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妍：唐代前期两京地区墓葬壁画出行仪仗等级制度研究

本文主要以唐代前期两京地区为中心（包括今陕西、河南大部分区域），尝试从墓主职官品位出发，厘定包括“职”“散”“勋”“爵”多项官爵在内的各类政治人物对其墓葬壁画所表现出行仪仗组合的整体状况，全面还原官阶高低与壁画组合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总体运行特征而言，唐代前期两京地区墓葬壁画出行仪仗等级制度在官阶序列的指向性上，首推的是与两汉时期相似、由血缘关系主导，且身系名分与特权对应的爵位体系。

壁画绘制是唐代墓葬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等级表达，多为中高位爵级和职事官三品以上者专用。壁画的主要题材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表现墓主政治地位、身份的出行仪仗图（即“卤簿”）；二是再现墓主生前奴婢侍奉、仆从相随、管乐丝竹等享乐场面的家内生活图。其中尤其重视绘制仪仗出行图以突出墓主的身份地位。

唐墓壁画出行仪仗题材常见于唐代前期两京地区，当前学界研究多集中在对等级元素的考证，或就图像本身流变作甄别与探讨，缺乏史学视角下对相关墓主职爵身份的深入考察，以致制度性的等级框架至今还未被完全建构起来。因此，本文将从已知墓主的职官品位出发，详细厘定其包括“职”“散”“勋”“爵”在内的多项官爵名号，对以壁画形式表现的出行仪仗组合作一整体梳理，尝试全面还原官阶高低与壁画组合之间的等级对应关系，最终达成关乎墓葬等级制度层面的具体探讨。

一 “出行仪仗”题材壁画的等级序列

从唐墓出行仪仗壁画的整体配置来看，总体可以分为如下四类组合：第一类，前有步行仪卫，后接并列的文武官员，共同构成出行仪仗。第二类，由骑马仪卫、步行仪卫配合组成，后接辂车等乘舆工具；或不见车马组合，另加狩猎、马球等题材。第三类，以执旗、佩物等步行仪卫为中心，可能出现特殊的甲胄仪卫等，或后接擔子、犊车等乘舆工具。其中初唐时期的戴胄墓（从一品），该墓墓道过洞及天井两侧分布着独立、单屏的拄刀仪卫武士〔图一〕，这是承袭自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传统壁画风格。结合其墓内壁画的整体布局、特征，应当被看作是初唐以后步卫仪仗题材的早期替代，可一并归入此类。第四类，只设置犊车、牵马（驼）等出行工具，不见其他仪仗组合。另外，由于诞马、骆驼等是卤簿出行队列中常见的表现内容，相关壁画基本均有涉及，故此分类中不再单独说明。在此基础上，根据出土墓主的政治身份等级，可得出其具体的等级序列［表一］。

表一 唐前期不同等级人群墓葬“出行仪仗”壁画等级序列示意

注：“*” 表示此墓墓道入口东、西两壁见青龙、白虎图像。

图一 唐戴胄墓墓道拄刀仪卫武士图

陕西西安出土

由此可知，“出行仪仗”题材壁画的等级排序大致可列五个等级，其中二品以上高位爵人群所使用的题材又可细分为三种，在等级上略有差异。

首先是太子以上、不及帝陵的一级（近帝陵），即让皇帝李宪及其皇后元氏的惠陵。惠陵墓道内的出行仪仗壁画组合包括常服步行仪卫及文武官员，在规格与人数上均远超其他墓葬，画面也极尽宏大。东、西墓道出行仪仗接青龙、白虎，东壁相较西壁略显完整，可辨认的仪仗人物达29人，均南向而立，身跨长刀，腰悬豹弢、箭箙，手执旌旗、长槊，旌旗上绘朱雀、虎、狮及云气纹等。出行图后部、仪仗队之前并列文武官员：东壁以文官居多，头戴进贤冠，身着曲领大袖朝服；西壁以武官为主，头裹结式幞头，腰悬长刀〔图二〕。

