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托住休学的孩子

（视觉中国/图）

2026年6月16日的青岛，多云，日头不烈。休学三年的小汪与送考的父亲告别，迈步走向初二生物地理会考考场，拍照的父亲哽咽了，手有些晃。从手机里收到照片的阿叔眼圈也红了。

“为了这一天，孩子父亲和我熬了两三年。重要的不是孩子去参加考试了，而是他学会了看清自己情绪的来源，拥有了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阿叔说。

“我们的孩子，啥时也能这样？”“不管怎样，一定有希望。”关注阿叔的几位休学孩子家长感慨。

2025年下半年，作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出版，书中聚焦滨海（化名）、北京海淀区和丹县（化名）三地，访谈了几十个因为心理问题无法上学的孩子与他们的家庭。孩子和父母各自的挣扎、迷失和成长，案例中折射出的教育问题，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书中的主角之一阿叔（宋旭峰）在过去十多年里，自学心理知识、获得咨询资质，帮助孩子们走出困境。小汪是逐步敞开心门的又一个孩子。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和“渡过”（民间抑郁症科普和互助平台）2025年共同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被调研的确诊情绪障碍的青少年中，53.85%有休学经历，首次休学平均年龄13.74岁。根据“渡过”平台2026年发布的最新报告，被调查的津鲁两地高中生里，74.9%有拒学意念。《半月谈》2025年的报道《青少年休学现象调查》指出，近年来，我国多地厌学、拒学青少年有增加的趋势。

为何中小学休学、拒学的孩子会这么多？休学孩子的父母怎样帮助孩子渡过难关？具有专业素质的帮扶机构如何托住这些家庭？

过去两个月里，我采访了阿叔的“学堂”、北京“一出学社”、杭州“绿汀小屋”、“渡过”、“少年大不同”等从事青少年心理和成长支持、家庭教育的机构的从业者。他们的共识是：暂时不去学校，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他们无法承受自我或周遭的压力，在借助“暂停”来休整、思考和探索。“复学”是休学孩子转变的表现之一，却不是唯一和最亟待达成的目标。唯有放下对孩子的过度期待，理解孩子的需求和追求，帮助他们形成稳定的内核，才能让他们抵御这个时代的焦虑，走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2026年，在家休学近两年后，小飞在父母陪伴下去爬山（受访者提供/图）

“金丝雀”

孩子不愿去上学，大部分父母会经历的心理和行动曲线通常是：

惊诧，绝望，觉得“天塌了”——报班、拼命学习各种心理课——想了解孩子拒学的缘由，继而陷入对过去“做错”“没做到”的自责中，也有人因无法“归因”而深深困惑——情绪还是会起伏，但发现无济于事，其他家庭的经验不见得对自己有用——只能调整心态，接受现实，带着孩子共同应对。

这样的过程，短则数月、半年，长的三到五年。

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钱彤时，她平静地告诉我，儿子现在还没有上学，但他们常约着一起爬山，“心态都好很多，也不再纠缠返校这件事。”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钱彤得到一些孩子的信任，成了好几个休学少年的倾听者。

但在过去两年里，她曾与孩子、丈夫有过激烈的言语撕扯。

钱彤家在西南某三线城市，儿子小飞“小学看起来还好”，到初一时进了当地排名前三的中学，后来突然就不去了。他呆在家里，作息昼夜颠倒，打游戏。她和丈夫从互相指责，到怪学校压力、孩子不争气。时间长了，孩子尖叫，大人麻木，家里像“弥漫着废气一样，喘不过气来”。

小飞是早产儿，出生两个月就因肌张力高做过小儿脑瘫的治疗。“别人也很难拥有的东西，我没法给小飞，那别人会的，你都要有。”小飞小学学过篮球、足球、跆拳道、乐器、画画、书法，钱彤感觉儿子对这些都感兴趣、都会“配合”。

然而到了小学四五年级，小飞的成绩“断崖式”下滑，她带他到北京看学习困难门诊，与家人做家庭心理治疗。“诊断（小飞）是多动症，吃了些药，但过一阵又没效了。”她花钱给儿子上一对一补习，希望跟班主任老师搞好关系，能关照儿子。儿子不接受，“他跟我说，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没有跟你讲过真话。”

钱彤这才意识到，孩子离她已经很远了。不上学后，为了控制孩子用电子产品，家里时常断网，小飞便拿着平板去便利店“蹭网”。钱彤忍不住会问儿子，什么时候去学校？“知道他做不到，但又会反复拉扯。”她觉得孩子的父亲在情感上不成熟，父子对抗很多，“我也会和孩子对干。”

2025年夏，小恩和妈妈卡梅拉在舟山（受访者提供/图）

有一天，她读到一段20世纪初英美矿工的故事：那时，矿工作业时会带着金丝雀下矿，因为金丝雀新陈代谢快，需要大量氧气才能生存，对一氧化碳极其敏感。“当人还感觉不到气体泄漏时，金丝雀会先倒下，所以它是用生命在告诉矿工，这里有毒，快跑！”

钱彤惊觉：“我的家不就是这样吗？小飞就是我们的‘金丝雀’啊！”

