亲自报上来的。王扶林之前看过他的哑剧片段，知道这人身上有戏、节奏感准，特意把他安排在承上启下的位置，用来托住全场的情绪。

２９岁的游本昌穿着洗得发灰的中山装走上台，肩背单薄，脸上带着观众熟悉的谦和笑意。热场的开场白刚落，台下笑声还没消，他身子猛地一晃，额头重重磕在铸铁制的摄像机底座上，「咚」的一声闷响，离得近的工作人员都听得清清楚楚。

全场静了一秒。

有人先笑出了声 —— 这是综艺晚会，又是「笑的晚会」，一个演诙谐魔术的人突然倒地，谁都以为是精心设计的喜剧包袱。前面的台词刚铺垫到「我这魔术啊，能让人说倒就倒」，观众都等着他爬起来抖包袱。有人甚至鼓了掌。

三秒，五秒，地上的人纹丝不动。血顺着额角往下流，渗进了中山装的领口，在灰布上洇出深色的印子。

笑声消失了。掌声也停了。

王扶林脑子「嗡」的一声，但他没慌，对着导播话筒沉声喊了两个字：「切镜。」同时冲侧台猛地挥手，候场的常宝华、常贵田叔侄俩几乎是踉跄着冲上台救场。整个切换过程不到十秒，大部分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甚至没察觉到异常，只觉得这个「包袱」好像比预想的长了一点。

游本昌被紧急送往医院，额角缝了六针。事后他说得轻描淡写：不是紧张，不是失误，就是饿的。每月粮食定量２３．５斤，清汤寡水，演出前连着三天连轴走台，体力透支到了临界点，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眼前已经发黑。

这是新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第一起演出事故。事故原因，说起来让人心里发沉：演员吃不饱。

王扶林事后写了三千字的检查，也记住了「游本昌」这个名字 —— 是真拼，也是真难。那个在导播台手心冒汗的年轻导演，和那个栽在摄像机前的年轻演员，各自在自己的赛道里熬了几十年，最终都熬成了行业里的标杆。

游本昌青年时

但此刻没人想这些。更没人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剧院里的普通龙套，凭什么能站在全国直播的舞台中央？他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公演介绍里，主角都有详细履历，轮到他只有冰冷的四个字 ——「本院演员」。前前后后演了几十个角色，没有一个主角，最多的时候一台戏里他演五个小人物，从老大爷到俘虏，从小兵到排长。这样一个人，凭什么？

答案系在一个女人身上。

这个女人把他从贵州的分配名单里捞出来，送进了北京。在她手下，他虽然跑龙套，但跑的是上《人民日报》的龙套，周恩来看两遍的龙套，苏联专家称赞的龙套。六年之后，这个女人被铁链锁在北京一个秘密看守所里，死的那天，恰好是她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尸体被迅速火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她叫孙维世。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养女，新中国第一位话剧女导演。

她选中了他，也亲手托举了他前半生的艺术道路；而她的骤然陨落，又按下了这个演员人生里长达二十年的暂停键。

先说这个年轻人的来历。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６日，他出生在江苏泰州县城，祖籍南京。原名叫「叶游本昌」。这个奇怪的四字姓名，牵扯出一桩旧社会宗法体制下的家族旧案。

他祖父姓叶，入赘到泰州游家，生了他父亲。曾祖父 —— 也就是游家那边的爷爷 —— 想让孙子姓游，延续游家香火。但他祖父反悔了，想让儿子姓叶。跟谁姓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就是宗法地位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到底算谁家的人」的问题。两家暗中较劲了许多年，谁都不肯让步。

游本昌有一个早夭的大哥哥。３岁那年，叶家爷爷问这个小孩姓什么，小孩说「我姓游」。老人气急了，伸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不是打给三岁孩子的，是借小孩做给大人看的。

游本昌的父亲游培元后来说过一句话：「将来生了儿子，一定要姓游。不姓游，老天就会把那孩子抓走。」一语成谶。那个孩子真的夭折了。于是父亲搞了个折中方案：所有孩子的名字，头一个字取「叶」，第二个字取「游」，两边都不得罪。等到叶家爷爷去世，才把「叶」字正式去掉。从此，他叫游本昌。

游家穷。父亲游培元是银行小职员，也当过会计，经常不在家，挣到钱的地方就是安家的地方。母亲是安徽长江边上的渔家女，上面有个哥哥是无业游民，先把她卖到南京做丝织女工，后来又把她卖给泰州游家做童养媳。

游本昌13岁时的户籍卡

游本昌在泰州长到３岁，全家搬到上海，十一口人租住在法租界的一间房子里 —— 祖父、父母、四个姐姐、他、两个妹妹，再加一个从泰州跟来帮忙的小丫头小马。条件有限，母亲带着游本昌和两个小女儿睡床上，其余人全打地铺。吃饭的时候他坐小板凳 —— 家里唯一的男孩 —— 四个姐姐两个妹妹站着吃。

三姐外号「三呆子」，因为家穷没怎么上过学，早早成了家里的劳力，相当于一个丫鬟。１５岁那年得了肺结核，买不起药，没多久就病死了。父亲怕传染其他孩子，不让他们进屋。游培元认为自己受过菩萨戒所以不怕，再加上一个出家的僧人、一面鼓、一个小钟，三个人就把三女儿送走了。这是游家妈妈失去的第三个孩子 —— 在三女儿之前，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早夭。

而此时的上海法租界，正是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天下。弄堂外面是印度「红头阿三」、法国巡捕、戴绿色法兰西帽的安南巡捕巡逻的世界。游本昌亲眼见过美国大兵扇中国工人耳光，见过国民党特务的警车呼啸而过，见过金圆券改革之后拿面额五十万的纸币买一块烧饼的荒唐场面。

