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总理第一次会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一幕。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接触他的机会就更多了，我的许多笔记本里详细记载着他的教诲和活动，他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至今一直激励着我。

记得国外曾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新中国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而一砖一石地把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虽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事情往往很难理解得清楚，但这样来评价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起的作用，还是很确切的。

一

我初次见到恩来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此前，我在东北军中做党的地下工作，曾随军开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失败后，我所在的师伤亡惨重，在辗转撤到河南信阳时，我决定到武汉找党。一到武汉，我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报告，叙述了我经历的“淞沪战役”经过，目睹的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仓皇溃退的情况，着重反映了有大量武器被丢弃，建议通知地方党组织设法收集起来，武装抗日游击队，以免落入敌顽手中。并提出要见见办事处负责同志，面报我的一些想法。不久，即接到约我去谈话的通知，办事处负责人李涛同志接待了我。他说：“你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恩来同志也看了，很感兴趣，我们约你今天来详细谈谈！”

我听说恩来同志也看了我的报告，心里很高兴。对周副主席，我景仰已久，今天能不能在这里见到他呢？我企盼着，但没有把握。我坐了下来，向李涛同志汇报。当我们正谈得热火时，恩来同志走了进来。因为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没等李涛同志介绍，我立即站了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恩来同志说：“你就是谷牧啊！”我说：“是！”他握住我的手，既没有叫我坐下，自己也没有坐下，大家都站着谈了一番话——

“你和李涛同志谈得怎么样啊？”他问。

“我们谈得很好，还没有谈完。”我说。

“继续谈吧！李涛同志大概已给你讲了，我们看了你的报告，觉得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你提出的要到延安去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不要着急。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太方便，还是让李涛同志给你安排一个住处，找一批书给你看看。几个月没有看到党的文件了吧？”

“是的！”我回答。

“先看看文件，然后再谈你去延安还是继续留在敌后工作的问题。”

“周副主席！我真想去延安学习。”

恩来同志停顿了一会儿，用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我，接着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据我看，可能是敌后工作更需要你！”说完，他让我和李涛同志继续谈，有事离开了。

当天，我就被李涛同志接到一个地方住下，认真阅读他送来的一批文件和书籍。几天后，我即得到通知，到驻在苏北新浦的东北军万毅同志那里，继续搞敌后工作。

二

说来凑巧，我第二次见到恩来同志，也是向他汇报上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党成为执政党，担起了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重任。那是1953年11月，当时，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

周总理那次到上海，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同志（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我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我讲工交生产情况。总理进来时，我们在会议室门口迎接他。在见到他的那瞬息间，我发现他英武可亲一如当年，而且显得更年轻，更加神采奕奕。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向他汇报。汇报本子上的一些数字，是我们刚刚汇总起来的，不少还记不牢。所以，汇报中就出现了一些尴尬的镜头。有时，我们正说着，总理突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我们就忙着翻本子，他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了，是××××吧？”待我们翻到一看，正是这个数字，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当时我们猜想总理可能要批评我们几句，他却和蔼地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他的这番话，比直接批评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20多年中，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我总要把一些基本数字切切实实地弄清记牢。

在那次汇报中，总理与我们一起算了好几笔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纱厂的账：给多少斤棉花可以生产多少尺布？每尺布的成本是多少？应该给资本家多少工缴费？等等。他特别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注意政策，既要反对他们“五毒”方面的错误，注意他们的守法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又要尽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对资本家要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要学会同资本家打交道。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更要悉心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粗暴、草率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应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在工作中努力创造新的经验。

周总理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

1955年1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从此经常直接聆听总理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及忘我工作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带着几位部长去东北开协作区会议，我也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差，也是第一次与他同坐一架专机。登机以后，他与我们亲切交谈起来，谈这次会议的开法，也谈了些万隆会议上的花絮。我们正入神地听着，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把服务员叫过来问：“快到山海关了吧？”

“是的，总理。”

接着他把秘书叫来，让秘书通知驾驶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飞到山海关的时候，在上空转一个圈子，让机上的几位部长把下面的情况好好看一看。

周总理接着对我说：“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飞机上也可以搞点调查嘛。到山海关的时候，你从窗口往下看，数一数几分钟之内有多少列火车进出山海关。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从山海关的车辆进出情况，可以看出点我国目前工业交通方面的大情况呢！”

我当然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和总理的秘书及其他随员一起十分负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飞越山海关后，我们把记下的数字报告了周总理。他笑呵呵地说：“这个数字在会上还有用呐！”

摘自 | 《领导文萃》2026年1月下

稿件来源 | 《我们的周总理》

本文作者 | 谷牧

责任编辑 | 芜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