有的家庭养育，看似没有明显的暴力色彩，实则已存在各种失控：接受采访的一个孩子说，她父亲爱挂脸。回家冲女儿比爱心，要看到她给出令他满意的反应为止，不然就会“炸雷”。父亲出轨后，母亲整天向女儿倒苦水，但当女儿与她同心后，她又冲女儿说，“爸爸养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敌对他呢？”这让孩子处在错乱中，感觉自己好像是父母的家长，要管全家的关系。

“自己心里没有根的家长，如何能帮孩子稳定？很可能还会把孩子拖入泥潭。”钱彤既是反思，也是说给同路人听。

出版非虚构作品《要有光》的作家梁鸿指出，很多家庭问题都带着东亚文化特征，“森严的等级和权威感，任意地评价和贬低孩子，跟‘00后’‘10后’孩子对自己生命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而文化样态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渡过”的陪伴者（对抑郁患者给予心理抚慰、陪伴的“渡过”兼职心理工作者）暖洋洋这几年接触了许多“80后”家长，目睹有的家长群从“树洞”变成了“垃圾桶”。“这些父母对卷和上进非常在意，更难理解孩子。他们在微信群里不断宣泄情绪，即便知道怎样对孩子更好，也很难把学到的东西兑现。”

一位妈妈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性格开朗活泼，“从未亏待、控制孩子”，为何使劲学习二次元，看了很多书和视频，学习反省、接纳，却依然触摸不到孩子的内心世界。

但我在成都单亲妈妈“卡梅拉”身上，很少看到焦虑和拧巴。她和休学两年的女儿小恩关系融洽。小恩如今每天规律作息，白天自学课本知识，研究编程、画画，和小伙伴见面。“这样的状态，不去学校也收获很大”，许多家长羡慕不已。

卡梅拉也曾在深渊里徘徊：她自责在孩子年幼时离婚，不是合格的母亲；懊悔没有早早发现女儿的阅读障碍、察觉她对环境的不适应，“耽误了孩子。”但她很快意识到内耗如黑洞，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不如把“状况”变成契机：她带着孩子去各地旅行，她们一起冥想，做美食，学英语，小恩用自制的卡通徽章成功与陌生小朋友“破冰”；到异乡找公寓遭遇店家毁约，女儿意识到“妈妈也有搞不定的时刻”，两人一起找替代方案。小恩爱打游戏，卡梅拉与她分享自己年少时玩“仙剑奇侠传”、跟人组队玩“疯狂坦克”的经历。

长时间说话会令小恩有负担，卡梅拉就注意把控，聊嗨了便及时打住；小恩难受时会沉默很久才给回应，卡梅拉就静静等待。她觉得女儿的内心世界很丰盈，只是“表达的方式与我们这些‘非神经多样性’的人不同”。

“小恩说，妈妈，我在天上选妈妈，选了很久才选的你。”卡梅拉柔声道，“既然你花了这么久选择我来当你妈妈，相信我可以做好，那就让我陪你在地球上玩点不一样的吧。”

家庭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创始人、资深青少年心理咨询师陈瑜指出：休学，通常是孩子碰到了凭借自己能力跨不过的坎儿。“最重要的是父母的视角转变；其次，你有没有能力去感知到或者问明白，在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对很多孩子来说，断绝社会化场景，退到对自己安全的环境，有点像回到妈妈的子宫重养一遍。这时，你不光要给孩子爱，还要给他人生的自主权。这里头有太多智慧和勇气。”

2025年2月9日，在浙江嘉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同学们体验“VR心理发展训练系统”（视觉中国/图）

“更大的空间”

“我反对‘父母有罪论’，也不能接受休学后所有的压力都压在父母身上。”在求医、咨询的过程中以及在家长群里屡屡听到某些指责和说教，程青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儿子在别人眼里是个nerd（指沉迷于学术或特定兴趣，社交能力偏弱的人）。但在程青看来，他是对哲学感兴趣、自学逻辑学、爱思考光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孩子，“尽管有时难免陷在他的认知循环里”，但只是短时间不适应环境，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

令程青不适的是，心理治疗师总会回溯在孩子的成长经历中，父母是不是做过剥夺他快乐感的事情。“就连我们进入治疗室，我的一个坐姿，都要仔细分析，得出一个我可能给孩子带来过伤害的结论。咨询完，我还得抹掉自己的创伤。”

听说孩子休学，程青的同学、朋友会问她：你是不是给孩子营养不够？“家人说，你是不是太强势了？”她所在的休学家长群里，也流传着《一个糟糕的家长是怎样对待孩子的》这样的网文，“一些家长念经似的说，‘我变了，孩子就好了。’又把这套理念灌输给其他家长。给已经非常沮丧无助的父母贴上‘有罪论’的标签，我觉得是很糟糕的。”

许多受访的教育从业者指出，孩子休学往往由多重因素导致：社会的思维和价值观单一和固化，不当的教学和管理方式、恶性竞争、人际关系、校园欺凌、其他突发事件，叠加青春期身体激素的变化，经济状况带来的压力等，都可能导致孩子和整个家庭“撑不住”。

14岁的艾言能做一手漂亮的中西美食，画画也不赖，还是“一出学社”即兴戏剧团的主力。在她原来所在的北京某区中学，这些亮点被不靠前的成绩遮蔽了。

“老师成天说，初中三年很快，考不上好高中，你们人生就废了。单科考试95分以上的同学占班级的一半。虽然教育部门禁止排名，排名还是会有。校内考试不叫考试，叫‘练习’或者‘检验’。”考试前，作文要根据老师对主题、结构、用词的要求写好，由老师修改，“改完就让我们背，字词和标点都严格限制，一个地方都不能错。”