穷归穷，乱归乱，有些东西还是在暗处种下了。

二姐比他大９岁，是个好莱坞影迷。她有一本照相簿，里面贴满了好莱坞明星的相片 —— 克拉克・盖博、费雯・丽、葛丽泰・嘉宝。她带弟弟去看卓别林、秀兰・邓波儿的电影。弟弟看不懂什么主义什么体系，单纯觉得银幕上那些人穿着不一样的衣服，说着不一样的话，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很有意思。卓别林的流浪汉让他笑得从座位上滑下来，秀兰・邓波儿的踢踏舞让他回家后在地板上蹦了一下午。二姐自己也爱演戏，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话剧《葛嫩娘》。剧照挂在家里，小游本昌每天看。他尤其喜欢钻到后台去，闻那股油彩、汗水和旧布景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后来说，那股味道大概就是命运的气味。

还有一件事，影响深远到他自己当时完全不知道。在苏州上四年级的时候，他每天放学去听一个号称「江南活济公」的说书人沈笑梅讲《济公传》评话。沈笑梅说书有个绝活：手里一把折扇，一会儿当酒杯，一会儿当拐棍，一会儿当蒲扇，人物切换全靠扇子的角度和身段的变化。小游本昌每天听完回家就对着家人模仿，学沈笑梅的举手投足、嬉笑怒骂，像模像样。三十多年后，这段童年记忆会成为一个角色的灵感来源。但那时候他完全不知道。

另一件事：游本昌体弱多病，有人算命说他活不过１３岁，只有皈依佛门才能消灾。６岁那年，信佛的父母把他送到上海法藏寺，拜了近代净土宗名僧兴慈法师为师，法号「乘培」。兴慈法师（１８８１—１９５０）是民国佛教界举足轻重的人物，１９２４年在上海创建法藏寺，弘扬净土法门。他收下这个体弱的孩子时大概想不到，面前这个小沙弥将在四十多年后演活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和尚。而他亲手创立的法藏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殆尽。

更巧的是：游本昌的母亲怀他六个月时曾去苏州礼佛，拜的正是济公。家里还有一尊济公瓷像，他从小就格外喜欢，总是对着那张半笑不笑的脸看很久。

命运的伏笔，埋得又深又早。只是当事人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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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

１６岁的游本昌打开西康路上工厂职工宿舍的铁门，看到马路两旁坐满了身穿绿色粗布军装、手扶长枪的解放军战士。战士们在老虎灶打开水坚持付钱，伤员们坚持步行，谢绝三轮车和黄包车工人送他们一程。然后他在报纸头版看到一条消息：一个美国大兵扇了中国工人耳光，被军管会责令悔过道歉。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他后来说，这一天是他的「双重解放」—— 上海的解放，也是他个人追求表演的「解放」。

游本昌在南京市私立钟英中学

读书时的学生学历卡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

１９５０年，南京文工团到他所在的钟英中学辅导排话剧《胜利之歌》，讲一个５１岁的老教师在困难时期带领学生和校工生产自救的故事。１６岁的游本昌演那个老教师。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就凭一股劲儿模仿见过的老先生走路的姿态、说话的腔调、拿粉笔的手势。这个戏拿了南京市学生戏剧比赛一等奖。文联的人来看，看完说了一段话：文艺作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牛奶，给人民提供营养；一种是白开水，可以解渴；一种是毒药 —— 绝对不可以做毒药。游本昌记了一辈子。１６岁的他从这天起就模模糊糊知道，演戏不是「玩」，不是「出风头」，是带着社会责任的。这个标准像一把尺子，从此放在了他心里。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岁，正式加入南京文工团，穿上灰布制服，享受「包干制干部」待遇。包干费每月８块钱，他学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 —— 常香玉当时为志愿军捐了一架战斗机 —— 每月拿出２块钱捐给国家买飞机大炮。

△1956年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毕业照(第二排右起：熊佛西、于伶、周信芳、盖叫天、田汉、周而复、顾仲彝、姚慕双、周柏春，最后一排右六为游本昌)

１９５２年，随团调入上海华东人民艺术剧院。进了大剧院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 —— 有一次院里排农民戏，他从来没下过农村，不知道怎么挑担、怎么插秧，演得一塌糊涂，自己都觉得假。院里领导看他演得费劲，又觉得是个好苗子，于是保送他进了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 —— 也就是后来的上海戏剧学院 —— 表演系一年级。没有考试，直接进。

他的老师名单堪称豪华：院长熊佛西，副院长兼表演系主任朱端钧 —— 上海「四大导演」之一，还有京剧大师周信芳、戏剧家田汉、武生泰斗盖叫天、剧作家于伶、文学评论家李健吾。朱端钧是他在上戏最直接的表演指导老师。

但前三年半，他「愣是没开窍」。演坏人就把「坏」字写在脸上，演老头就刻意驼背眯眼。他不甘心，晚上干脆不回宿舍，直接睡在排练厅地板上，脑子里全是人物和角色，但就是抓不住那个东西。把能搜罗到的苏联电影看了个遍，私下找老师求教，还是差一口气。

转折发生在大四最后半年。苏联功勋艺术家列普柯芙斯卡娅来上戏授课，带来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最新成果 ——「行动分析法」和「最高任务」。她在课上说了一句话：「演坏人，不能把『我是坏人』写在脸上。要用行动让观众相信你是一个坏人。从『为什么』出发，不要只演一个『怎么样』的空壳。」

一堂课，开窍了。游本昌后来形容那个瞬间：「像是一扇门突然打开了。」从那以后他更疯了，晚上在排练教室打地铺，脑子里全是人物、行动、规定情境。

毕业大戏是苏联喜剧《一路平安》，讲青年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上海市团委和教育部门安排他们在学校礼堂连续演了一个多月，引起很大轰动。游本昌演反派一号，把学到的理论全部用上，拿了满分，当选「学习积极分子」，加入共青团。

