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常常偏离？

所评图书：

书名：《中国家庭的生育：理想与现实》

作者：宋健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3月

《中国家庭的生育：理想与现实》这本书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宋健。

书作者团队在2021年深入组织了家庭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的主题抽样调查，综合考虑各地现有已婚育龄女性规模、生育水平、地理位置、总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异质性，进行了分级抽样，最终选定上海、辽宁、陕西、河南、广西五省共10个地级行政单位的6023个家庭。

书中分别依照横向主线、纵向主线，分析了生育动机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何种情况下导致与生育行为的偏离，以及育儿成本、工作-家庭冲突、家庭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由此提出生育支持的政策。

从目前国家层面再到各级各地采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来看，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包括书作者在内的部分人口与生育研究学者的政策建议。

这本书在理论概述部分提到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是，生育决策常常被错误地定义和理解为个人化行为——尽管今天的中国，确实不排除单身母亲现象，但绝大多数生育决策的完成是在夫妻家庭结构下实施的。尤其是决定生育的决策，往往出自双方共同观念一致的情况；或者存在分歧下，家庭权力原则、利益领域原则等因素推动得出了后续的生育决策。

事实上，基于书作者提出的“工作-家庭冲突”因素在中国，相较于其他很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生意意愿影响更为突出的调查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夫妻家庭作出生育决策，往往会考虑会否得到双方或其中一方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祖辈的支持，至少要降低带娃养育的负担。

实际上，哪怕在夫妻决策的框架内，情感、利益、理智博弈往往使得问题变得颇为复杂。而具体作出或者说接受生育决策，并最终完成的生育者，也就是妻子的角色，生育动机、意愿的变动非常大——就生育动机而言，怀孕带来的快乐，感觉被需要和被联结能显著提高生育意愿；但生育动机本身也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因素，比如生育之前就可以预期的照料孩子的负面体验（尤其是生产后得不到他人帮助，只能独自完成没日没夜的操劳），怀孕带来的不适，怀孕和生育对于女性职场发展的威胁、限制以及长远冲击。

书作者也提到，之所以很多层级、地方的生育支持政策在推行后，实施、响应效果并不理想，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决策机构、政策研究机构等没能清楚地意识到育龄家庭中的女性整体年龄结构逐渐老化——即便有了生育支持政策，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带来的心理惯性，以及现有中年群体在职场、商业、零散工作等不同方面遭遇的诸多困境，使得低生育的惯性被无奈维持。

但书作者也同时强调，相较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育龄女性对于生育的态度总体积极。如果政策从照料支持、经济支持、精神支持三个方面继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比如能够更为切实地帮助0-3岁婴幼儿实现公共机构托举的照顾，使得许多无法获得孩子祖辈帮忙照顾的家庭夫妻增强生育意愿；又如对于老年人作为照料孙辈的助力者，应当提供必要的生育养育补贴。

按照调查数据，“90后”、大学及以上学历、非农户口、主观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生育数量为1个的家庭期待动机和生育成本动机较强，但其生育意愿却更弱。这种典型的生育动机、意愿、行为相分离的行为，很多时候仍然是因为生育成本、养育成本过高，以及顾虑到后续服务保障不足。书作者认为应当将生育支持政策的重点转向这类人群。

书中基于时间维度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当尊重不同女性生育决策的自主性，无论其决定多生、少生、不生、早育或晚育，都要得到尊重，但与之同时，要加大力度引导适龄生育。书作者认为，考虑到产权住房在当前社会和经济情况下，有助降低已育女性初育推迟的概率，因而应当提供更为明确的生育住房保障和优惠。

书作者团队进行调研分析指出，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实施的背景下，两性劳动参与率差距虽然逐步缩小，但是家庭育儿分工仍然沿袭以女性为主的传统模式——这必然意味着女性对于生育、养育子女付出更多，无论女性是否拥有工作，都被默认应当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和照料子女的责任，这对于女性的生育抉择造成许多影响——尤其是一些地区，仍然突出存在父职缺失、“丧偶式育儿”现象，这使得育儿成本，尤其是非金钱成本几乎完整低由女性承担，因而在设计和优化生育激励政策方面，应当探讨改善和平衡夫妻双方共担育儿成本、更为合理公平分担责任的政策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谈及“工作-家庭冲突”因素对于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影响时，书作者指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鼓励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自觉接受和内化工作压力，这非但使得部分女性因而无法兼顾家庭与工作，难以适龄生育，而且男性工作负担过于繁重，使得其被迫大幅退出本可、本应承担的部分家务职责，使得育龄家庭的女性一方无法单独完成生养孩子尤其是抚养多个孩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