她曾因心因性咳嗽请假，几天后返校，发现座位被挤占，课桌的抽屉里堆满了试卷、鼻涕纸和垃圾。病没好透的她体育课想请假，老师认为她是装病。她喜欢美术，但老师上课只是放PPT，下课铃响便走人，“感受不到老师对职业的热情。”

高中生然宝说，高一分科后，她明显感觉自己所在的平行班，老师和学生都不那么上心。每学期两次的表彰会，成绩最好的学生和家长都靠前坐。年级老师常在大会上恨铁不成钢地训诫：“没考到600分的，甭管580还是520，你们都不如当初报职高，来这儿混个啥？！”

因为抑郁和焦虑，然宝中考前休息了几周，没有考到心仪的高中。一次坐网约车，司机听说她读的那所学校，立马“语重心长”：“中考没努力吧？”补习老师听说她计划考艺考，直接说“你是因为文化课不好吧”。

2026年3月27日，广东惠州，惠州市第一中学高中部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教师在给同学们上心理健康课程（视觉中国/图）

采访全程，只有山东的蔡晓觅在提到她的初中班级时说“氛围很好”。“我们班是非常有学习欲望、非常自律的。我跟一个好朋友各科比拼，互相问问题、给对方解答。有的同学数学只考不到10分，但他很安静地做了题，把一道题的分给拿到了，老师也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他。”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里，晓觅也没松弛过。“即便老师都说了，要是熬得太晚了，你们写不完作业或者不写也没事”，她也不敢。“我还是在意老师的评价，我妈也会引导我去在意，比如说我要是这么做，老师会怎么想？”

渐渐地，晓觅会把生活中的所有事情跟考试联系在一起：等电梯前，她会在心里设定，下来得是两个人，如果下来三个人，就感觉中考完蛋了。半夜会反复开关厕所的灯，做题时精神恍惚。初三前的暑假，她每天补习七八个小时，开学前又恶补了两天作业，最后感到浑身发软：“是不是以后人生都要这个样子了，根本没法面对初三，高中只会更难，还有大学，还有后面找工作怎么办？”

有的孩子一遍遍地抛出那个问题：活着有什么意义？甚至问父母，为何要生下自己？“他们没办法整合头脑中的冲突，太激烈。”暖洋洋说。“关于人生意义，没有答案。很多时候，症状和提问就是答案。家长也可以问他，你怎么看？多问开放性的问题，让孩子说。问出这类问题的孩子，通常把自我价值感看得极高。”

梁鸿始终忘不了海淀少年吴用与母亲对话的那个深夜。此前，母亲已经开始觉察到孩子对长期“无意义”刷题、功利地参加学科竞赛的反感，也在调整自己的态度。吴用对母亲缓缓说出积压许久的心声：“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那一刻，旁听的梁鸿仿佛被电击一般，回不过神来。“那不是一种对立，而是一种辨析思维。”梁鸿叹道，“不是我的孩子怎么了，也不是我怎么了，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困顿和扭结，它需要我们从更大的空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2024年3月，盛梦露在一席做有关抑郁休学少年重启人生的演讲，引发各界关注，此后“绿汀小屋”入选国家级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参考案例（一席提供/图）

“充电宝”

无论因为什么，孩子就是停下来了。

少数休学的孩子饮食、作息、心情变化不大，甚而会在家学习。大多数休学孩子则进入另一种生活模式：长时间泡在手机和平板上，不出门，不运动，很少与父母、外界交流。有人称之为“躺平”，或认为是逃避。心理咨询师哈雷认为，要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玩手机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能掌控的东西太多了，在虚拟世界里他的自我会呈现出来。”做家庭教育的咨询师晓溪表示，父母总是期待孩子有一些正向的表现。“觉得运动、做家务、不熬夜玩手机，至少是有意志力，但孩子的心力达不到，熬夜也是怕醒来要面对的世界。”

有的孩子不光不出房间，也不下床，好些天不刷牙、不洗澡，爱说“幼稚话”。在精神障碍的语境，这被称为“生活功能退行”；惧怕与人接触，眼光和身体闪躲，则可能是社交功能退行的表现。

孩子“停摆”的最初几个月里，父母会面临一连串的迷惑和内心拷问：孩子是患抑郁/焦虑症了吗？能带他去医院吗？该不该吃药？啥时停药、啥时换药，不同医院和科室大夫说的不一样，听谁的？能不能去做心理咨询？孩子不愿意看医生和做咨询怎么办？

在青少年精神科、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等相关领域，关于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回答：精神障碍个体之间的表现不一样，分类又细，在量表和仪器检查之外，医患临床谈话至关重要，不能轻易下结论和开药。尤其对14岁以下的孩子，许多医生都非常谨慎。然而，对医院环境和陌生人的恐惧，情绪低落导致的能量低，害怕诊断后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对心理咨询不了解、抗拒等等，都可能导致孩子无法走出家门。

相对一致的观点是：如果孩子情绪低落太久，甚至幻视、幻听，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一定要尽快送医。

