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鲁西南战役打响。

天还没亮，枪声就停了，整编第七十师在六营集被解放军围歼，中将师长陈颐鼎成了俘虏。

他把手表和钢笔悄悄塞给身边人，写下一封遗书，托人转交妻子。

一位国民党中将，落到对手手里，他以为自己死定了。可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运河边长大的孩子，为何非要去当兵

陈颐鼎出生在江苏宿迁的窑湾古镇。

这个地方不大，却卡在京杭大运河和骆马湖的交汇口上，水路四通八达，南来北往的船只和人流在这里聚散。他在这里待到七岁，之后被送去镇江读书。

镇江靠着长江，和窑湾又不一样。陈颐鼎到了那里，看见的第一件让他心里不舒服的事，是停在江面上的外国军舰。那些船大，炮多，飘着异国旗帜，横在中国自己的江面上，来去自如。

更叫他憋屈的，是岸上那些外国水兵，走路带风，对着中国百姓呼来喝去，没有半点把人当人看的意思。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心里埋下的东西，有时候比大人更深。他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这口气，得靠真本事才能出。

1924年，陈颐鼎先考取了上海的法政大学，但坐在课堂里读法条，不是他想要的。同年年底，他经人介绍，从上海坐轮船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

彼时的黄埔，聚集了一批真正想干事的年轻人，校园里气氛热烈，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这些人常来讲课，讲中国的现状，讲世界的走向，讲一个国家为什么会积弱，又该怎么站起来。

陈颐鼎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把眼界打开了不少。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路过黄埔，在全体师生面前发表讲话。

那是陈颐鼎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见到孙中山，全场没有人讲话，几百个年轻人静静站着听。那种感觉，他后来跟家人提起过好几次，说那一刻，觉得自己知道为什么来这里了。

1925年起，陈颐鼎跟着部队参加第一次东征，年底又打了第二次，攻克惠州城。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同年七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

从窑湾到镇江，从镇江到广州，从广州一路打北伐，这个在运河边长大的孩子，用十几年把自己走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十二月的光华门，打出了南京保卫战最硬的一仗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

淞沪会战打得惨烈，陈颐鼎率部参战，执行"铁拳计划"，因表现出色，升任八十七师副师长兼二六一旅旅长。但真正让他留在史书里的那一仗，是同年十二月在南京城外打的。

12月7日，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陈颐鼎带着二六一旅守光华门一带。

他接到的命令是守住阵地，但他心里清楚，这块地方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之一，守得住守不住，得靠人命去填。

12月10日，日军第九师团对光华门发起猛攻。炮火连续轰击，一段城墙被炸塌，缺口打开，数百日军趁机冲进城内。这在南京保卫战里是极为危险的局面，城墙一旦被突破，内城的防线几乎就要崩了。

陈颐鼎当时跟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站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犹豫太久，当场定下反击方案：等到黄昏，趁着光线变差，同时出击。

易安华带一个加强团从东北方向压过去，陈颐鼎带两个加强营从光华门北侧向南猛插，两路人马把冲进城的日军夹在中间。

打到深夜，入城的日军被全部歼灭，这批人数在五百以上，是日军第九师团的精锐。这是南京保卫战里歼敌最多、打得最为彻底的一次局部战斗。

易安华在这一仗里阵亡了，年仅38岁。陈颐鼎后来提起这位旅长，每次都沉默一阵。战友之死，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

南京最终还是失守了。陈颐鼎在城破之后，抓了一块门板，漂过长江，活了下来。

据说，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后来曾专程前往光华门跪拜，这个细节流传下来，多少说明了这一仗打得有多重。

踏上基隆码头的那个下午，他忍不住掉了眼泪

1945年8月，抗战结束。这一年，陈颐鼎已经是第七十军的中将军长，部队驻扎在福建境内。上级交给他一个任务——率部渡过台湾海峡，接受日军投降。

10月17日，第七十军各部从浙江宁波、福建马尾等地分头出发。陈颐鼎亲自率领主力第七十五师从宁波镇海登船，向基隆开进。

船靠港的时候，码头上挤满了人。台湾的百姓已经在那里等了好几天，有人从更远的地方赶来，就为了亲眼看一眼大陆来的军队。

那个场面，陈颐鼎后来描述说，站在船上往岸上看，人头攒动，到处都是人。

从基隆到台北不过三十多公里，走铁路的话，正常不到一个小时。那天的专列，走了四个多小时。

不是火车慢，是沿途每一处停靠点都有人聚着，列车走不快。台湾民众把能找到的旗帜都拿出来了，站在铁路边，挥着手喊着话。陈颐鼎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连绵不断的人群，眼眶红了。