然后命运走到了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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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名单贴在公告栏的红纸上，墨迹未干。游本昌的名字排在贵州省话剧团那一行的第一个。

２３岁的年轻人站在名单前看了很久，没说什么。宿舍里的行李已经打了大半，网兜里塞着搪瓷缸和旧毛巾，他还特意准备了两副粗毛线护膝 —— 早就听人说贵州山区潮湿，容易得关节炎。他甚至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到了那边先跟老演员学方言，争取半年就能上台。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服从分配是天职，他已经做好了「扎根西南」的准备。

他不知道，有两个特殊的观众，已经在剧场里看了他整整一个月。

彼时中央实验话剧院刚刚挂牌成立，是文化部直属的国家级院团，相当于话剧界的「国家队」。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维世，都是戏剧界泰斗级的人物。剧院初创急缺青年演员，可中央戏剧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还要等一年才能毕业，两人索性南下上海，到上戏的毕业公演里暗中选人。

不打招呼，不亮身份，不提前通知校方，就像两个普通观众一样坐在观众席里，台前幕后地看。连后台的化妆间，都装作检查工作的样子走了一圈。

游本昌对此一无所知。他后来回忆，只觉得台下有两位观众看得格外专注，连侧幕条后面都站过。可他没多想 ——「一进剧场就进入角色，心无旁骛」。《一路平安》连演三十天，他把苏联专家教的「行动分析法」刻进了骨头里 —— 演坏人，绝不把「坏」字写在脸上，全藏在步态、手势和眼神的细节里。

散戏一周之后，调令直接下来了。游本昌与同班同学杨宗镜两人，被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式录取，即刻进京。国务院特批的两个名额 —— 对应毕业大戏里的「正一号与反一号」。

一张红纸分配名单，本来要把这个江苏泰州走出来的年轻人送到云贵高原的地方剧团。一场悄无声息的「微服私访」，又把他捞进了北京，捞进了新中国最高级别的艺术殿堂。他拿到调令的时候，贵州的报到手续还没来得及办。护膝一辈子没用上。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３日，他坐火车到了北京。冬天，灰蒙蒙的天，他拎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北京站广场上，望着天空满心滚烫：「北京啊北京，我来了，我真的好幸运哪！」

把他从贵州的命运里硬生生捞出来的那个女导演，就是孙维世。

孙维世是谁？这个名字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戏剧界，她的名字和焦菊隐、黄佐临并列，被称为「新中国三大戏剧导演」。她是新中国第一位话剧女导演。

而她的身世，比任何一部戏剧都更像戏剧。

父亲孙炳文，１８８５年生，四川宜宾南溪人。１９２２年，孙炳文带着一个同乡好友从上海出发，坐船经法国马赛，辗转到德国柏林，找到了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同乡好友，叫朱德。

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被杀害，年仅４２岁。６岁的女儿孙维世和哥哥孙泱从此成了烈士遗孤。

１９３７年，１６岁的孙维世在武汉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邓颖超收她为养女，先送她去延安学习，后来又送她去莫斯科深造。她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在苏联学了整整六年的戏剧理论和导演实践。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伟人出访苏联 ——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孙维世担任代表团俄语翻译组组长。

在当时，孙维世和冯凤鸣、张醒芳、郭兰英，号称是“延安四大美女”，名气非常大。而她本人，更是有“红色公主”的美称。

建国后，孙维世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

在后来排练《保尔·柯察金》时，让她有幸结识到了该院演员兼导演的——金山。

当时，金山已经结婚，妻子是中国内地著名女演员张瑞芳。

金山与张瑞芳的相识，是在重庆排练话剧《屈原》的时候，两人在剧中分别扮演屈原和婵娟，之后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

而在这之前，张瑞芳已经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是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导演，名叫余克稷。

同样地，张瑞芳与余克稷，也是因戏生情，但由于两人在性格上有着极大的反差，因此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而现在与金山的相识，让张瑞芳觉得，自己这次真正嫁给了爱情。但作为丈夫的金山，在生活上却表现得并不是那么的负责任。

加上现在又遇到了年轻貌美的孙维世，金山已然坠入了孙维世的情网之中，无法自拔。

而性格独立、要强的张瑞芳并没有为此而抗争，而是默默选择离开，成全他们俩。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孙维世与金山结婚。婚礼当天，江青就来了。据金山后来在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记载：江青拉着孙维世，要她「讲讲你和伟人出国的事情」，被孙维世以事关机密为由婉拒。此后江青又追问过多次，每次都被拒绝。

请记住这个日期 ——１０月１４日。它会再出现一次。

１９５６年，孙维世与欧阳予倩共同创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她导演了《保尔・柯察金》《万尼亚舅舅》《钦差大臣》《西望长安》《大雷雨》《初升的太阳》等一系列重要剧目。周恩来逢戏必看。

游本昌２０１６年在艺术团年会上回忆她的时候这样说：「孙维世开心的时候，在门口都能听到她在屋里面的笑声。如果你对艺术不真诚，她能直接把剧本甩到你的脸上。」

他还说：「我最好的时候就是在５０年代，被国家培养，进文工团，获奖，进剧院，跟着孙维世导演，我非常幸福。我们心甘情愿地把一辈子都交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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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后的现实，很快给了年轻人一盆冷水。

五十年代的话剧舞台，推崇「高大全」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游本昌个头不高，身形瘦削，往台中央一站，怎么看都不像主角料子。更要命的是他不善交际，用他自己的话说 ——「情商很低，有点旧知识分子的清高，万事不求人。」

