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裕到贫穷，南非只用了一个伟人曼德拉，这个伟人他做了什么？

大家好，这里是《非洲那些事儿》系列，今天继续聊聊非洲的事儿。曾是非洲最富裕国度的南非，为何会一步步跌落至今日模样？而被誉为"南非国父"的曼德拉，又在这片土地上做了什么，才让他的名字至今仍伴随着巨大争议？

当政府决定取缔政治组织、加剧对被压迫者的压迫时，人民就别无选择，只能诉诸暴力。说出这番话的人，并非一个寻求许可者，也不是一个刻意经营自身形象者，而是曼德拉。在世界称他为革命者之前，世界曾称他为恐怖分子。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1964年4月20日，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一名黑人站在被告席上，被控破坏国家秩序与阴谋推翻政府。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死刑。检察官刚刚陈述完控方意见，轮到被告发言。

他没有乞求饶命，也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而是拿出了一份长达78页的书面声明。连续四个小时，他做了一件没人预料到的事，他审判的是种族隔离，而不是他自己。法庭内一片寂静。

法官最终将判处他终身监禁，但当他陈述完毕时，曼德拉已经赢得了任何法官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的东西，全世界的听众。

他说：“我曾与白人统治作斗争，也曾与黑人统治作斗争。我珍视一个民主、自由、所有人和谐相处并享有平等机会的社会的理想。这是我希望为之奋斗并实现的理想。但如果需要，这也是一个我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

一个人何以能在生命受审时毫无惧色？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了解南非曾让他经历过什么。曼德拉于1918年出生在南非东开普省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当地的酋长。他自幼头脑敏锐、雄心勃勃，渴望成就一番事业。

后来他搬到约翰内斯堡学习法律，这座城市教给他的，远比法律学位本身更多。在约翰内斯堡，一名黑人需要政府通行证才能走在他纳税修建的街道上。

他无法投票，不能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不能在自己选择的餐厅用餐，甚至不能和一个白人陌生人坐在同一张公园长椅上。法律，这个曼德拉正在钻研并试图掌握的工具，被用作针对本族人民的武器。

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将非正式的种族主义转变为一整套法律体系，命名为"种族隔离"，这个南非荷兰语词汇意为"分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白人少数掌控了政治、土地与法律，黑人多数则被推到了自己国家的边缘，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这并非混乱，而是有组织的安排，被写入法律并由警察执行，以监狱的威胁作为后盾。多年来，作为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主要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试图以和平方式改变现状，请愿、游行、罢工。每一次，政府的回答都如出一辙：警棍、子弹与禁令。

然后是沙佩维尔惨案。1960年3月21日，警察向沙佩维尔镇警察局外的一群黑人抗议者开枪，69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在逃跑时背部中弹。那一天，不仅这个国家发生了某种变化，曼德拉本人也经历了转变。

他和非国大领导层得出了一个艰难的结论，一个将塑造他未来三十年人生的结论：一个以屠杀回应和平抗议的政府，永远不会被礼貌所打动。1961年，曼德拉转入地下。他蓄起胡须，乔装打扮，在一个个安全屋之间穿梭，始终抢在警察前面。

媒体开始称他为"黑山楂花侠"。他与他人共同创立了"民族之矛"，这是非国大新组建的武装派别。他们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攻击的目标是基础设施，而不是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平民伤亡，并以武力将政府逼回谈判桌。

这是一个军事决定，但其背后，也是一个道德决定。曼德拉认为，攻击压迫制度与攻击受困于其中的人民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无论如何，他都打算坚守这条底线。1962年，曼德拉被捕。两年后，当局追加了更多指控，这一次足以将他送上绞刑架。

他自己的律师劝他谨慎行事、请求宽大处理，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曼德拉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被告席本身变成了舞台。他用四个小时详细讲述了种族隔离的整部暴力史，冷静、有条理地说明他为何拿起武器对抗这个国家，没有一丝歉意。

随后，他说出了那些在审判结束、判决落定、定罪他的人都已不在之后，仍将长久留存的话语。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种族隔离政府以为自己已经把他永远埋葬，实际上他们却让他获得了永生。罗本岛坐落在开普敦海岸附近，浸泡在大西洋寒冷的海水中。

灰色的墙壁，不停的海风，从岛上可以望见开普敦的天际线，近到看得见，却完全触不可及。这就是他们把他送去的地方。十八年间，曼德拉在采石场敲碎石灰岩，在刺眼的阳光下劳作，视力因此受到永久性损伤。他每六个月才被允许接待一位访客、收发一封信。

即便是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件，也被审查、延迟，有时根本无法送达。他被关押期间，母亲去世了，他未被允许参加葬礼。1969年，他的长子滕比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他也未被允许前往送别。经历了这一切，他没有崩溃。

其他囚犯后来描述，看着他穿过院子，身姿笔挺，不慌不忙，完全自持，那种感觉，就像置身于一个早已决定了自身故事将如何结束的人身边。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非开始分崩离析。全国各地的黑人城镇公开反抗，经济在国际制裁下崩溃。

种族隔离政府已经无路可退，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包括政府自己。时任国家总统指出，南非是一个由少数族群组成的国家：有白人少数群体，白人少数群体内部还有其他少数群体，有有色人种少数、黑人少数以及印度裔少数。

1985年，南非白人少数派政府首脑博塔向曼德拉提出一项建议，以公开放弃武装斗争换取自由。表面看来，这似乎合情合理，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接受它，就等于让曼德拉所发动的整个运动失去正当性。

