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好不好听，观众有自己的判断。

可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光凭网上几句话下结论。

朱之文这些年没少被人议论。

有人喜欢他的嗓子，觉得他唱歌有股朴实劲儿。

也有人对他颇有意见，觉得他身上的话题太多。

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本来都是个人的自由。

毕竟谁也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

可有些事情，光靠嘴上争论已经说不清了。

网络上的声音一旦传到现实里，影响到别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性质就变了。

更麻烦的是，有些说法传着传着，连真假都没人认真追究。

一边有人不断提出质疑，一边又有人要求拿出证据。

时间久了，事情非但没平息，反而越闹越大。

朱之文显然也不想再这样耗下去。

既然靠解释解决不了，那就换一种方式，把事情交给法律来处理。

2026年10月29日，朱之文的代理律师杨安明从北京赶到山东菏泽单县，陪着朱之文一起走进了郭村镇派出所。

这一趟他们带去的材料不算少。

群聊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都按时间顺序整理好了，当场交给了民警。

从派出所出来，杨安明对媒体说得很直接，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了这个案子。

这次被指控的一共是四个网络账号，网名分别叫“青山绿水”“黑马”“未来将军”“佐罗”。

四个人里，“黑马”和“佐罗”的名字出现得最多。

几个月来组织举报、拉人进群、发动打电话，基本都绕不开他们俩。

原本是想断了朱之文的商演路，结果演出确实搅黄了不少，但自己也被告到了派出所。

网上不少人拿“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形容这几个人眼下的处境。

行程刚官宣，举报先到场

把时间往回拨，2026年上半年，朱之文因为网上一句热梗又火了一把。

热度回来，找他唱歌的人也跟着多了。

地方景区、商业活动、音乐节的邀约陆续排进了档期。

据媒体报道，他的出场价并没有因为翻红往上涨，大体还是一场十万元左右、唱三首歌。

他本人还提过，扣掉各种费用后到手的钱其实没这么多。

问题是，演出多起来没多久，举报也跟着来了。

据媒体梳理，从2026年8月开始，朱之文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地文旅部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演出主办方的投诉记录里。

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说他是“劣迹艺人”，还有人说他涉嫌偷税漏税。

可查遍公开信息，文旅、广电、网信这些部门发过的通报里，从来没有哪一份认定朱之文违规，也没有任何部门对他作出过处罚。

2026年8月29日，台儿庄古城一场演出被人举报，当地文旅部门核查以后给出的结论很清楚，表演合规，不予立案。

照理说，有了官方核查结论，事情该到此为止。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进入9月，青岛、潍坊等地已经签了合同的演出，一场接一场被叫停。

有的是主办方提前几天打电话说取消，有的是人到了现场才被告知演不了。

泰安那一场，朱之文人已经在菏泽高铁站排队检票了，主办方一个电话打过来，演出没了，他只能掉头回家。

到了2026年10月21日，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有一场演出，原定下午一点半开始，可开演前没多久，取消通知到了。

当天傍晚，他是在从济南回单县的大巴上，接的记者电话。

按朱之文自己算的账，2026年10月一整个月，他顺顺当当唱完的只有三四场，被取消的至少十六场，后面排着的二十多场也都悬着。

群聊有分工，录音成铁证

这么密集的举报，靠几个网友随手打电话是做不到的。

多家媒体调查后发现，举报的人建了好几个微信群。

人数多的有几百人，少的也上百，群里干什么活都分得清清楚楚。

有人专门盯朱之文的公开行程，哪里一官宣演出，主办方叫什么、在哪儿演、联系电话多少，很快就被整理出来发进群里。

有人负责收集各地文旅部门和政务热线的投诉渠道，把号码和格式化的举报话术一并贴出来，群成员照着念就行。

打完电话的人，还会把通话录音传到群里，算是“交作业”。

群里还有凑钱的动作，转账截图也被保存了下来。

“黑马”“佐罗”这些人在网上并不避讳，当初还晒过举报录音，拿演出被叫停当成战果在说。

这些公开晒出来的东西，后来一条条都成了律师手里的证据。

杨安明介绍，这次提交的材料就是围绕“谁组织、怎么组织、造成了什么后果”这条线来整理的。

群聊截图、通话录音、转账记录相互能对得上。

之所以要准备得这么细，是想让警方能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查明白，而不是只追究某一个打电话的人。

朱之文对记者坦言，自己就是个农民，种地才是本行，打官司的门道原先一窍不通，前面走了不少弯路。

他还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这回就算以后接不到商演也无所谓，大不了回老家种地，但这件事一定要弄个清楚。

维权讲证据，追责看法律

这其实不是朱之文第一次走法律途径。

往前数到2025年，他就打赢过一场官司。

那起案子的被告人姓孙，是他的“黑粉”。

从2020年到2023年，三年时间里针对朱之文和他的家人剪辑了数百条带有侮辱、诽谤内容的视频。

朱之文以刑事自诉的方式起诉，2025年2月18日，案子在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开庭时他说过，现实里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从没打过交道，可对方四年来不光骂他，连他家里人也一起骂。

2025年11月1日，案子一审宣判，孙某某犯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6个月。

当时代理这起案子的，也是杨安明。

他事后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法院支持了他们当初提出的请求，这份判决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有了这一回的经验，这次面对组织化的举报，朱之文选择直接报案，路子要清楚得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举报本身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一点没有争议。

可要是在官方已经核查认定合规的情况下，还反复拿“劣迹艺人”“偷税漏税”这类没有依据的说法去投诉，并且建群分工、成规模地去干，性质就不是一回事了。

这场风波里，吃亏的远不止朱之文一个人。

他损失了十几场演出的收入，还得花时间找律师、理材料、跑派出所。

请他演出的大多是地方景区和中小商家，场地搭了，宣传做了，钱已经花出去，演出一取消，这部分投入基本打了水漂。

而“黑马”“佐罗”等人，前前后后搭进去大量时间拉群、盯行程、打电话，现在轮到自己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如果最后被认定要承担法律责任，赔偿损失跑不掉。

严重的还可能留下案底，赔了夫人又折兵，这话放在他们身上并不算夸张。

朱之文从2011年穿着一件军大衣唱《滚滚长江东逝水》走红，到现在已经十五年。

这些年他一直住在单县朱楼村，没往外搬，早年还自掏腰包给村里修路、装水泵、添健身器材。

2026年11月3日，他在湖北孝感安陆唱完了一场，几首歌唱下来，鞠了个躬下台，这一回没有举报电话打到现场。

案子眼下还在办理中，郭村镇派出所已经受理，四名被指控者到底要担什么责任，还得等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完才有结论。

参考文献：

[1] 红星新闻，《“大衣哥”被网暴案一审宣判，女子4年间剪辑数百条侮辱诽谤视频获刑6个月；“大衣哥”曾说现实中不认识、没接触过她》，澎湃新闻·澎湃号转载，2025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