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在有点难办了,它不是纠结到底该站中国还是站日本,而是想把两边的好处都留下。

一边是德国企业离不开的中国市场,一边是柏林这些年不断强化的安全和“去风险”政策。
过去这两件事还能分开处理,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德国也确实靠这套办法吃到了不少红利,但到了现在,这种做法越来越难继续下去。
今年10月27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抵达合肥,他此行一个很重要的安排,就是参观大众汽车在华研发中心。

这几年德国汽车行业并不好过,传统燃油车优势在缩小,新能源和智能化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市场对大众这样的德国车企来说,也早已不只是卖车的地方。
施泰因迈尔在合肥看的,是智能电动汽车,是德国企业依托中国市场和本土研发体系做出来的新东西。
他还提到,这些研发成果未来可以输出到欧洲,甚至带回德国,这句话其实很能说明问题,过去很多欧洲企业来中国,看中的是市场规模、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

但现在中国本身正在成为研发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而且这些成果已经开始反过来进入德国企业的全球体系,施泰因迈尔看到的,正是这种变化。
可仅仅隔了一天,今年10月28日,另一边的德国总理默茨已经坐到了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签下三份合作文件。
内容包括防卫产业合作、人工智能高级别对话,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去风险”,如果只是单独拿出其中一项,其实都不算特别意外。

德国和日本都是工业国家,谈防务合作并不奇怪;人工智能是各国都在抢的技术方向,建立对话机制也说得过去;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也可以解释成降低风险。
可问题是,这三件事被同时放到了一张桌子上,防务、人工智能、关键矿产,本来就是现在国际竞争里最敏感的几个领域。
尤其是相关文件里还提到了联合研发战斗机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合作又明确谈到中国的出口管制,关键矿产合作则直接把采购来源多元化写了进去。

这些内容放在东京,由德国总理和高市早苗一起签下来,释放出来的信号自然不一样,更巧的是,这个时候德国总统还在中国。
一边在合肥看德国企业如何借助中国研发能力提高竞争力,一边在东京讨论防务、人工智能和供应链“去风险”。
放到同一个星期里看,德国现在的政策矛盾就很难藏住了,柏林当然可以解释,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安全上跟日本加强合作,经济上继续跟中国做生意,这是两条线,问题就在于,现在的安全政策早就不只是军事问题。
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投资审查、出口管制,这些东西哪个不跟企业经营有关,安全政策多走一步,最后都可能落到产业和企业身上。
也正因为这样,德国企业这两年的实际选择才特别值得看,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达到56亿欧元,同比增长大约三分之一。

同一时期,德国企业对美国投资只有43亿欧元,而且下降了65%,再看贸易,去年中德双边商品贸易额大约2500亿欧元。
这些数字和政治表态不是一回事,政客可以在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文件也可以根据外交需要换一种表达,但企业拿出去的钱骗不了人。
企业投几十亿欧元,不是为了照顾谁的情绪,它只看市场、成本、供应链、技术和利润,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反差。

默茨在东京讨论“去风险”,德国企业却还在继续增加对华投资,这不是德国企业不听政府的话,而是企业算的是另一笔账。
德国工业为什么这些年压力这么大,能源成本高,制造业竞争力下滑,汽车行业又碰上新能源转型,企业本来就在找新的增长点。
这种情况下,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德国企业很难说放就放,更何况,现在不少德国企业已经把研发环节也放到了中国。

这就不是简单的“在中国卖多少辆车”的问题了,过去德国企业担心失去的是市场,现在担心的还有技术研发效率和产业配套。
默茨当然知道这些,他上任以后一直在推改革,降低能源成本、减税、简化审批,这些事情说到底都需要经济重新增长。
德国财政要有钱,企业要赚钱,制造业要恢复竞争力,出口也不能掉得太厉害,德国这么多年最擅长的,就是靠工业和出口挣钱。

可默茨面对的压力又不只有经济,德国国内政治同样在给他施压,执政联盟在州选举中接连失利,极右翼选择党的支持率又在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表现得更强硬,尤其是在中国问题、安全问题和供应链问题上摆出更明确的姿态,在德国国内确实有市场。
所以默茨去东京签这些文件,不只是给日本看,也是做给德国国内看,这也是柏林现在最典型的做法。

面对企业,它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面对国内政治,它强调“去风险”和供应链安全;面对亚洲安全议题,它又要突出德国跟日本的合作。
几套话分别拿出来,其实都能说得通,麻烦在于,它们迟早会碰到一起,施泰因迈尔在合肥看到的大众研发中心,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如果德国跟日本谈的关键矿产合作,只停留在多找几个供应商,那问题还不算大,如果人工智能合作只是开会、交流、制定规则,也不会马上影响企业。

可要是这些合作继续往前走,变成真正的出口限制、投资限制,或者半导体设备和关键材料上的政策调整,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到那时,大众在合肥研发出来的东西,能不能顺利进入欧洲,就不只是大众自己能决定的,董事会觉得有利润,不代表政策一定允许。
企业觉得技术有价值,也不代表监管层不会加限制,德国过去喜欢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处理,是因为过去还有空间这么做。

现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矿产、汽车、电池、供应链已经全都缠在一起,再想把它们拆成两个世界,难度越来越高。
这也是为什么施泰因迈尔和默茨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中国和日本,会显得这么微妙,一个看到的是德国工业怎么从中国市场得到技术和增长。
另一个谈的是德国怎么在安全和技术领域跟日本进一步靠近,这两个方向不是马上就会撞车,但距离已经越来越近。

德国最希望出现的局面当然很简单,中国市场继续对德国企业开放,德国企业继续赚钱,研发成果继续回到欧洲。
同时德国又能在安全政策上跟日本、美国保持一致,还能对国内选民证明自己没有对中国“过度依赖”。
可一旦“去风险”真正开始落地,它就不会只停留在外交文件里,矿产供应链要调整,就会影响成本。

出口管制要扩大,就会影响技术合作,投资限制要收紧,就会影响企业布局,半导体设备被纳入安全政策,就会直接碰到制造业。
到那个时候,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自由地跟欧洲总部交换技术?
德国汽车企业还能不能继续把中国市场当成全球研发的重要一环,都会变成具体问题。

施泰因迈尔在合肥看到的那些智能电动汽车,也就不再只是一次访问里的展示品,它们背后连着的是德国工业未来到底靠什么继续竞争?
而默茨在东京签下的那些文件,也不会永远只停留在纸面上,企业现在还在用投资表达自己的选择。
今年上半年对华投资56亿欧元,同比增长约三分之一,这已经说明德国企业并没有按照政治口号撤离中国,可政治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口号阶段。

当默茨下一次继续谈供应链“去风险”时,德国企业最关心的,恐怕已经不是这句话听起来有多强硬,而是它最后会不会真的变成一条影响投资、研发和利润的规定?
更新时间:202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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