当所有与他并肩作战的人仍身陷囹圄时，他又怎能自由行走？曼德拉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出卖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准备为了自由而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他的女儿津齐在索韦托的一次集会上向大批群众宣读了这份拒绝声明，因为曼德拉本人无法公开露面。人群陷入沸腾。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已清晰：任何结束种族隔离的协议，都必须按照曼德拉的条件进行，否则就根本不会发生。

下一个重大转折点，并非来自曼德拉监狱围墙的那一侧，而是来自撕裂种族隔离政府自身的一场危机。1989年1月，博塔中风。在本党内部的削弱和压力下，他于次月辞去国民党领导人职务。他属意的继任者被绕过，党内转而推选教育部长德克勒克接掌大权。

在紧张的数月里，南非实际上同时存在两位统治者：仍抓住总统职位不放的博塔，以及在其之下领导执政党的德克勒克。到1989年8月，这一僵局终于被打破。博塔辞去总统职务，德克勒克成为南非最后一位种族隔离时代总统。

与博塔不同，德克勒克得出了属于自己的结论：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无法维持太久，试图用武力压制非国大也不再可行。数月之内，他做了博塔始终没有做的事，解除对非国大的禁令，并下令释放曼德拉。

在帕尔的韦斯特监狱外，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制组将镜头对准一扇大门。他会说什么？在一切结束之后他会做什么？二十七年的牢狱、多年的苦役、沉默，以及被刻意切断的与外界的联系，一个人究竟能从中带出什么？大门打开了。

曼德拉与妻子温妮手挽着手走了出来，对着等候他的人群高举拳头。随后，他露出了笑容。然而，关于曼德拉，世人谈论得并不够多的，是他获得自由后并没有变得更好管理。出狱仅四个月，曼德拉应邀访问美国，受到堪比全球英雄般的欢迎。

随后，他在一档全国电视直播的新闻节目《夜线》中接受了主持人特德·科佩尔的直接盘问。问题很简单：他能否解释自己的几段友谊？

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友谊，该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事业；他与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友谊；他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友谊。这三个人在华盛顿看来都是西方的敌人。曼德拉被要求在镜头前、在美国观众面前，与他们划清界限。他拒绝了。

他回答说："一些政治分析家所犯的错误之一，是认为他们的敌人也应该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而且永远不会这样做。"简单地说，美国的敌人未必就是南非的敌人。曼德拉不会为了让东道主感到舒适，就假装并非如此。

贯穿整个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美国与英国一直将非洲人国民大会视为安全威胁，而非盟友。

恰恰是在这几十年里，卡扎菲、卡斯特罗和阿拉法特给予了非国大真实而切实的支持，维持运动运转的资金、为战士提供的武器训练，以及在非国大自身领导人尚身陷牢房、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将他们抛弃之时所给予的认可。

当曼德拉重获自由并掌握权力时，西方希望与他建立关系；但那三个人出现在那里，是付出过代价的。曼德拉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差异，他也不会让西方来改写这段历史。就职南非总统之际，曼德拉没有掩饰这种矛盾，反而把它完全展示了出来。

阿拉法特和卡斯特罗就坐在距离美国副总统戈尔和第一夫人希拉里仅几排的位置上。那些华盛顿不会正式与之握手的人，与那些愿意与之握手的人，坐在同一片草坪之上。这条讯息不需要翻译。他的这些友谊并未获得美国的认可。

西方政府和一些犹太社区领袖批评曼德拉邀请卡扎菲出席同一场就职典礼。曼德拉没有试图平息此事，而是把事情彻底关上了门。那不是一个解释，而是一个句号，他说："那些对我们与卡扎菲总统的友谊感到恼火的人，可以跳进游泳池里。"

这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作为总统，曼德拉实实在在地让这些友谊发挥了作用。洛克比空难是指1988年一架泛美航空客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被炸毁，这是一起最终被追查到利比亚情报人员的袭击事件。

在此后十多年里，这起事件让利比亚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华盛顿和伦敦都无法让卡扎菲让步。而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唯一信任的国家元首，就是曼德拉。作为总统，曼德拉正是运用这份信任帮助促成相关人员移交，最终开始打破长达十年的僵局。

他后来称这是其总统任内外交政策最具决定性的成就之一。被西方视为负担的那些友谊，最终却成为整个房间里唯一有效的渠道。或许，这才是贯穿这个人一生的真正主线。

从1964年的法庭，到1990年的电视演播室，曼德拉从未让任何人替他决定自己的盟友是谁，不是种族隔离政府，不是美国，也不是世界舆论。他总是为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每一次都是如此。

然而，站在今天回望，这位带领黑人走出社会底层、让人人平等成为现实的伟人，所留下的也并非一份轻松的遗产。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掌握着南非绝大部分经济命脉的白人精英开始大规模外迁，他们带走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技术、管理和整套产业链。

企业接连关门，长期只从事最底层劳作的当地人难以迅速接手复杂岗位，社会生产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失业率随之暴涨，治安问题也日益突出。曾经是整个非洲最富裕国家的南非，就这样在制度剧变与资本流失的双重冲击下滑向了贫困。

正因如此，曼德拉的功过始终是一道难解的题。他让肤色不再成为枷锁，让自由的种子真正落在了这片土地上，这无疑是跨时代的壮举；但生产资料的流失、社会结构的撕裂，也是他留下的、至今仍未弥合的现实困境。

有人感念他掀翻了压在头顶的旧秩序，也有人怀念旧日里虽卑微却稳定的生计。无论如何，这位在狱中度过二十七年、仍选择以谈判收束仇恨的老人，已经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历史抉择，剩下的是非功过，终究要留给后来者慢慢评说。

这是本期《非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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