游本昌（左一）在话剧舞台上

分配下来的角色，不是仆役就是士兵，大多连一句完整台词都没有。公演节目单上，主角名字后面跟着长长一行履历介绍。轮到他，只有冷冰冰四个字：本院演员。

于是从１９５６年开始，他跌入了漫长的龙套生涯。近三十年间，前前后后演了７９个角色，其中７７个是龙套。

院里的老演员安慰他：「你不是衣服的面子，你是里子，是硬里子。一件衣服里子不好，面子也挂不住。」

游本昌听进去了，给自己定位成「佐料演员」—— 条件好的演员是鱼头海参，是大菜；他就是葱姜蒜，提味的。没有佐料，再大的菜也不香。有位老演员看他不管什么角色都下死功夫，送了他一句话：「你是演小角色的大演员。」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游本昌把这句话当座右铭。但光有座右铭是不够的。一个在体制内不善交际、「万事不求人」的人，正常命运就是被边缘化。

然而在孙维世手下跑龙套，和在别的地方跑龙套，是两回事。

游本昌早年出演孔乙己

孙维世极具人格魅力，对演员有明确的培养计划。她不看重出身，从艺术和良心出发分配角色。在她的戏里，哪怕演个小龙套，大家都感到满足，因为她会告诉你：「今年先演这个小角色，明年有个更重要的角色等着你。」她对排练场上的演员很严厉，很多人都怕她。但游本昌不怕，他觉得被批评是好事 ——「导演要是不说你，你才吃亏呢。」

盖叫天说过一句话，游本昌觉得很在理：「人家说你不好、不对、不行，你听了之后知道错在哪里了，努力改正了，就成了好、对、行。」

１９５６年的一天，周恩来看完戏，孙维世把游本昌介绍给了总理。周恩来听说他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的学生，随即伸出手来。

游本昌后来无数次回忆那个瞬间 —— 总理的手温暖有力，「一股暖流直沁心窝，整个灵魂都被鼓舞起来了，真是终生难忘。」

周恩来对他说了两句话：「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

此后的人生里，每当遭遇挫折，他就想起这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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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套的黄金时代，从１９５９年开始。

这一年是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央实验话剧院排了一系列重头戏，孙维世执导《大雷雨》。这是苏联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经典作品，文化部要评奖，还要组织全国院团观摩，是当年全国文艺界的重点项目。孙维世作为总导演，压力很大，对每个角色都抠得很细。

游本昌同时也在演意大利喜剧创始人哥尔多尼的名作《一仆二主》里的特鲁法儿金诺 —— 这倒是个大主角，苏联专家看完两眼放光，相声大师侯宝林去看了三次。可他心里惦记着的，是《大雷雨》里一个谁都看不上的角色。

角色分配会上，孙维世给了他第一场第一幕里有十一句台词的管家角色。换作别的年轻演员，怕是要受宠若惊。可游本昌看完剧本，摇了摇头。他主动请缨，要演那个跟着贵妇人出场的老仆人 —— 无名，无姓，无台词，整场戏里只有十几秒出场时间，从舞台一侧走到另一侧，便落幕了。

剧院里有人私下说他傻，放着有台词的角色不演，去演个活背景。孙维世却没拦，只对身边的副导演说了一句：

「他自有他的算盘，让他折腾。」

为了这十几秒，游本昌准备了整整半年。

他泡在国家图书馆，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九个剧本的中译本全部找来通读 —— 不是只看《大雷雨》，而是把这个作家的整个创作世界吃透。读完剧本又读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对《大雷雨》所反映时代的总结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讲的是农奴制社会。他翻遍了外文书店的沙俄画册，看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盯着那些纤夫的脊背、眼神和脚步，一个一个地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一本本往宿舍抱，读沙俄底层人的麻木与屈辱，读那种刻进骨头里的沉重。

他甚至专门研究了农奴的脚 —— 常年走泥路，脚趾是变形的，走路时重心往前倾，像随时要栽倒。

他想通了一件事：这个老仆人不是简单的「下人」，他是一个农奴，身上背负着整个时代的压迫。他给这个角色设计了两个生理特征：瘸腿，咳喘。右腿微瘸，背驼得厉害，咳嗽是肺气肿的闷咳，带着痰音，咳的时候身子弓成虾米状。

演出那天，幕布还没拉开，观众先听见台上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嘶哑、沉重，像要把肺叶都咳出来。厚重的丝绒幕缓缓拉开，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农奴，瘸着腿，一步一挪地从台边走过。他垂着眼，脸上没有表情，只有咳到极致时眼角皱起的纹路，藏着说不尽的苦。十几秒后，他消失在另一侧的幕布后面。

台下静了几秒，传来低低的叹息声。

《人民日报》在剧评里专门提了这个没有名字的角色，说「一个无名的老仆，道尽了农奴制的全部罪恶」。那句「经典的龙套」，就是从这篇文章里来的。苏联专家看完演出，特意绕到后台找他，握着他的手说，他演活了整个农奴制时代的影子。

周恩来看了这出戏两遍。第一遍是正式公演，第二遍是特意陪外宾看的。散场后跟孙维世说：「那个演老仆的演员，下了功夫。」孙维世笑了笑，后来告诉游本昌 ——「我知道你不会白报的。」

排《大雷雨》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整个剧院震动的事。

有天排练间隙，孙维世突然走到游本昌身边，丢下一句话：「你准备一下，明天上场演男一号鲍里斯。」

整个排练厅瞬间静了。一个只有十几秒戏份的龙套演员，被总导演临时点名演男主角。有人侧目，有人等着看笑话，私下里议论「孙导演这是怎么了，让个龙套演男主，这不胡闹吗」。

游本昌当时心里也咯噔一下，但他没问为什么，也没说「我不行」，就说了一个字：「好。」

那天晚上，排练厅就他一个人。一盏吊灯，一张剧本，一杯凉白开。他把五幕戏的台词一句一句抄下来，旁边标上情绪、动作、调度。鲍里斯的挣扎、懦弱、痛苦，一层一层往里挖。熬到蜡烛烧完了一根，又点上一根。窗户外面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合上书，闭上眼睛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没卡一处。