接受采访的家庭，在就医、咨询上都走过“崎岖”之路。他们坦承：国内名头响、专家多的几家专科医院，青少年精神科长年难挂号。有的医生和咨询师，习惯了开药、按流程处置，甚至对青少年心理和教育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二十年前。一对夫妻好不容易把休学两个月的女儿领出门，带到精神科门诊，专家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来说说，怎么别人能上学，你就不能？”

如何帮孩子？家长们一筹莫展。人到中年，有的母亲不得已辞去工作；没辞的，既要工作，还要在家应对孩子的情绪、给孩子做饭，处理自己的情绪、照顾老人等等。休学，其实是全家生活秩序的打乱和重建。

“父母不要成为蜡烛，要做充电宝，给自己充足电，再给孩子续航。”“渡过”的陪伴者娜娜说。“当父母陷入无力时，可以先给自己约心理咨询。”

2025年4月，陪伴者和孩子参加“绿汀小屋”组织的运动会（受访者提供/图）

安全与流动

“有没有那样的地方，休学孩子可以没有压力地待着，有人能陪他们玩，陪他们聊天、运动，也能做学习辅导，包括心理咨询？”一位家长曾在微信群里这样发问。

从采访和调查来看，帮扶休学孩子、用心做长程陪伴的线下机构确实不多。与那种（半）军事化训练营不同，我接触的这几家，或重在抑郁孩子的疗愈和陪伴，或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还有的接近创新学校或是学习社区性质。创始人背景、机构风格和运作方式各异，机构自身的生存也面临着各种考验。绿汀小屋是少数能接受孩子住宿/走读、提供24小时看护的机构之一。

2026年5月的一个中午，我从杭州转车到良渚的某村，从一大片菜地转到小路，又转了好几个弯，来到一座与周围村民宅邸样貌接近的三层小楼。没有牌匾的“绿汀小屋”坐落于此。

进入一楼大厅，左手边是小屋的公共活动场地：踏上黄绿色的地垫，你可以坐在懒人椅上，也可以靠墙躺着，大部分集体畅谈、游戏和个人发起的活动，都在这片不足30平方米的区域发生。

那天，与小屋合作的心理咨询师吴尘发起了“心灵奇旅卡”的卡牌游戏：参与者各选一个角色，如时光旅行者、冰雪女王、推门师、魔镜等。她邀请大家通过卡牌画面激发记忆并分享，不同的角色再给出不同的视角和提问。学生飘飘抽到的卡牌上是水中的一个小人。

飘飘：这个画面像我脑子里的恐惧，我从小就害怕游泳，因为曾经被爸爸扔到泳池里呛水。我习惯了麻木和逃避，这样不用直接去面对问题。

吴尘：有没有某个时刻，你会想去面对？

飘飘：海里还是有一些抓手的。比如我感兴趣的事情、爱的人。来小屋，我就是想找到生命中的抓手。

吴尘介绍，与艺术和画面有关的活动适合中学年龄段的孩子，“因为他们抗拒说教，艺术媒介或游戏比单纯的咨询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也是安全的情绪出口。”在小屋，每周都会有几次不同主题和形式的团体活动。小屋不强制孩子们参加。参与者若不想发言，陪伴者也不勉强，只跟一句：“没关系，如果一会儿你想说了，随时都可以。”

小屋的创始人盛梦露曾罹患抑郁症，七年前她曾受到“渡过”平台创始人张进的帮助，走过那段艰难岁月。新冠疫情期间，张进辞世，他挂念的渡过基地（休学青少年康复中心）项目搁置。对盛梦露而言，绿汀小屋也成了她跟随张进的步履、帮助这位长辈实现未竟之业的一个产物。

“他最开始把基地叫作‘中途岛’，有点像一个大型的小屋。我们都希望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从紧张、恐惧中放松下来，逐渐过渡到可以回归社会。只要有能量和情绪的流动，就会慢慢长出新的状态来。”

陪伴者的角色，来自张进在“渡过”设立陪伴者的启发。“最早的时候，张进老师设想‘渡过’的陪伴者是抑郁康复者，相当于先‘自渡’再‘渡人’。而小屋陪伴者则在几年的实践中发展成一个专业心理助人的角色，要长期在小屋的环境中与孩子保持密切的互动，需要有足够的专业性和稳定性。”盛梦露说。

“绿汀小屋”的孩子画的他们与陪伴者（受访者提供/图）

小屋有的孩子手上有划伤自己的疤痕，外出时会设法遮掩，但他们在小屋待上一两天，便不再介意露出这些伤疤。“有的孩子一开始不太参与活动，那我们就一次两次去轻轻敲他的门，让他能听到有爱的声音。”一位陪伴者说，“哪怕只听到一次，他怀着被理解的期望，就足够了。”

离开小屋的前夜，飘飘和丹斯邀请我加入她们的聊天。丹斯曾被学校的“校霸”同学抢零食，爸妈对她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妈妈撕烂她的衣服，禁止她喝水、进食。因为吃药，她记忆力下降，小屋白天的活动她无法都参加。但我眼前的她健谈、爱笑。“就因为那时候的苦，我现在这么爱说话。”丹斯说一直会给自己力量，她去红十字会学急救，想当志愿者，“最想来小屋当陪伴者。”

“假如走出去，回到的环境还是令自己不舒服呢？”