图二 唐让皇帝李宪及其皇后元氏惠陵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陕西渭南出土

懿德太子李重润及其夫人裴氏墓、惠庄太子李㧑墓中，皆可见太子一级的典型仪仗形式，即“步行仪卫+骑行仪卫+太子金辂”的构图模式。前者墓道东、西两壁依次绘步行仪仗队，分设六组，每组南部各有一骑手，举狮、虎等动物纹雉尾旒旗，步卫皆佩长剑和弓弢等；后接骑马仪仗队，亦分六组，每组两排，每组首位举兽旗；其余举红色旗，皆黑色幞头，袍色可辨绿、红、黄、紫等；再接三驾红色辂车，由辕、舆、轮和华盖组成，后插两旗，左九旒旗，右棨戟旗；上画黻纹，为太子金辂〔图三〕。后者墓道东壁绘制两组“骑从+车马”的组合，乘舆据考证亦为太子金辂；西壁基本一致，在入口处还残存一组步卫仪仗的头部，共5人，均头戴黑色幞头，身穿圆领长袍，各自手持一杆长兵器（或执旗），可见基本配置也是“步行仪卫+骑行仪仗+辂车”的组合〔图四〕。

图三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及其夫人裴氏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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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唐惠庄太子李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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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靖王李寿、章怀太子李贤及其夫人房氏、节愍太子李重俊墓内仪仗出行的构图模式均属正一品亲王之列，为“步行仪卫+骑行仪卫+狩猎/马球”的仪仗组合。

以章怀太子李贤墓为例〔图五〕，根据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李贤墓内的墓室壁画曾进行过二次增绘，出现了叠加重绘的现象；另由绘画风格判断，墓道及过洞的壁画与甬道和墓室壁画在风格上有一定差异，墓道及过洞的壁画有着从初唐到武后时期的痕迹，而从甬道到墓室的壁画却已然呈现出盛唐气息。这正好与李贤在神龙二年（706）和景云二年（711）先后以雍王和章怀太子身份入葬相互对应。换言之，该墓墓道及过洞内的壁画极有可能是李贤凭雍王身份营建墓葬时的原有建制，对应亲王一级的出行仪仗组合；后期在重新修葺时或进行了部分细节的调整，但整体上并未改变，列戟数量也仅有“7+7”杆，不及太子之礼。至于其甬道和墓室内的壁画，则应当是追谥时直接遵循皇太子礼重新绘制或增改而成。

图五 唐章怀太子李贤及其夫人房氏墓道出行仪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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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节愍太子李重俊墓除了在墓道设置步行仪卫外，西壁还见通幅的马球图，东壁中部主体部分多涣漫不清，只残存几位骑马、步行人物，马前者袍服黑靴、横配长刀，似步卫，故推测原可能为骑卫出行画面〔图六〕。李重俊虽在生前即被立为皇太子，却未使用太子一级固定的出行仪仗组合，不见太子金辂，这与其身世、政治生命有着密切联系。重俊为中宗第三子，因受武三思、中宗后宫和安乐公主等欺压排挤，于神龙三年（707）矫制发兵事败为左右所杀，中宗令枭其首于朝，又献之于太庙，祭武三思、崇训尸柩。后获睿宗平反追复，但又因时势政局的影响显得暧昧不清。这一点通过对其谥号“节愍”的争议便可见一斑。因此，该墓所使用的仪仗出行组合也就颇显尴尬地使用了正一品亲王礼制。

图六 唐节愍太子李重俊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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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其墓内所绘列戟数量却依然采用了“9+9”的太子级别，充分彰显出墓葬系统内部不同等级元素之间使用的矛盾性和互斥性。对比懿德太子墓，后者在使用了太子一级仪仗程式的基础上，又见“12+12”的帝制列戟礼法。这显然不符合李重润本人的身份等级，却与其“号墓为陵”的礼遇相互照应。