第二天连排，他站在舞台中央，开口第一句，全场都安静了。没人想到，一个跑龙套的，能把男主演得这么有层次。

可正式公演的名单出来，还是原来的当家小生。

有人替游本昌抱不平，跑去问孙维世。孙维世只说了一句：「他还需要磨。」

游本昌自己一点情绪都没有。他知道，导演愿意给你一次试的机会，就是天大的信任。能不能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证明了自己能行。「能被导演信任这一回，那种快乐终生难忘。」

孙维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 —— 我知道你能演主角，但时候还没到，你先攒着。

紧接着又一件事。国庆十周年献礼，剧院排《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游本昌自报扮演列宁。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要演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身形不像，资历不够，简直是天方夜谭。艺委会开会讨论，反对声一片：「身形差太远了，压不住场」「太年轻了，没有领袖的气场」。

孙维世力排众议。她拿出游本昌自己偷偷拍的一张定妆照 —— 戴了头套，贴了假胡子，眼神微微沉下来。孙维世指着照片说：

「你们看，眼神对了。列宁的眼神里，有坚定，也有慈悲。他有这个眼神。小伙子，你能行！」

就这一句话，定了。

△游本昌饰演列宁

临演出前两天，原定的演员突然嗓子水肿发不出声，临时换游本昌上。两天，十二场连排，他吃住都在排练厅。其实他早有准备 —— 排练期间看了一个月的排演，回到宿舍看的全是列宁的照片，外文书店的资料买了一堆。他说：「我是时刻准备着的。」

老院长欧阳予倩看完非常满意，说他演得非常像，「看起来不像是才下了两天的功夫」。

正式演出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一万多人的场子。游本昌出场的时候，全场先是静了一下，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演讲到高潮，他振臂高呼，台下的观众跟着站起来。场面沸腾得像真的回到了十月革命的现场。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右下角发了演出消息，专门提了演员游本昌。

这一切 ——「经典龙套」被《人民日报》报道、被临时点名演男一号、自报列宁被批准 —— 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有人相信他，有人护着他，有人在体制内给他留了一块施展的空间。

游本昌在上世纪60年代参演话剧《桃花扇》，图为演出后合影，前排左二为游本昌。

那个人就是孙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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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日子一天比一天紧。

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城里的普通居民每月二十一斤口粮，副食品更是稀缺，糖、肉、油全凭票供应，每人每月糖只有二两，逢年过节才偶尔能见到一点。剧院的演员们大多出现了浮肿症状，脸上虚胖，一按一个坑。排练强度大，又吃不饱，晕倒在排练厅是常有的事。

游本昌算严重的。浑身都肿，鞋子都穿不进去，最后直接晕在了排练台上，被紧急送进医院。诊断是严重营养不良引发的浮肿病，必须卧床静养。住院的时候，每天就是窝窝头和稀菜汤，一点油星都没有。

有天下午，病房门被轻轻推开。

孙维世拎着个蓝布小包走进来，穿一件灰色的棉大衣，围巾裹得严严实实，外面的冷风还顺着衣角往里钻。她走到病床边，没说多少客套话，就问了问病情，然后从包里掏出四块方糖，用透明的糖纸包着，整整齐齐的，塞到他枕头底下。

「别总想着熬戏，先把身体养好，明年还有新剧本，等着你上。」

语气平平常常，像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可游本昌当时鼻子一下就酸了。他知道，孙维世自己也浮肿。她是领导，定量也不比普通演员多多少。这几块糖，是她攒了好几个月的定量，自己舍不得吃，拿来给他补身子。

那四块糖，游本昌在枕头底下放了很久，舍不得吃。每天醒了就摸一摸，糖纸都磨皱了。

后来同行跟他开玩笑：「行啊你，几块糖就把你收买了？」

他摇摇头，表情很认真：「她给的不是糖，是信任。她告诉你，你在她心里，是重要的。」

住院那一个月，孙维世还让场记每周送排练笔记，用钢笔抄得工工整整，上面有她用红笔写的批注，哪段节奏快了，哪段情绪收一点。病床成了他的第二教室。他躺在病床上，看着那些红笔的批注，心里就一个念头：快点好起来，回去演戏，不辜负她。

他后来说：「她愿意蹲下身子，给演员递一杯水，或递一颗糖。」

浮肿严重之后，游本昌不得不回南京老家养病，整整两年，吃了１５０副中药。１９６３年回到北京，剧院正在为排演话剧《叶尔绍夫兄弟》建组。孙维世看到他，让他伸出腿来，用手摁了摁 —— 还是有坑，浮肿还没完全消退。

她不同意他进组：「继续休息。」

游本昌又感动又安慰。在他几十年的龙套生涯里，被冷落、被忽视是常态。但在孙维世面前，他是一个被记住的人。她记得他的身体，记得他的腿，记得他可以演什么、不可以演什么，记得「明年还有新剧本」。

正是在孙维世的庇护体系下，１９６２年的那台「笑的晚会」，他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去。能被点名上国家级直播舞台的，不会是一个无名之辈 —— 哪怕在节目单上，他的名字后面依然只写着「本院演员」。

然后他因为饿，栽倒在了摄像机底座上。

一个给演员送方糖的女导演。一个饿晕在国家直播现场的龙套演员。荒诞吗？不。那是那个时代的底色。方糖是奢侈品，所有人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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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１９６６年。

风暴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１９６７年９月，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公开点名孙维世的哥哥孙泱 ——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 被扣上「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的帽子。没几天，孙泱惨死在人大。

孙维世正在外地排戏，接到电报连夜赶回来。哥哥死得惨，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她拿着哥哥的遗书，手都在抖。身边的人都劝她忍，她不听：「我哥是老革命，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

她写了信，一封封往上递，有的寄给周恩来，有的写给其他领导人。据光明日报《书摘》转载的回忆文章：她还在信中希望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

