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华北局书记及河南省委一把手的原中央委员刘建勋介绍

1975年8月8日凌晨，暴雨尚未停歇，河南驻马店一带的天色黑得压人。电话线路断断续续，零点刚过，省里值班人员匆匆闯进办公室，递上最新的水情报告。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坝体极为危险。刘建勋盯着那几行字，沉默了很久，只留下了一句话：“马上组织人下去，再难也得查清情况。”

这一夜之后，河南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严重的一场水利灾难，也把这位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字，牢牢钉在了那段复杂的历史记忆中。可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提到1975年洪灾、红旗渠、焦裕禄，却未必能把这些事连在一个人身上。刘建勋的一生，就像被时代硬生生切成了几段：少年从太行山走出，中年在河南扛下千钧重担，晚年又带着“严重错误”的帽子悄然离场。

把时间往前拨回去几十年，才能看清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又怎样在风浪中被推向了命运的另一头。

一、从太行山走出的“地下少年”

1913年，刘建勋出生在河北，家境普通。那个年代，北方农村的孩子，能识几个字就不错了。谁也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少年，会在十五岁时就踏进了革命的门槛。

1928年，北方局势动荡，军阀割据混战频仍。就在这年，年仅十五岁的刘建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会儿，思想一旦开了头，就收不住。他开始跟着进步青年读小册子、听秘密讲演，认识到旧社会的苦根在哪儿。从这时起，他的轨迹已经悄悄偏离了普通农家子弟的路线。

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成了各方势力暗中角力的舞台。刘建勋被组织安排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重点是重建和恢复被破坏的团组织。那时的地下工作，是真正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联络地点每天换，传递材料要用暗号，稍不谨慎就是杀身之祸。有时夜里开完会，散伙时谁都不会想到，这可能是某个同志最后一次出现。

这种在刀尖上打转的经历，让刘建勋很早就练出了一种谨慎又坚决的性格。他懂得什么叫组织纪律，也明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本。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革命中心从城市向农村根据地转移。刘建勋离开北平，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工作。太行山地势险峻，沟壑纵横，既是天然屏障，也是理想的游击战场。这里成了华北抗日的中枢之一。

在太行山，他不是前线指挥员，而是做组织、政工和群众工作。看似“后方”，实则同样危险，要在封锁线间穿梭，与游击队、地方武工队、群众组织衔接，还要面对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很多人喜欢记住战场上一声号子、一个冲锋，却忽略了像刘建勋这样的“幕后角色”：他们不抢风头，却撑起了根据地的骨架。

抗战胜利后，全国局势急转直下。解放战争打响，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战略大迂回的帷幕。刘建勋随刘邓大军南下，参与的是又一场冒险：几万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腹地，远离根据地支撑。在大别山，行军打仗是一面，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是另一面。这种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开辟根据地的经历，对他后来面对困难时期的河南，显然不是没有影响的。

1949年前后，革命大势已定，但“打天下”只是第一步，“坐天下”远不轻松。新中国成立后，刘建勋先被派往湖北，参与剿匪和土地改革。湖北、湖南、广西一带的土匪武装盘踞山林，有的甚至有自己的一套“地盘规则”。剿匪要用兵，更要用政策，既要打得赢，还要稳住人心。之后，他又到广西参与解决灾荒和社会秩序问题，逐渐积累起在复杂局势中统筹全局的经验。

到五十年代末，刘建勋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北平街头穿梭的“地下少年”，而是有着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中层领导干部。命运真正的大转折，出现在1961年。

二、“借地渡荒”：破格之举与隐形代价

1961年，全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段。河南的情况尤为严峻，几年前在高指标、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虚报、浮夸之风一度蔓延，生产基础被严重削弱。自然灾害叠加政策失误，河南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严重饥饿。

这一年，中央决定调整河南领导班子。刘建勋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年四十八岁。这个年龄，还不算很老，却已经到了要扛大担子的阶段。

