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生活打卡季#

胡焕庸师生与运工局孙凤梧合影，左二为胡焕庸

20世纪初，张謇成功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后，在国内影响很大。除官绅或实业家纷纷效仿参与投资或管理外，各类学者亦有不少前往苏北垦区（时称两淮垦区）参观考察。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第七次年会之际，几十位与会成员集体参观了南通县境内的大有晋公司。1934年七、八月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学教授胡焕庸一行，更是深入整个苏北垦区进行了考察。

一次盛夏季节的艰难考察

胡焕庸一行共五人，其他四人是学生李旭旦、楼桐茂、王慕韩、詹子政。考察从7月7日—8月8日，长达33天，足迹遍布苏北垦区“江都、高邮、宝应、淮安、淮阴、泗阳、宿迁、邳县、东海、灌云、涟水、阜宁、盐城、东台、如皋、南通”等27家大小盐垦公司。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为学者对苏北垦区考察中罕见。

为保证考察成功，胡焕庸行前做了不少“功课”，还争取到民国政府实业部给各盐垦公司下达的提供“调查上之便利”的“训令”，但从实际行程看，考察仍然非常艰难。

第一，考察遭遇盛夏高温。翻阅胡焕庸的考察笔记，屡屡发现“天气闷热……温高达华氏九十六度”“气温达华氏一百度”“时正及午，烈日如焚”一类记载。“华氏九十六度”“华氏一百度”，分别相当于35.56℃与37.78℃，证实考察遭遇了苏北盛夏的极端高温。师生五人尽管采用凌晨即起、中午休息、下午推迟外出的灵活作息方式以应对。但无论如何，每天仍有较长时间必须携带“照相用具，地图、仪器”等设备，在炽热太阳光下进行野外考察。这对习惯于在大学教室、实验室内开展活动的师生而言，考验的严峻程度前所未有。

第二，垦区交通“不堪言苦”。考察范围广、任务重，垦区能否提供顺畅的交通极为重要。当时，垦区内各县城或公司之间，大多已有汽车开通，问题在于“车少人多，拥挤不堪”。即便能费力挤上车，偏偏又“值天气炎热，时虞昏闷，而路基不平，颠簸殊甚，置身车上，遂不堪言苦”。自然，县城、公司间的交通，有时还可乘木船行水路解决，但航速较慢，往往拖累考察进度。至于同一公司境内，“垦区堤岸，同时即为交通之道，狭者仅数尺”，乡路又偏僻，不易雇到独轮车等，不得已时，只能选择步行前往。

第三，青纱帐“盗贼如毛”。盛夏季节青纱帐形成，垦区内各类“盗案”“劫案”频发，治安形势在一年中最为严峻。垦区内的县城或公司，虽然配备了一定的警察力量，用以维持社会安定，但作用往往限于县城与公司所在地附近。垦区空间辽阔，治安警察对较远地区则鞭长莫及，这就让人地生疏又在荒郊野外考察的师生五人面临很大的风险。“沿海荒渍无路可通可矣，荒僻之地盗贼如毛，诚有使人不敢冒险者。”胡焕庸坦言：“盐阜四乡无日不报盗窃，当余等过响水口时，附近股匪尚在围剿中。余等一途直接未受惊扰，已大幸矣。”

一部致敬先贤的盐垦实录

1934年12月，胡焕庸考察结束后仅四个多月，一部由他本人担任主笔、师生合作撰写，文字量达“十五万言”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以下简称《盐垦实录》）即由中央大学出版组发行部正式出版。《图书季刊》编辑部高度评价《盐垦实录》：“自清张季直氏倡办垦牧公司以来，继起者甚多，一时称盛。但从未闻有将此事作系统之记述。此篇实为新颖翔实之作。”

苏北盐垦事业中，无论是盐务、垦务还是水利等方面，皆为张謇生前开创或引领。《盐垦实录》在汇聚上述内容、“作系统之记述”同时，亦面对一个如何评价张謇的问题。1934年距离张謇去世已有八年，盐垦事业呈现出明显衰退状态，但胡焕庸立足苏北海滩变迁史角度，给予了张謇一大段颇带情感色彩的正面评语：苏北海滩“淤垫之初，多系斥卤”，张謇首发“废灶改垦之议……遂于光绪二十七年奏请就通州吕四场之荒废荡滩，集资开垦。奏准之后，即成立垦牧公司。自此以后，闻风而起者，不一其人”。先后成立“二十四大公司，此外尚有十余小公司”。虽有部分公司“缘计划欠周，资本短绌，获利者少而失败者。然就农业经营、荒地利用言之，未始非吾国晚近二十年来农界之曙光，足以大书特书，供吾人分析研究者也”。类似评价，在《盐垦实录》各篇中大致都有。尤其当胡焕庸进入通海垦牧公司考察时，对张謇的敬仰之情更跃然纸上：“通海垦牧为江北各盐垦公司之鼻祖，成效最著……吾人此次亲历其境，停车闸上，外望海波沙滩一片荒赤，而堤内则阡陌纵横，屋舍俨然，棉花大豆，欣欣向荣。回忆当年立基之初，艰苦卓绝卒底于成，诚不能不钦佩总理张氏之伟大毅力也。”考察最后，胡焕庸一行抵达南通，又忙里偷闲挤出半天时间，前往瞻仰张謇墓地。《盐垦实录》称：“墓在（五）山之东，建筑精美，林木幽深，墓前立张啬庵先生铜像一。身临其地，追思先生之勋绩，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苏北垦区景象