这些信全部落到了江青手里。

江青拿着信去找周恩来，指着信说：「你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江青以「特嫌」罪名逮捕了孙维世的丈夫金山。金山入狱七年。趁搜查金山「罪证」的机会，江青派人抄了孙维世的家，抄走并焚毁了大量信件和照片 —— 其中有江青等人早年赞扬孙维世艺术才华的信。孙维世的日记、信件、照片装了满满三麻袋，在院子里烧了，火光映红了半条胡同。孙维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火光，一滴眼泪都没掉。

这些信的存在，也许才是真正让江青寝食难安的东西。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日深夜。敲门声很急。

来带走孙维世的不是公安机关，而是一队空军现役军人。叶群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她没有被关进秦城监狱，而是关进了已被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秘密看守所，代号「五角楼」。

她的名字被改成了「孙伪士」，编号代替了姓名。被定性为「关死对象」—— 不审，不判，慢慢关死。

狱中的审讯集中在几个方向：追问她在苏联受过什么「训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回国搞什么破坏活动。还追问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

她不肯合作。被加上「苏修特务」的罪名。

被捕之前，她对妹妹孙新世说了两段话。

第一段：「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第二段：「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孙维世在关押中被迫害致死。年仅４７岁。

这一天，是她与金山的结婚十八周年纪念日。

两天后，周恩来得知死讯，批示：「是否自杀或打死，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明死因。」

回答是：尸体早已火化。

妹妹孙新世到公安局去要骨灰，得到的回答冰冷生硬：

「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没有葬礼，没有墓碑，连一捧骨灰都没有留下。金山出狱后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他见到孙新世的那一刻，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

１９７７年６月９日，文化部艺术局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孙维世举行遗像安放仪式，平反昭雪。没有遗体，没有骨灰，只有一张遗像。

很多年后，邓颖超对人说过一句话：「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不是脾气暴，她只是一辈子坦荡，眼里揉不得沙子。这样的性子，在那个年代，是致命的。

孙维世去世十九年后，１９８７年，邓颖超给女演员于蓝写信。署名不是「邓颖超」，而是 ——

「被维世称妈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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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世死的时候，游本昌３５岁。他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劳动，是第一批被下放的演员。每天在炉前干活，温度高的时候有四五十度，穿着厚帆布的工作服，一天下来衣服能拧出半盆汗。

他听到孙维世的死讯，是在一个收工的傍晚。一起下放的同事偷偷跟他说的，声音压得很低：「孙导演，没了。」

游本昌当时手里拿着铁锹，一下子就杵在了地上。他没哭，也没说话，就站在那里，站了很久。西边的太阳落下去，天一点点黑下来。同事拉他走，他摇摇头：「再站会儿。」

那天晚上，他在宿舍的被窝里，蒙着头，哭了一夜。

他知道，自己的天，塌了一块。

接下来的日子更难了。他先后辗转到北京印刷一厂排字，鞍钢九号平炉当炉前工。每年麦收季节还要去北京郊区的平谷、怀柔、密云、丰台劳作。他盖过房子，当过小工，种过水稻，拔过萝卜，拔过花生，收过棒子，收过麦子。这不是演戏，不是体验生活，是真的在干。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

最绝望是１９７０年的冬天。月亮很圆，照得地里发白。他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路过一片杨树林，风吹得树叶哗哗响。他站在一棵歪脖子杨树前，站了很久。

他后来说得很平淡：「树都选好了，可最终还是忍了。」

忍着活下来，只为了有一天还能站上舞台。可就在他伸手要摸树干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是孙维世说的 ——「一个演员最大的追求，就是要在观众心目中塑造几个留有印象的人物。」

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不行。不能就这么死了。死了，就再也演不了戏了。死了，就辜负她了。

他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回了宿舍。

就算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演员。晚上农民凑在炕头聊天，有人喊「老游，来一段」，他就站起来，给大家演哑剧，演小段子，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演完了，老乡给他塞热红薯，塞煮鸡蛋，说「老游你演得真好，比县里的剧团还强」。

他把那段岁月叫做「逆增上缘」：「越是难的时候，越要攒着劲儿。环境越苦，越不能把本事丢了。」

他对那段历史的态度，始终是这样的 —— 不控诉，不渲染，不把苦难当勋章。

「大的形势如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你总要积极面对，就是我算体验生活了。」

「大的形势让你不得已，这个是所谓的共业。一方面你可以服从它，但是你服从的同时你得有脑子，这就行了。」

这种克制，比任何声泪俱下的控诉都重。他不是没有痛苦。他只是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不如把痛苦变成将来有一天还能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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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游本昌４４岁，参演讽刺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重回舞台。

但情况并没有变好。

孙维世不在了。没有了那把保护伞，他在剧院的处境一落千丈。以前是「受重视的龙套」，现在是被边缘化的老演员。新的领导，新的阵容，新的规矩。好角色轮不到他，重要的演出没他的份。「干这个也不让干，干那个也不让干，处处不得志。」「老是让我跑龙套，甚至该分配给我的角色我也演不上。」

有一次，他对一位主力演员说「总有一天，我要演你这个角色」。对方上下打量他一番，然后指着旁边另一位演员说：「他可以，你不行！」

还有一次，剧院排新戏，他觉得有个角色适合自己，去找导演谈。导演上下打量他一番，似笑非笑地说：「老游，一把年纪了，安安分分吧。」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心里憋着一股火。

１９８１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阿 Q 正传》。阿 Q 是游本昌「理想中的角色」。但角色落在了他的学生严顺开头上，他不愿跟学生抢。１９８３年，严顺开凭这部电影获得了卓别林国际喜剧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 而卓别林，正是游本昌小时候在上海由二姐带着看的那个人。