类似以上种种看似所谓的“冲突性”，在唐代前期的墓葬等级制度中却屡见不鲜。与其说它是超越礼法之外的“不确定因子”，倒不如将其看作是规则的制定者，即统治集团本身在透过这一系列相互差异的等级元素，在操纵着墓葬等级制度的平稳运行；并依据各类等级序列中或上或下、时高时低的因素调配，来妥善处理现实政治生活中显露的摩擦与妥协。

原属郡王一级的淮安靖王李寿，只列从一品之等，却使用了正一品亲王的出行壁画组合。其墓道内东、西两壁下层绘制对称的骑马仪卫，上层绘狩猎图。骑卫由42匹马、48人组成，分四组：首列一人手持五旒羊旗，二列则腰佩箭箙、持弓，三、四列执四旒红旗；后有披甲一马，或为墓主坐骑，旁有牵马胡人，持伞、持雉尾扇侍从等，但本人形象并未出现。步行仪仗图绘于天井，共计12幅〔图七〕。李寿作为高祖从弟，又配飨高祖庙庭，于唐国初建便“举兵关西，首应义旗”，立戎马之功。在贞观朝因病薨逝，太宗称“优礼元功”，甚至“为之废朝”。李渊称神通是“地惟近属，功参运始，杖节建旟，允当重寄”，可见对其重视程度之深。因而，将其仪仗列入亲王一级的做法便也不足为奇了。

图七 唐淮安靖王李寿墓道及过洞、天井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第一过洞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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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以上高位爵者，按制应采用以步行仪卫为中心的仪仗出行组合。其中，成组出现执旗、甲胄步行仪卫、且不绘制其他乘舆工具是这一类别中较为特殊的一阶，等级相对更高。太宗贵妃韦珪和长乐公主李丽质两人皆因深得太宗宠爱而受此礼遇；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以惠妃薨，追谥皇后，葬事从优。韦贵妃墓道东、西两壁皆依次为前步行仪仗图、甲胄步行仪卫图和后步行仪仗图，前、后仪仗分别由四、七人执旗组成。甲胄仪卫至少六人，披着铠甲，手持黑色长杆兵器〔图八〕。李丽质墓道仪仗包括步行和甲胄仪卫各一组，步行仪卫八人，腰间均左佩弓弢、长剑，右挂箭箙，手挚红色五旒旗，部分上绘黑鸟等动物纹饰，旒端见雉尾状饰物长托下垂；甲胄仪卫六人，头戴兜鍪、身穿甲袍，身佩与手执同步行仪卫〔图九〕。武惠妃敬陵墓道东壁则顺序见头戴兜鍪、身着白色锁子甲、手持长戟的甲胄仪卫，后跟几位宽袖袍服、手持笏板的文官（侍），最后再接步行仪卫〔图十〕。

图八 唐太宗贵妃韦珪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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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唐长乐公主李丽质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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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唐武惠妃 （贞顺皇后） 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东壁后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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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公阿史那忠及其夫人李氏（爵位从一品，下同）、新城长公主李氏（正一品）、同安郡开国公郑仁泰（正二品）、永泰公主李仙蕙及其夫武延基（正一品）和嗣虢王李邕及其王妃扶余氏（从一品）等，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级别中最常见的“执旗、佩物步行仪卫+擔子、犊车”出行图像形式〔图十一〕。上庸郡开国公唐从心（正二品）则将这一组合中的“擔子”和“犊车”，更换成了“牵驼、马”等元素〔图十二〕。

图十一 “执旗、佩物步行仪卫+擔子、犊车”墓道出行仪仗图

1. 唐新城长公主李氏墓墓道东西壁线描图 陕西咸阳出土

2. 唐李震墓墓道西壁 陕西咸阳出土

图十二 唐唐从心墓道出行仪仗线描图

1. 墓道东壁 2. 墓道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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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虢王李邕墓前甬道内东壁绘制狩猎图，西壁绘马球图〔图十三〕。狩猎与马球题材，实际上是在正一品亲王墓中才能够出现，用以表达出行仪仗组合的重要元素之一，并不被允许在二品以上高位爵人群中随意布置。李邕作为从一品的嗣王，涉略相关主题内容俨然已经是逾制的做法。当然，他自身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并未在集中表现出行仪仗规制的墓道中恣意使用，而是低调地将其安排在了前甬道东、西壁上。