接任之初，他面对的是一省的饥饿和混乱。很多地方的仓库已经空了，社队账面上的数字很漂亮，地里的粮食却没影了。刘建勋下去调研，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如果按原来的那套“吃大锅饭”“一大二公”搞法，拖一年，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种背景下，他推行了后来颇有争议、但在当时却拯救了许多生命的做法——“借地渡荒”。

所谓“借地渡荒”，不是简单恢复私有制，而是在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允许把部分集体土地暂时“借”给农户单干，收成归个人所有。对农民来说，这是实打实的活路：只要有地可种，有收成可得，就有坚持下去的希望。

问题在于，当时政治氛围强调的是集体经济越大越好。大面积给农民分地，被不少人看作是“倒退”“搞单干”。刘建勋清楚自己在冒险。他在内部谈话中反复强调，这不是改变“所有制”，而是渡过难关的临时措施，目的是让人活下来。

有人担心政策“犯上”，有人顾虑问责。这种时候，主要领导的态度就成了关键。有干部略带犹豫地问：“这样做，顶得住吗？”据说刘建勋回了一句：“人都没了，还谈什么政策？命要紧。”

有了地，还得有种。河南很多地方连口粮都靠救济，更别说种子了。他多方协调，从新疆调来了一批马铃薯种薯。土豆这种作物耐寒耐旱，产量高，对土壤要求也不算太苛刻。那一批种薯分到村里时，很多农民把它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不舍得吃，宁可饿着肚子，也要留着种下去。

1962年前后，一批批土豆和其他作物成熟，许多村庄的饭碗总算稳了一些。很多家庭能挺过最艰难的几年，跟“借地渡荒”这步棋关系极大。不得不说，这种“顶着帽子干实事”的做法，从当时的政治语境看，的确算破格之举。

不过，破格的决策，往往也埋下后来的争议。等到形势逐渐恢复，关于“是否违背政策”“是否助长资本主义倾向”的质疑，迟早会出现在某些批评材料里。多年以后，“严重错误”这四个字落在刘建勋头上，难免有人把账翻回这几年。

三、识焦裕禄、挺红旗渠：一手“人”、一手“水”

困难刚有缓解，河南又遇到一个顽疾——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几乎把这个县折腾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没有谁能真正扭转局面。

1962年冬天，省委讨论兰考问题时，有人提到在洛阳工作的焦裕禄，说这人作风扎实，懂群众，苦活硬仗都不怕。刘建勋听在耳里，动了心思。他把焦裕禄调到兰考，先任县委副书记，不久又决定让他主持县委工作。

对于这个决定，省里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焦裕禄资历还浅，兰考局面这么难，压不住。会上有人委婉提醒：“是不是再考虑一个更‘稳当’的？”刘建勋当场回话：“兰考现在需要能干事的人，资历慢慢就有了。”

在兰考，焦裕禄很快把工作重心扎进了田间地头。他带着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蹲在农户炕头上商量治沙治碱的路子。有时风沙天，他裹着棉袄站在田头，迎着风看地形。肝病越来越重，人却几乎不肯休息。刘建勋下去检查工作时，看着他脸色蜡黄，劝他：“身体要紧，工作可以分一分。”焦裕禄只是笑笑：“兰考脱不起这个身。”

1964年5月，焦裕禄因肝癌病逝，年仅四十二岁。去世前，他留下一些工作安排和对干部的叮嘱。噩耗传到省里，刘建勋沉默许久，否则话不多。从组织角度说，他看准用了一个好干部；从人情角度看，这个干部为了工作把命搭进去了，让人心里很不好受。

后来，兰考的经验得到总结，“焦裕禄精神”在全国推广，成为县委书记的典型。很多回顾文章提到，当年如果刘建勋不力排众议、不亲自拍板，焦裕禄未必有机会到兰考这一线岗位，也就很难形成后来的那种影响力。选人用人，往往就差一个机会。