10月25日，台北市中山堂，"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正式举行。

国民政府代表陈仪主持受降，日本原台湾总督、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陈颐鼎以第七十军军长的身份走在受降队伍前列，全程参加典礼。

典礼结束后，陈颐鼎当场落泪。这不是他平时的风格，这个在南京城墙上打到最后一刻的人，不是容易动情的性子。

但那一天，他哭了。他后来跟家人说，这辈子值得骄傲的事情不少，但没有哪一件，能跟这一天比。

他晚年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快意平生唯一事，台湾宝岛受降时。"一个人的一生，要经过多少事，才会把某一天单独拿出来，说那是最值得的时刻。

一桌酒席之后，他走上了一条自己从没想过的路

1947年7月，国民党整编第70师在鲁西南战役中被刘邓大军全歼，师长陈颐鼎和副师长罗哲东一同被俘。

陈颐鼎当时以为自己会被处死，情绪很低落，几次想上吊自尽但未能实施。

后来看守通知他刘伯承要见他，他以为是要被审讯，便把手表和身上值钱的东西交给罗哲东，写好遗书托他设法带给妻子。

押送到指挥部，他等待的不是枪声，而是一个邀请——刘伯承要见他，设宴接风。

这一顿饭，陈颐鼎坐下来的时候，腿还是软的。他以为这是"断头宴"，喝完这杯就完了。结果刘伯承坐下来，跟他聊天，谈军事，谈打仗，谈陈颐鼎以前指挥过的那些仗。

两个人推杯换盏，越聊越投机。席间，陈颐鼎慢慢意识到，对方不是在审他，是在跟他说话。

宴席散了，陈颐鼎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被安排在刘邓大军指挥中枢附近的一处四合院里住下。他面前摆了两个选择：拿路费回老家，或者留在解放区。他想了想，选择留下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颐鼎出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研究员。人到中年，重新站在一个全新的位置上，他做的事情，跟以前打仗不一样，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

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建院初期，教员奇缺，刘伯承把目光投向了一批原国民党旧军官，陈颐鼎是其中之一。

刘伯承来登门，陈颐鼎没答应。

理由是，自己在胜利之师面前称师，开不了口。刘伯承第二次登门，陈颐鼎生着病，仍然推辞。刘伯承这次没有走，把陈颐鼎打过的那些仗摆出来，一场一场讲，指出他在什么地方判断准，在什么地方处置得当，把陈颐鼎说得哑口无言。

第三次，刘伯承直接带他去了光华门。两个人登上城墙，站在那个位置上，下面是老城区的街道和屋顶。刘伯承问他，十四年前，在这里打日本人，还记得那时候的情形吗？

陈颐鼎站在城墙上，想起了易安华，想起了那个夜晚的枪声，想起了黎明时城墙下那些日军的尸体，也想起了后来的败退，想起了那块漂过长江的门板。他没说话，眼泪流了下来。

刘伯承随口念了一句刘禹锡的诗：“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

意思是说，即使百战百胜的将军，有时也难以完全识破敌人的诡计或预料所有变数。人只有经历多次挫折和失败，才能深刻总结教训，真正看清问题所在，成长为行家里手。这恰恰是一个人最值得总结的地方。

陈颐鼎没有再推辞。

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后，他主讲战役学、战术学及战例研究等课程，上课时会从对比角度分析国共双方在同一战场上的部署和得失。

他不是那种照本宣科的老师，讲到某一个战役细节，会把自己亲历的情形说出来，让学员知道教材上那些抽象的原则，在真实的战场上是什么样子。

在校期间，他直接带过的基层军官超过三千人。这段经历，他一直做到1958年才转业。

1957年起，陈颐鼎转到江苏省工作，先后担任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副主任，以及省政协委员、常委。

到了1985年，他担任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88年出任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持续联络海内外黄埔校友，推动两岸之间的民间往来。

他儿子陈万中后来在多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如《黄埔心,两岸情——怀念父亲陈颐鼎将军》）提到，父亲对台湾问题始终放不下，希望两岸的隔阂能一点点消除，希望台湾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陈颐鼎的妻子丁志凡，在他去世后又活了二十多年，2019年2月，以102岁高龄在南京病逝。

从窑湾古镇的运河边，到黄埔军校的操场，到淞沪会战的阵地，到光华门的城墙，到基隆港的码头，到六营集的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的讲台——陈颐鼎走过的路，横跨了整个近代中国最关键的几个转折点。

每一个节点，他都在场，都没有置身事外。

1947年那桌酒菜之前，他以为自己的故事就到那里就结束了。结果后来的人生，比之前的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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