“那么我就在自己身上重新找一个办法，问题总是会有办法解决的，没有办法也是一种办法。”丹斯好像已经想清楚了。“关键是你的想法始终是积极的，比如说环境嘈杂，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考验，而不是麻烦。”

小屋对每个离开小屋的孩子都会做回访和评估。盛梦露表示，无论在小屋居住多久，返家后七成左右的孩子在情绪和社交技能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积极变化。“而生活作息、家庭关系的调整和自我价值塑造，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牙齿正畸师”

“很多心理问题都源自于不正确的认知，用CBT（认知行为疗法）是最有效的。”阿叔微眯着眼，斩钉截铁地说。

这位在《要有光》一书中最有争议的人物，认为国内一些医生和咨询师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对部分家长的认知固化备感无奈，甚至会把他们痛骂一顿。但他在孩子们面前永远声音柔和、面带微笑，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恐龙）舅舅”。“小光的小名是恐龙，我就成了恐龙舅舅了，呵呵。”

十几年前，阿叔的外甥小光刚上初二，无心读书，不守规则，班主任说他“无可救药”。阿叔把生意停掉，翻遍了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心理学书籍，慢慢拼凑出一个答案：孩子可能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当时国内尚无明晰的治疗方案，他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方法，告诉小光：ADHD患者坐不住，容易分心，不一定适合做学术；但创造力强，擅长解决新问题，是优势。

之后，小光回到学校，能听懂课，行为也有了改观。班主任震惊之余，拜托阿叔再带三个班里成绩倒数的孩子，阿叔的补习班应运而生，同时免费给孩子做心理咨询。新冠疫情和“双减”之后，补习业务停掉，咨询改成收费。

在阿叔眼里，每个孩子内在都有自我完善、“向好”的本能欲求，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一些认知不到位、不够全面，需要调整。

怎么做呢？“抓自动思维，找中间信念。”他解释，就是要学会捕捉日常生活中脑子里经常闪过的、会引起情绪变化的念头，再去辨别念头背后的深层逻辑。“CBT的核心，就是帮你看清：让你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而当具有了批判性思维，人就不会盲从，会注重求证，特别是用理性而非情绪来处理事情，不会内耗，不会黑白思维。”

譬如，有个女生很害怕社交。初次见面，阿叔启发了很久，女孩还是不怎么开口。慢慢地，她说出原因：害怕万一说错话被人嘲笑或厌恶。阿叔一步步问：“（会被人嘲笑或厌恶）这想法是真的吗？有证据吗？有反例吗？最糟糕能到什么程度，你能承受吗？”女孩逐渐发现，那些让她不敢开口的“恐惧”，其实站不住脚。

“这就是‘正畸’——不是把歪的牙齿（脑子里的认知模式）拔掉，而是给它一个外力，让它慢慢回到正确的位置。”“学堂”的老师王华杰说，“这个比喻是这个女孩总结的，很有见地。”阿叔开心之余，又像自证似的说：“你看，孩子悟性多好，比思维固化的家长调整起来要容易得多。”

对拒斥咨询或情绪易失控的孩子，阿叔会采取等待和慢慢相处的方式。男生小代初一没上多久，就在学校与同学发生冲突，也常对父母暴怒。母亲通过朋友介绍找到阿叔，小代不以为然，在家把东西都砸了：“又是一个来逼我的老师！去了也是被骂！”

阿叔（受访者提供/图）

阿叔带孩子们去成都旅行，小代起初总绷着。午饭时，他不肯跟阿叔同桌。阿叔不劝也不催，只是远远地观察。夜里小代落枕了，阿叔给他按了按脖子，告诉他“你过去所有的愤怒、逃避、攻击，不是因为你坏，而是因为你一直在用错误的地图，走一条你根本不想走的路”。小代觉得这个爱笑的憨大叔“有点东西”。

阿叔看出他对权威的逆反，特地带他去北京看崔健的演唱会，给他介绍老崔音乐的时代背景，教他用更理性的方式处理事情。“小代喜欢音乐，就用音乐来作引子，多用歌词来表达。”

回到家，小代对阿叔说，还想再去沈阳追第二场演唱会，他想自己挣门票钱——办法是，给学堂当助教、教同学数学，“这样我也能帮到别人。”

“这就是内驱力。有了它，孩子可以有底气面对未来的各种情况。”阿叔欣慰地总结。

在梁鸿看来，阿叔倡导的咨询技术是他经过实践总结的“招数”，是否合适要看各个家庭和孩子的体验。“但他开设的沙龙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个通畅的表达空间，他对孩子的尊重、耐心和共情，和学堂温馨、互助的氛围，对孩子有巨大的疗愈功能。”

真真个儿很高，脸红扑扑的，看起来阳光开朗。三年前，她曾在小区被母亲按在地上打，也曾因不愿去父亲安排的“超级中学”上学而被父亲踹，她吞过药。与很多其他孩子不同，真真到学堂时毫不抗拒，因为“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在一个我想要的环境下有效地学习”。

很快，她与晓觅成了最好的朋友，两人性情相近又互补：晓觅很喜欢想事情，但停不下来，弄得自己很累。真真会等晓觅状态好的时候才跟她聊天。“阿叔会让晓觅找一个本儿，把自己的想法全写下来，让思维始终保持在要解决的那个事情上，不要偏移。”