图十三 唐嗣虢王李邕及其王妃扶余氏墓前甬道东、西壁狩猎、马球线描图

1. 前甬道西壁 2. 前甬道东壁

陕西渭南出土

最末一级的出行主题壁画，主要见于正二品县主及四、五品中位爵人群的墓葬之内，不加仪仗，属车马、牵驼出行一列。金乡县主及其夫于隐（正二品）墓内第二天井和第三过洞东壁共见三幅连续的牵驼出行图，其间分别以红色廊柱阻隔〔图十四〕。万泉县主（正二品）亦在第一过洞东、西两壁描绘牵马侍者形象。韦君及其夫人胡氏墓道第一过洞、天井东西两壁分别以单幅不连续的方法绘制了女性骑马、犊车出行图和牵马、骆驼图〔图十五〕。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崔氏（正五品）墓道东、西两壁自南向北第二和三组均为二人牵马一人牵骆驼行进图，顺序在青龙、白虎图和门吏图之间，明显是模仿原有仪仗出行画面程式的刻意替换，当为墓主品阶不足而造成的上下级差异〔图十六〕。

图十四 唐金乡县主及其夫于隐墓道牵驼出行线描图

陕西西安出土

图十五 唐韦君及其夫人胡氏墓道车马出行线描图

1. 第一过洞、天井东壁 2. 第一过洞、天井西壁

陕西西安出土

图十六 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崔氏墓道牵马、骆驼线描图

1. 唐氏墓道东、西壁 2. 崔氏墓道东、西壁

河南洛阳出土

二 其他补充等级元素的划分标准

（一）手持仪具

唐墓壁画出行仪仗图中，仪卫配套的手持类仪具往往也被赋予了极强的等级意涵，与墓主官爵相合，主要包括伞扇、旗帜和武器类（如仪刀、长戟、仪锽）等。许多学者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透彻的研究与探讨，并细致统计了各种有关要素的使用情况，尝试揭示其深层内核［表二］，另所绣动物纹旗帜的具体类别情况见［表三］。

表二 唐墓壁画仪仗出行图中手持仪仗用具统计表（据范淑英表补）

表三 唐墓壁画仪仗出行图中动物纹旗帜统计表

手持仪仗用具中，伞、扇一类执器在卤簿队列里几乎均出现于所属者乘舆工具的前后，有特定的分布位置。因此，由于墓葬壁画的绘制通常具有局部性，在二品以上高位爵的同一等级群体范围内，表现车舆乘辇的墓葬（如阿史那忠、新城长公主和郑仁泰墓）相对来说更易见到团扇一类仗具，但在更高等级的太子、王爵（如李重润、李寿）墓中则未见伞等仗具，说明等级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此外，所用旗帜、武器等类仗具也应受到礼法的严格规范，非符制不可获。同时，还需就动物纹旗帜指出的是，墓主是否被允许使用动物纹旗帜，若使用，该在墓内选择何种动物纹旗帜，又能否采取一种以上的图案，似乎都与其所享官爵品级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关联。就现有可考的墓例而言，仅太子、公主和王爵当中，便已然在动物纹旗帜的数量和类别上皆彰显出一定的划分度，暗含倾向性。

（二）门前列戟

棨戟作为重要的门前仪仗受到唐人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唐墓壁画等级元素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唐制三品以上，门列棨戟”，棨戟可列于公府、私第及陵墓门前。下据范淑英梳理列戟图像作以补充［表四］。

表四 唐墓壁画列戟图分布及数量统计表（据范淑英表补改）

注：“#” 表示列戟数量高于墓主身份等级应列，“*” 表示列戟数量低于墓主身份等级应列。

由此表可列阶等，遵爵位以分：天子列戟24杆，太子列戟18杆，正一品亲王列戟14杆，从一品郡（嗣）王及国公列戟12杆，二品以下中等爵位者可依职、勋列戟10杆；女性爵位者，正一品公主、内妃等列戟12杆，正二品县主列戟10杆，外命妇可随夫给。