如果说焦裕禄是“用人眼光”的缩影，那红旗渠则是刘建勋“扛风险”的一个典型案例。

林县（今日河南林州）十年九旱，山多地少，老百姓常年为水发愁。“望天田”“水贵如油”，是一点都不夸张。1960年前后，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在太行山绝壁上修渠，从山西境内的漳河引水入林县，修成一条“挂在山腰上的河”。

这个设想一拿到省里，质疑声就来了。工程浩大，地形险要，既缺技术又缺设备，资金也不宽裕。有人说：“林县这么穷，闹不好吃水不成反挨一鼻子灰。”还有人担心，一旦工程半途而废，责任究竟谁负？

刘建勋没有在办公室里拍板，而是亲自去了林县实地看。太行山的石崖一眼望不到头，山沟沟地里的人，提起“水”这个字眼，眼神格外复杂。他边看边问，听杨贵介绍线路、施工想法，又听当地老人讲缺水的苦。

回到县里开会，有干部仍旧犹豫。刘建勋的态度很直接：“林县不解决水问题，世世代代离不开‘苦’字。现在条件再难，也总得有人先下手。”关于资金、物资，他明确表示：“省里想办法。”这句话，说得不响，却等于把政治责任压在自己肩上了。

1960年，红旗渠开工。十万林县群众上山打眼、装药、放炮，靠钢钎铁锤一点点啃下太行山。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国家经济正处在困难时期，钢材、水泥、炸药等物资极其紧缺。一些单位提出要不要“先缓一缓”，工程留个尾巴，等条件好了再接着搞。

面对这种建议，刘建勋没有顺势“和稀泥”，仍旧要求保证工程不断档。他批示从省里调拨紧缺物资，协调周边地区支援粮食，保证工地不断炊。他很清楚，这是在“咬牙硬撑”，万一形势进一步紧张，批评意见不会少。

经过多年鏖战，到六十年代末，红旗渠干渠、总干渠以及千支百干渠陆续完工。渠水挂在太行山腰，漳河水顺着渠身一路奔流，林县人第一次在自家地头听到“水声”。有老人站在渠边捧水喝，放声大哭，这并不只是情绪宣泄，而是几十年干渴生活一次性倒了个底。

红旗渠后来被称作“人工天河”，总干、支渠累计长度在一千五百公里以上。这项工程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被许多史料反复提及。站在当年的节点上看，如果没有刘建勋的“一口气”顶住，它完全有可能胎死腹中，或者半途而废。风险与功劳，常常绑在一起，很难分割。

四、风浪与调离：责任、误解与一个结局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另一场风暴席卷全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河南也无法例外。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自然被推到风口浪尖。

运动之初，郑州大学等高校形势急剧失控。学生组织纷纷成立，“造反”口号此起彼伏，彼此之间你批我、我斗你。很多学生代表跑到省委要求“表态”，有的甚至要求省委站队，支持某一派。刘建勋夹在中间，既要响应中央号召，又要维持基本秩序，难度可想而知。

在郑州大学问题上，他几次主持协调，想让事态收拾住，但局面很快超出地方掌控范围。中央工作组、外地“革命群众组织”陆续介入，河南的局势越来越乱。刘建勋本人也开始被点名批判，被贴上各种帽子，参加各种“批斗会”，戴高帽、游街，几乎是那段时间省级干部的共同遭遇。

在混乱中，一些他曾经提拔、使用的干部被打倒，基层组织遭到破坏。刘建勋想保护一些人，往往只能做些“暗中相护”的小动作，比如在材料上尽量把话说得平缓一点，或者在具体执行时稍微放宽。但运动的大潮远远超出个人力量，很多事情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发生。

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让他肉眼可见地苍老。六十年代中后期，刘建勋的头发白了一大半，人也消瘦。有不少回忆文章提到，他在内部谈话中曾感叹过一句：“很多事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河南又遭遇那场致命考验——1975年特大洪灾。那年8月上旬，由于台风“尼娜”影响，河南多地出现异常强降雨。驻马店地区雨量集中，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等多座水库承压巨大。8月8日凌晨，石漫滩水库首先垮坝，板桥水库紧接着溃坝，几亿立方米洪水倾泻而下，冲垮河道，吞没村庄。