晓觅不后悔休学，觉得这是她重启人生的转折点。真真跟我说，学校的课和管理虽然还是那么死，但能保证一个稳定的学习节奏和框架，也能给自己一些社交机会，该去就去。更重要的是未来拿到文凭后想做什么。“以前我的口头禅是‘随便’，放弃选择权。认识阿叔让我发现思维的理性和乐趣，长出了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

关于她俩的转变，晓觅讲了两个咖啡馆的小故事：“有一天，两个年轻人到店里推销，直接往真真鞋上喷什么清洁剂。放在以前，真真不舒服也忍着。现在就不一样了，她会说‘我不需要，谢谢’，对方还继续，她再说‘我真的不需要’。我特别开心，她能为自己的利益站出来说话。还有一次，我在咖啡馆自习，旁边有个小女孩一直晃身子，桌子是连在一起的嘛，就影响到我了。搁以前我会怕讲出来被别人说敏感怎么办，但那次我脑子放空，转头就跟那个孩子的父母讲了。”

真真一度很渴望父母向自己道歉，也希望能改变他们，现在她不再坚持。她明白，父母会认为一旦道歉，跟孩子的关系会变得平等，这令他们难以接受。“不如更关注自己。”

最近，真真常用跑步来减压，一次三圈，跑完又多了分自信。从前她一不开心就会下意识地在胳膊上划几道，划完觉得很累，想休息，“也就不会想太多事。”后来，她听到身体里那个“爱护自己”的声音，不再划手。“（恐龙）舅舅像一本字典。遇到不解的题，你可以去翻这部字典。可最终我们都是要脱离舅舅的，因为他是个人，不是神。我现在更想能帮他做点事情，做什么还不太清楚，但跟您讲讲我的故事，也是一种帮吧。”

2026年6月，阿叔在为学堂的孩子做考前咨询（受访者提供/图）

“人生就是一场即兴演出”

从人大附中实验班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再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传统意义的学科学习对任竹晞从来不是难事。但她在清华读到大三时却备觉失落：不知道自己真正在意和渴望的是什么。她决定休学，而且休了两年。在国际组织工作和在各地旅行期间，她发现自己很喜欢激发别人看到自己的长处，“原来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教育。”

任竹晞创办“一出学社”，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七年前，位于北京的一出学社对标的是全日制创新学校，有各种项目制课程，支持不上学的孩子重拾学习动力。但在实践中，任竹晞和同事发现，家庭和孩子需要的不一定是全日制、项目制，而是一种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于是，一出转型为学制更灵活的学习社区。学生可以选择天天到一出，也可以不定期去，除了每周有三个半天的集体活动，其他时间自由安排。

这恰恰是最大的挑战：通过自学、对话讨论、外出旅居、即兴戏剧、复盘等各种形式，学生要学会如何利用自由，发掘自己的兴趣、把想法落地、跟人表达，在群体里成长。

“我想成为一个敢爱敢恨、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人。”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我有独特性吗？”

“我想知道的是，没有了那些把‘我’创造出来的人，我还存不存在，还有没有方法来确认我的存在？”

……

在一出的墙面上，贴着学生的活动照片和心得感受。在导师们看来，这些问题盘桓在青春期孩子的脑海里，却可能缺乏容器承载，让它们流动起来。他们跟孩子们一起讨论美伊战争、预制西兰花和“始祖鸟炸山”，以及怎样面对容貌焦虑？该不该降低未成年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同学在学社丢了鸡蛋能不能查监控？一出是不是养老院/精神病院/乌托邦……学生慢慢领会到，学习并非要获得一个真理式的答案，而是激发彼此提出问题，在讨论和思考中拓宽认知。

一次，一个孩子和导师去便利店买水。“店里有人大声喧哗，导师立刻制止，这个对一出还抱着观望态度的孩子觉得，哦，还可以这样？”任竹晞说，很多孩子看到父母活得也憋屈，觉得大家都挺犬儒的，自己还往前走是为了什么？“当他看到一个老人也可以活得很带劲，遇到不平的事可以为自己主张，他会觉得，这不是幻想。要创造不一样的社会生活，很多东西是可以去讨论和产生影响的。”

“张力”是在一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用来指代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发的成员情绪和关系的变化，但又不像“冲突”“矛盾”“紧张”这些词容易带来负面感。“每一个张力其实都是成长和突破的契机。”一出的导师贾穹解释。

一个18岁的女生先后在公立学校、一出学社和国际学校待过，最近在通过自学准备高中合格考。这个春天，她遇到的难题是：父亲不接受她的爱好，说“有这工夫，不如去学习”；她没法处理自己的完美主义，也总感觉过去遇到的不好的事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最近，她发现有一个朋友居然随意对别人“开盒”（在网络上非法搜集和公布他人隐私信息）。她既担心自己可能面临同样的遭遇，也想弄明白，人怎么可以这样“无所顾忌”。虽然已经从一出“毕业”，她仍经常在线上社群里提出心中的疑问，寻找资源，听取建议。而她关于交友的困惑，又促成了其他一出人发起新一轮的主题讨论。

每月一周的外出旅居，让这样的“张力”和交流成了一出人的常态。4月，一出旅居定在莫干山木可社区。“可以玩桌上足球、烹饪、看电影、聊天或独处，也可以出去徒步，去美术馆、排演即兴戏剧。”导师耀萱说，选择这类数字游民社区做旅居地，便于孩子们体会空间的参差多样，与其他人产生互动，也能自主探索生活方式。夜里的全体复盘，则是一次次地梳理自己的思绪，也“看见”和懂得他人。