三 结语

综上，唐代前期两京地区墓葬“出行仪仗”壁画题材的使用规则是依照现实官阶制度为蓝本衍发形成的，对应关系明晰［表五］。从总体运行特征来看，该等级制度在所谓官阶序列上的指向性，首推的仍然是与两汉时期相同的，以血缘关系为主导、身系名分与特权的爵位体系，即“序爵”。爵位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具有种种法律规定的礼秩名位和世袭特权。受封者被政权统治者认定为是“贵族”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礼遇，而与被“雇佣”为国家管理者的品官区分开来。因此，即便是在官僚政治体制急剧发展的隋唐时期，也依旧未能取代“爵位”在墓葬等级制度中所承担的核心职能，抹去勾连血缘纽带的原始色彩。

表五 唐墓壁画出行仪仗等级制度示意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它最终实现的终端之间，往往会有明显的参差，考古材料本身可能正是这种“参差”的体现。每一套制度都不是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而是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用。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然后才有“制度”。

举例来说，如上文在分析唐墓出行仪仗壁画的使用等级时，常常会出现某一墓主，若根据志文和史籍的记载，明明是以太子礼下葬，但在其墓葬的各个层面或维度上，却可同时发现几种不同等级元素的经营，上限天子、下至亲王，显得极为混乱。这应与当时短短数十载却动荡不安、风云莫测的政治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一方面既受制于唐代前期核心统治集团在处理政治斗争间，因各方利益切磋与较量，对墓葬官阶等级制度进行合理化的政治运作和调节；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因上述牵连，从而导致的多次追赠、改礼迁葬等现实问题，在可操作范围内的偏差和谬误。

在这种制度史的动态化理解下，笔者以此类别的墓葬作为论述对象，从墓主个体出发，试图对其身份品阶、丧葬经营等层面进行等级视野范围的整体化认识，并藉此揭示出中古墓葬官阶等级制度在行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通与浮动，完成对该制度“制度文化”的最终建构。

依据上述立场，本文对个别政治核心人物在出行仪仗壁画中表现出来的与其身份等级不相符合的部分逐一加以罗列、对比，并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具体等级排序，判定如下［表六］。

［表六］  部分高等级墓葬出行仪仗等级与墓主身份阶品对照表

注：“ ↑ ” 表示该项墓葬等级元素级别高于墓主本身阶品应享范围，“ ↓ ” 反之。

以此得知，上述所列几座墓主阶品高于从一品王爵的高等级墓葬，在不同等级因素的选择上，或多或少都有些许不合礼制之处。其中，懿德太子李重润、节愍太子李重俊以及章怀太子李贤均以太子礼下葬，却都在墓内出现了低于太子级别的等级要素，甚至李贤在墓上石刻组合的设置也仍以“雍王”礼制为准，应当说都与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自身的政治生命有关。

相反，淮安靖王李寿和嗣虢王李邕在墓葬等级单元的运用上，却多次出现了高过本身爵位阶品的现象。李寿身份之特殊、地位之尊贵，在讨论其出行仪仗壁画的配置时已言明。那么，嗣虢王李邕则或是源于其原有的封爵，景龙四年五月（710），李邕由嗣虢王改封汴王，进正一品亲王爵；后又因唐隆政变削爵、失封邑；至景云二年才复嗣虢王，还封二百户，未再加。

因而不难看到，即使是在丧礼律令极其严谨的唐代前期，仍然不可避免地在丧葬环节内保留着一定的波动与分歧，突出表现在唐初、武周以及玄宗改礼等重要时期，尤其是在离中央政治核心区域越近的群体范畴之内。这批最高等级的墓葬，在环环相扣的等级单位中所彰显出来的时上时下、或增或减的细节，都是其背后多方政治势力、统治者意志的斟酌与妥协，这种制度互动、积淀所涌现出来的特征表象也在特殊人物的个体身上得到了集中展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考古文博与中华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