命运的线头就是这样在暗处缠绕。你不知道哪一根会绷断，哪一根会在几十年后突然接上。

３３岁到５３岁，整整二十年。一个男演员最黄金的二十年，本该在舞台上打磨演技、塑造角色的年纪，他在炼钢炉前，在印刷车间，在田地里，在剧院的冷遇里，一点点耗过去了。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如果孙维世还在，这二十年大概率不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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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游本昌５０岁。

前前后后演了７９个角色，７７个龙套，没有一个让观众记住名字的人物。

但孙维世的那句话，像种子一样，在心里埋了几十年，到了该发芽的时候了 ——

「一个演员最大的追求，就是要在观众心目中塑造几个留有印象的人物。」

「每每想起这句话，我就睡不着觉。」

５０岁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他决定做一件没人做过的事：办一场个人哑剧专场。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了，还从没有过一个人一台戏的哑剧专场。身边的人都劝他：「老游，别折腾了，都五十了，图什么啊？」「赔钱又费力，演砸了，一辈子名声都毁了。」他不听。

回家跟妻子杨慧华商量，妻子是中医妇科主任医师，深明大义，只说了一句：「想做就做，家里有我。」两人把积蓄都拿出来，「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他自己写剧本，自己排练，自己跑场地，每天泡在排练厅，练形体，练表情，练到浑身酸痛。

１９８３年８月，新中国第一台个人哑剧专场在北京首演。两个小时，十几个节目，他一个人撑完全场。演出结束，汗衫能拧出水来，一场戏换了四件，心率飙到每分钟一百六十次。

可观众的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笑声，掌声，还有眼泪。京剧导演阿甲看完站起来鼓掌，说：「游本昌是中国新哑剧艺术的开拓者。」时任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也去看了，文化部专门批了两万块钱奖励剧院的创新精神 —— 在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三四十块的年代，这相当于近五十年的工资。后来他去上海演出，连演三十多场，场场爆满。给聋哑人演出的时候，结束后聋哑观众都涌上台，拉着他的手，激动得流泪。

１９８４年央视春晚，他表演４分钟哑剧《淋浴》。大年三十晚上，全国观众守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个瘦瘦的老头模拟洗澡的全过程，惟妙惟肖，趣味横生。掌声雷动。

５１岁的游本昌，第一次被全国观众记住了名字。

而远在上海的导演张戈，正坐在电视机前，眼前一亮。他正在筹拍电视剧《济公》，找了好几个演员，都不对味。看到游本昌的那一刻，他一拍大腿：「这就是济公！」

邀约很快就到了北京。游本昌拿到剧本的时候，手都在抖。

５２岁了。等了一辈子的主角，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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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济公》的八个半月，是他这辈子最拼的日子。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起来化妆，拍到深夜才收工。片酬一集１２０元，最后一集加３０元，全剧总共挣了９９０元。

刚开机的时候，他找不到济公的神韵，全剧组都跟着急。有天中午，他在片场的躺椅上打盹，迷迷糊糊听见导演在远处喊他名字，他趿拉着一双不合脚的僧鞋，一颠一颠地往那边跑。

跑着跑着，他突然停住了。

对了。就是这个感觉。

济公就该是这样 —— 邋里邋遢，晃晃悠悠，游戏人间，又心怀慈悲。一双不跟脚的鞋，找着了济公的魂。

这个感觉，其实早就埋在那里了。在苏州上四年级的时候，每天放学去听「江南活济公」沈笑梅说《济公传》评话的那个孩子，在知天命之年，终于把沈笑梅的举手投足、嬉笑怒骂化进了自己的骨头里。６岁在法藏寺皈依的那个小沙弥，母亲怀他六个月时在苏州拜过的那尊济公像，家里小时候摆的那尊济公瓷像 —— 那些看不见的线，在这一刻全部收拢了。

剧组给他做了一件崭新的僧袍，他嫌太新，拿过来亲手剪破，在地上搓，在泥里蹭，弄得破破烂烂，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牙齿用眉笔涂黑，脸上抹上灰。他说：「济公的破，是破在外表，干净在心里。外表越破，越衬得他心里敞亮。」

原剧本里有一场戏，济公用脏手抓馒头，留下五个黑手印，没钱付账，拿起就吃。游本昌看了直摇头：「不行，这不是济公，这是痞子，是吃白食。济公再穷，也不会欺负老百姓。」他坚持改成济公掏出铜板放在桌上，再拿馒头。就这一个细节，把「济公」和「混混」拉开了距离，也奠定了这个人物在观众心中的底色。

盛夏的杭州，三十九度高温，拍吃肘子的戏。肘子头天买的，放了一夜，已经变质发臭。导演在监视器后面喊：「咬！嚼！咽！」他对着镜头，大口大口地啃，吃得津津有味，香得不行。导演一喊「卡」，他转身跑到一边，哇地一声全吐了，吐得眼泪都出来了。这场表演后来被收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教材。

衙门挨打的戏，他主动要求真打，不用护垫。棍子结结实实打在背上，拍了十二遍。戏里济公咬着牙，面不改色。戏外，他被打得站都站不起来，是工作人员扶着下去的。

他说：「济公这个角色，拼掉了我半条命。」

１９８５年，《济公》播出，万人空巷。「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游本昌演的济公，疯疯癫癫，惩恶扬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成了全中国孩子心中的「济公爷爷」，成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１９８６年，《济公》获得金鹰奖最佳男主角。

那一年，他５２岁。

从孙维世选中他进京 ——１９５６年 —— 到他终于演上第一个主角 ——１９８５年，整整二十九年。从孙维世离世 ——１９６８年 —— 到他在荧幕上证明自己 ——１９８５年，整整十七年。

他用二十九年完成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交给他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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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的人生还很长。

游本昌与夫人杨惠华、儿子阿超、女儿游思涵合影

１９９１年，妻子杨慧华确诊乳腺癌。游本昌中止了《济公游记》的筹备工作，推掉几乎所有戏约，全职陪护妻子四年。１９９５年复查，医生说「创造了奇迹」。这直接导致他在成名之后「消失」了很多年。他说：「夫妻之间不存在牺牲。」