胡焕庸（1901—1998），江苏宜兴人，与张謇籍贯地的南通仅一江之隔，出生时间比张謇晚了整整48年。从两人的生活轨迹分析，双方不太可能有过直接交往，张謇生前大概率亦不认识胡焕庸其人。但是，胡焕庸的青少年时期，正当张謇因救国而誉满天下的阶段，胡焕庸就读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留学法国回国后任教的中央大学，两所学校间及它们与张謇间都存在渊源关系。有着如此经历的胡焕庸熟悉与崇敬张謇、将张謇视为救国的先贤与楷模，是很正常的事情。理清楚这一关系后，再来看胡焕庸1934年盛夏季节的苏北垦区艰难考察行，就会感到这实际上也是学习张謇的一次实践。《盐垦实录》记录下考察的行程与内容，字里行间充满了致敬先贤的情怀。

一段沟通彼此的学术连接

作为大学教授，胡焕庸一生对地理学不懈地研究与探索。

《盐垦实录》出版半年后的1935年6月，胡焕庸又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首次提出在中国境内，从黑龙江的瑷珲（今黑河）向西南延伸，直至云南的腾冲之间，存在一条全长约4000公里、呈45度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分界线东南一侧以平原、丘陵为主，集中了全国约94%的人口；西北一侧以高原、山地为主，人口占比仅约6%。这条分界线日后被学术界命名为#胡焕庸线#，成为胡焕庸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一项学术成就。2009年，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中，共发布了30项地理大发现，排在第七位的即是“胡焕庸线”。这条分界线揭示的规律至今仍然存在，对国家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极具参考价值。

据说，胡焕庸发现分界线的过程很是独特。中国当时人口约为4.5亿，胡焕庸根据各地人口统计资料，先用手工在地图上一一画出了2万多个居民点（1个点表示2万人），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最终发现了分界线两侧人口分布的这一规律。耗费精力之巨大，令人难以想象。

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问题是，胡焕庸的苏北垦区考察行以及《盐垦实录》，和他发现的“胡焕庸线”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学术上的关联呢？笔者认为，这种关联确实存在。切入点是二者表面上一先一后相隔仅半年，而胡焕庸关注后者的时间实际上早于前者。在对苏北垦区进行考察前，胡焕庸早已关注这条分界线是否存在，头脑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张。按照“胡焕庸线”的划分，苏北垦区明显位于分界线东南一侧，应该是一块适合人居与发展农业的区域，但现实状况是苏北垦区事业遭遇困难，虽有移民迁入，但呈现明显衰退。苏北垦区在分界线东南只是一个小局部，但这个小局部有没有发展前景，一定程度上亦影响到“胡焕庸线”能否成立。胡焕庸治学严谨，在公开发表分界线研究成果前，先去苏北垦区考察一番，无疑十分必要。

胡焕庸在苏北垦区考察中，坚持手足与头脑并用，一处一处地去实地考察，与他用手工在地图上先后画出2万多个居民点的“笨办法”非常相似。采用如此踏实作风撰成的《盐垦实录》，既分析了苏北垦区资金缺乏、管理不善等造成困难的原因，又留下了许多诸如华成公司“最上为芦苇地，低而且肥”、新通公司“南部长芦苇多年，称曰老滩，土色深黑，最宜植棉”、新农公司“土质亦甚肥茂”、新垦会“近百年来苇丛弥漫，残留草质滋繁，故地极肥沃”、泰和公司“水道工程极称完善”“裕华桥大丰路，泰和水道泰和树”等记载。结论是“今两淮垦区，北起东（黄）海，南达通州，凡滨海盐区，无不有可垦之地”，应该有着光明的前景。全书资料扎实、内容广泛、数据统计精确，加以文字与照片、图表并重（内附垦区照片28幅、图表38幅），令人信服。严谨的治学态度，既成就了两项不同的学术研究，亦沟通了彼此。

来源 // 南通日报 2026-09-04 #南通头条##老照片##江海i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