2026年4月26日，“一出学社”的少年和导师们在莫干山木可社区天台排练即兴戏剧（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图）

14岁的图亚，走到哪里都爱背着一个大大的粉色袋子，把平板拿在手上，“这样我比较有安全感”；厨艺高手艾言的可乐鸡翅、鸡蛋炒饭、芒果蛋糕、黄油饼干、百香果小番茄饮品、糖醋炒鸡蛋把大家吃出了“星星眼”。

但在复盘中，他们会流露出这些行为下的“张力”和内心的波澜：因为不知如何处理一段难以定义、又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关系，艾言变得踌躇不安；图亚脑中老是不停地“交战”，生怕戏剧演砸了，会习惯性地与别人比较。其他团员中，有人因为在高铁上想请别人帮忙放行李要做艰难的心理建设；有人会因身体有恙无法参加活动和帮忙而心生愧疚；还有“按规定餐馆应该提供免费餐具，但他们还是会收费，不好开口，怎么办？”“想跟其他人有深入交流，但对方直接说这个话题最好你能回避，好窘……”

每个人的发言都会得到其他在场者的即时回应，与在共享文档里不断出现的安慰、建议、想法延伸。听到艾言讲出情感困扰，贾穹让她和图亚在大厅一角即兴演一段，“就把自己当作这段关系里的一方，对对方说出你想说的话”：

艾言：你夸别人没夸我，我会想自己哪里错，害怕你失望，因为我很在意你怎么看我。

图亚：确实我夸了别人有、你没有的，但你有闪光点，你特别细腻体贴，每次说很小的点你都记住……我不是“端水人”，可我心里知道你很好。

演完，艾言好像可以放下很多重负了；图亚也发现，原来只要上台，就是了不起的进步。“人生就是一场即兴演出，喜欢自己、不停去试才是更重要的，何况也没有演得好与坏的分别。”

观看了四五场一出少年的即兴戏剧排演后，我终于明白，贾穹为何不断地用这种方式来“磨练”这些细腻多思的孩子：没有剧本、不背台词、没有审视，不再思维反刍，不多想不曾发生的“灾难”，一切都来自当下的反应、释放。意外是恒定的元素，所有的停顿、尴尬不一定走向糟糕，反而预示着惊喜或高潮的到来。

“一出学社”墙面上贴着学生们的活动照片和各种心得、感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图）

“教育的春天”

全国究竟有多少因心理问题休学的孩子，我们无从获悉具体数据。

不过，就在两个月前，国家卫健委联合24个部门印发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强化教育系统心理服务，要持续实施好‘双减’行动，确保体育锻炼时间，加强学生生命教育……由教育部牵头，民政部、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分工负责，建立重大心理问题发现、转介就医及愈后复学机制。”有评论称：国家层面将“愈后复学”纳入公共政策议题，为休学家庭求索多年的复学路，划定了制度底线。

但在现实操作层面仍有不少难点：因为心理问题休学，需要自行提出申请，出示（三甲）医院诊断。然而，很多孩子因为抑郁和恐惧不能/不敢去医院就诊，无法提供相应的医学依据；还有的父母不确定孩子何时“好转”，给孩子长期请假，这类孩子也不在学校掌握的“正式休学”名录中。

孩子休学时间较长，是否影响学籍？精神科的疾病诊断会不会进入学生档案，影响未来就业和生活？复学后孩子进入什么班级？能不能不被异样的眼光打量？要赶上学习进度，学校能否给这部分孩子弹性的学习和考核空间？如何平衡支持少数孩子与整体公平？这些都是学校和教育部门要面对的新课题。

一位想给孩子办理休学的家长从老师那里得知，同年级有家庭申请休学，快一年了还没得到批复，“而且休学结束后，得看新的年级（低一级）有没有学籍名额，假如没有多的学位，你就复不了这一级，还得到下下年级。”

“好难啊，休学机构一个月上万的费用，休学手续不好办，有的体制外学校明确表示不收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好像路都被堵住了。”这位家长犯愁。

在一些发达国家，休学现象日益受到关注。据美国兰德公司调查，2024-2025学年美国中小学生长期缺勤率达到22%，比上学年增加了3%。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度“不登校”（某一学年缺勤30天以上）的中小学生总数连续12年增长，创下历史峰值。据《中国教育报》报道，日本的学校通过数据平台随时了解并记录儿童身心状态的变化；它们设立“不登校”教育支援中心和“自由学校”，有弹性课程标准，为“不登校”学生免费提供个性化学习和咨询服务等。

目前，教育部有关部门正在组织一项针对全国中小学生拒学休学情况的调研。该部门经过调研发现，部分孩子休学后回到家庭，外界难以掌握孩子的动态，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真空地带。“我们也在探讨，怎么能够有更好的办法来托住这帮孩子，不至于长期封闭，或者给到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慢慢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名目的“休学干预”近年竟成了新的行业风口：某些复学机构租下简陋的场地，只是雇人看着孩子玩耍，不涉及心理辅导和支持；有的机构承诺“几个月复学”甚至“逆袭名校”，收取高额费用，承诺时间到了则以“你孩子不配合”为由拒绝退费；还有机构先用免费或低价向家长推销课程，进群后再推送价格不菲的课包或训练营，后期家长却难以接触到专业的心理辅导。一些家长因此“踩坑”，孩子没帮到，又扔进去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心力焦灼。这一“新兴市场”亟须监管和整顿。