接到报告后，刘建勋紧急成立抗洪指挥机构，调动省内外力量抢险救灾。那几天，省里电话几乎没停过，各地灾情断断续续传来。许多地区公路被冲毁，通信中断，只能用少量还在勉强运作的线路传递“支离破碎”的信息。

在极端紧张的情况下，刘建勋安排分头行动：一部分力量下到灾区，一部分及时进京汇报，争取中央支援。副手陈惺率队进京，反映河南的受灾情况，此举后来在一些材料中也有记载。与此同时，省里尽可能调集物资往灾区送，可在洪水面前，人力显得太渺小，许多地方根本进不去。

洪水退去后，真实的损失逐步显现。人员伤亡数目触目惊心，农业、交通、水利设施毁坏严重。更棘手的是，板桥等水库溃坝暴露出来的问题，引发了对水库设计、建设和管理一系列追问。相关部门的调查指出，在工程标准、调度运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

从制度设计来看，水利工程的决策、设计、施工、管理，涉及的是一个系统，不是某一个人的单独行为。但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中，省主要领导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领导责任”。河南水库溃坝事件，后来成为谈到刘建勋“严重错误”的重要背景之一。

1978年，中央工作重心开始调整，干部队伍也进行较大范围的变动。就在这一年，刘建勋收到由华国锋签发的调令：因“严重错误”，调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文件措辞简短，没有详细展开所谓“错误”的全部内容。

对于这个结果，刘建勋很难说没有思想波动。自1961年到河南工作起，他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将近二十年，从极端困难时期到政治运动、自然灾害，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现在却被简单的“严重错误”几字概括，谁说他心里没有苦涩？

有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调离前几日，他在省委大院里一个人慢慢走了很久。河南各地的田野、渠堤、沙丘，在他脑里一一闪过。兰考的“三害”治理，林县的红旗渠，农民在土豆地里刨出的第一锅熟食，还有一批又一批干部的升降沉浮，都和他有紧密关联。

调离后的安排，也说明了这次调整的态度。刘建勋被调往陕西，职务明显下降，从一省“掌舵人”，变成一般领导岗位。表面上是“工作需要”，实际上难免有“冷处理”的意味。他很少再提在河南的往事。有人好奇问起，他只淡淡说了一句：“能做的都做了。”

1983年4月，刘建勋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七十岁。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经不再处于政治风口浪尖，更多时候只是一名“老同志”。临终前，他提出一个要求：骨灰安葬在河北涉县的将军岭。

将军岭在太行山深处，是当年八路军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刘建勋年轻时战斗、工作过的地方。把骨灰葬在那里，可以看作是一个圆圈——从太行山出发，又回到太行山，前后七十年，绕了一圈。

骨灰安葬那天，来的人不算特别多，但分量都不轻。有早年太行山根据地的老战友，有当年河南的部分干部，也有普通群众。有一位从河南赶来的老农站在墓前，看着碑上的“刘建勋”三个字，半晌说了一句：“他在我们那儿干过事。”这话简单，却算是一种朴素而直接的评价。

刘建勋短短七十年的人生，横跨旧中国和新中国，横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少年时在北平、太行山打游击，中年在湖北、广西和河南处理剿匪、土改、灾荒；1961年以后，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压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推“借地渡荒”，让很多人躲过饥饿；识焦裕禄，扶起了一个后来全国闻名的县委书记典型；支持修红旗渠，改变了一个贫困山区的命运。与此同时，他也置身于“文革”风浪与水库溃坝的舆论漩涡之中，承受了不少批评乃至政治追责。

功劳与失误，很难用一句话盖棺定论。只是从那一串时间节点看，一个人一生能卷入这么多重大事件，本身就说明，他不是站在旁边看热闹的角色。历史记录下的那些决策、批示、讲话和足迹，构成了刘建勋这个名字背后的真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