游本昌与夫人杨惠华在天安门前合影

２００９年，７６岁的他在黑龙江绥芬河大光明寺剃度出家，法号「定畅」——６岁那年在法藏寺的法号是「乘培」，这一次出家是为了弘扬弘一法师的话剧做准备。

２０１０年，话剧《弘一法师 —— 最后之胜利》在杭州虎跑寺首演。此后巡演一百三十多场，大多是公益演出，不赚什么钱。为了排这部戏和之前的哑剧集，他两次卖房。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卖房都不怕，住养老院更没什么。」

８３岁那年，排练时摔了一跤，左手肱骨骨折，医生说至少要养三个月，他术后二十五天，缠着绷带登台了。观众没人看出来。他说：「戏比天大。当年盖叫天先生能断了腿还唱戏，我这点伤算什么。」

２０２０年，８７岁生日那天，他接到了王家卫的电话。《繁花》邀请他出演「爷叔」。他说：「８８岁还有人找我演戏，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拍摄期间脚肿得穿不上鞋，需要吸氧，坐轮椅候场。王家卫出了名的磨，一场走廊走路的戏拍了十几遍，他拖着肿得像馒头的脚，来来回回走，一句怨言都没有。拍完那场戏，王家卫对着监视器感叹：「游老师哪里像８８岁？６８岁都不止！他后脑勺都会演戏。」

《繁花》播出，「爷叔」又火了。年轻人惊讶地发现，原来演济公的那个老爷爷，老了居然这么有范儿。一辈子，演什么像什么。

２０２３年４月，９０岁的游本昌应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之邀，到国话剧场看话剧《苏堤春晓》。演出结束后，他走进后台，看着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演员，说：

「６８年前，我跟你们一样的年纪，那时我跟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也是我的恩师孙维世说：『我把一辈子交给你了！』」

他停了一下。

「舞台就是我们的圣殿…… 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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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年１月，游本昌突发重病，慢阻肺急性发作，进了ＩＣＵ，抢救了很久才过来。从鬼门关走了一趟，他反而更通透了。他跟家人达成共识：只做必要的、及时的、对生命有价值的抢救，不插管，不遭罪。「人要走得有尊严。」

游本昌与郭德纲

这场大病促成了两件事。一是自传《补拙记》的完成，把一辈子的事都写了进去。二是和儿子游智超的「圆桌会议」—— 游智超３岁被送到南京奶奶家，７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长期与父亲疏离，一度改名换姓不让人知道是游本昌的儿子。父子之间积攒了几十年的心结，终于摊开来说了。他在书里写：「幸有一场大病让我重生，我们充分谅解了，特幸福！」

２０２５年５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９２岁。站在党旗下，腰板挺得很直，声音洪亮，一字一句念着入党誓词。从１９７６年在天安门广场送别周恩来那天算起，他等2025 年 5 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2025 年 9 月，他和老伴主动搬进了北京顺义的养老社区「玉兰人家」。有人说「您这么大名气，怎么还住养老院？」他笑着说：「卖房拍戏我都不怕，住养老院有什么。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在养老院的日子，很规律。每天早起，练练书法，看看书，有年轻演员来看他，就跟他们聊聊戏，聊聊做人。他很少提以前的苦难，也很少说自己的成就。聊起孙维世的时候，还是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说「那是我的恩师」。

他家里有一面「荣誉墙」。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张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合影 —— 话剧《桃花扇》演出后拍的。后排中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有记者来采访，他指着照片里的自己哈哈大笑：「你看，我多会抢镜头啊。」然后面色一沉，指着照片中的一位女士：「这是我的恩师。」

2026 年 4 月，自传《补拙记》出版。书的最后给年轻人留了一句话：

「亲爱的娃娃们：不要怕跑龙套，也不要怕起步晚，补拙就是一直努力，总能达到自己的理想水平。」

2026 年 9 月 16 日，他过了 93 岁生日。家人都来了，孙辈绕膝，很热闹。他那天精神很好，跟每个人都碰了杯，说「都好好的」。

生日过后没几天，他的身体慢慢弱了下去。没有痛苦，就是一天天嗜睡，吃得越来越少。

9 月 23 号晚上，他醒了一次，看着守在床边的女儿游思涵，轻轻说了句：「别熬了，去睡吧。我没事。」女儿点点头，给他掖了掖被角。他笑了笑，闭上了眼睛。

2026 年 9 月 24 日凌晨 1 时 40 分，游本昌在睡梦中安详离世。走得很平静，没有挣扎，没有痛苦。

胡歌发文：「荧幕上，爷叔护佑阿宝走过风雨江湖；现实中，游老师以一生践行演员的本分。」王家卫工作室发了三个字：「侬走好。」《繁花》官方微博发了一条 30 秒的视频：「谢幕不散场，缘分常在，情义长存，爷叔再会。」

1960 年，她拎着蓝布小包到医院，掏出四块方糖塞到枕头底下，语气平淡地说：「先把身体养好，明年还有新剧本。」

1968 年，她死在看守所里。47 岁。没有遗体，没有骨灰，没有坟墓。

2026 年，那个接过方糖的年轻人在睡梦中走了。93 岁。

中间隔了六十六年。

有人说他大器晚成，52 岁才演上第一个主角。

不是晚成。

是被偷走了二十年。

孙维世在八宝山的墓位

偷走他二十年的，不是命运，不是能力，是 1968 年 10 月 14 日一个 47 岁女人的死亡。

电视剧《繁花》剧照

她教给他的那句话 ——「一个演员最大的追求，就是要在观众心目中塑造几个留有印象的人物」—— 他花了一辈子去完成。

而她自己，连一座坟都没有。

女儿凑到他耳边，听见他最后轻轻说了一句话：

「我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