创办七年，一出学社一共接收不到200个孩子。经媒体报道后，一出的知名度提升，但任竹晞感觉“孩子和父母转了一圈后，决定留下来的还是很少，更多的选择待在家里”。有的孩子会因为费用问题心里有负担，还有的孩子不敢尝试。“就觉得我一尝试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结果，没有，我就宁愿不做了。”

2025年6月23日，在山东高密一所小学里，一位老师在与学生谈心（视觉中国/图）

阿叔最近忙着学堂新址的场地完善，偶尔会来北京跟家长对话。外地家长们鼓励他开设线上课，盼着他能跟孩子做视频咨询。他不答应，“调整认知必须要线下做才有效果。”有的孩子和父母虽然很认可阿叔，但要么没法长期在外地租房，要么孩子暂时还达不到可以在学堂自学的程度，参加几次沙龙后，只能怅然离开。

无论是绿汀小屋、一出学社还是阿叔的学堂，最多分别容纳12到20个孩子，一年不过百余个。虽然希望能帮助更多人，但他们暂时都不考虑对单个实体机构扩张规模，也没有“卖课”的打算。“身心康复和重建，最需要的就是真实可感的空间和人，需要时间和心力的投入。而且每家情况都不一样，说到底，这是一个非标准化、不能追求‘快速见效’的事儿。”盛梦露说。

陈瑜组织过面向休学孩子的“人生设计课”和原创游戏营，参与的孩子从13到19岁不等。效果出乎她意料的好。“孩子们交到了朋友。游戏营的负责人告诉我，孩子们的作品和思维甚至超过一些独立设计师。他们在学校并不是‘学霸’，但当他们学习自己喜欢的内容，付出努力，就会有正反馈。如果我们的教育资源和形式更丰富多元，而不是只有应试一条路，那才是教育的春天。”说起这些，她有些动情。

但陈瑜又特别遗憾，基于精力分配和公司运营的考虑，没法高频推出类似的非盈利活动。“休学孩子的体量，与社会能提供的相应支持服务，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一位家长曾对她说，现在好像战场上大面积的人中枪，你们就像一群小护士，搞了担架救下来，可是“杯水车薪”啊。陈瑜觉得这比喻挺中肯，但她不认为目前要增加“医疗站”，“整个战局和我们的思维发生变化，才能应对此刻和未来。”

过去两年里，卡梅拉曾带着小恩去各地探访十几所创新学校、国际学校，无奈学费太高，她干脆放下了。“沉淀一下，慢一点怕什么呢？”小恩刚刚参加了中考，有心仪的学校，但在母女俩的意识中，这不是唯一的选项。“也可能继续在家上学，或者和几个孩子一起组团学习，也可能进入职业中学，读她喜欢的艺术。未来的道路是开放的，与我最初想的完全不同——我对教育的认知一直在被打破。”

自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小恩的休学经历，卡梅拉的账号被越来越多家长和孩子关注，他们纷纷留言讲述休学后的故事：一位高中生抑郁后仍坚持上学，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部，所做课题也与抑郁有关；17岁的学生开了KPOP店（售卖韩国流行音乐商品的实体店），现在一边开店一边学韩语；一个家长说带着孩子去雪山徒步时自己高反了，女儿一直在陪伴自己，“孩子眼里有温度了，抱着我说她觉得自己好起来了……”

一年多以前，卡梅拉在网上发出第一个“我的女儿不上学了”的视频，只是想求助和看看有没有同行者，没想到真的触达了一个广大的群体。“而且大家的经历证明：是有出路的。有的家长像追剧一样，他们也在岔路口，看到你的孩子状态不错，会看你究竟会把孩子带向哪里。”

如今的钱彤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从前是儿子陷在泥潭里，拼命向下滑，她拼命要托他上去，两个人都累。“当我慢慢往上爬，踩得越来越实，有一天看到山顶视野开阔，那孩子你要不要上来看看？他没有立刻跟上来，没关系，我先站上来。这条路可能走得通，也有可能他会朝另外的山顶走。”

道阻且长。任竹晞偶尔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们学社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看起来很灵，很特别。“可我家娃成天打游戏，啥也不爱干，也不跟我交流。怎么破啊？”她苦笑，休学的孩子难道还要分圈层等级？“所谓的‘爱其所是，如其所是’到底是什么？面对具体的困境，你又能做什么？好像大家都下意识觉得孩子不行、我不行，得等着谁来拯救。但如果大家都等，成本就变得非常高，人背负的期待就变得极其大，做不下去。把周围的土松一松，让光照进去，水流进去，回到一棵苗该有的样子，什么时候都不晚。”

（参考资料：《要有光》，公众号“繁人歌”。感谢所有受访者，及钱炜、苏有鹏、杜寒三，“渡过”平台李香枝、二月花、国宝贝和啄米，及Amy、Lily、阿霞、妙、英子、连木理、邵萍、徐梅、李晓业等人对本文的帮助。文中所有家长和休学青少年均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