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干婚” 夫妻愈来愈多，开始向全国蔓延，说出来实在太扎心了

上海陆家嘴写字楼的灯光熄灭后，不少公寓里正上演着同一种沉默：同处一室的伴侣背对背躺在床上，各自盯着手里发烫的手机，连一句多余的寒暄都懒得开口，仅有的交流只剩房贷账单与家务排班。

这种被抽干了所有温情、只剩干瘪利益捆绑与搭伙凑合的状态，被人们扎心地称为“干婚”。这种把婚姻当成干巴巴的账本、甚至在冷漠算计中彻底放弃婚恋的现象，正从上海一路向全国各大城市蔓延。

哪怕是还没进门的相亲男女，坐上桌也是先把房产证、户口本和收入流水摊在明面上逐条核验，半点不谈感情共鸣，只算自己跳进去会不会吃亏。本该彼此取暖、遮风挡雨的婚姻，怎么就在一步步精明算计与精力枯竭中，变成了让人只想逃离的干涸荒漠？

顺着上海金融白领的婚恋遭遇，再走进北京中山公园古树掩映下的相亲角，那些藏在房产证与加班工位背后的现实逻辑，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扎心。

走进北京中山公园，林荫道早已变成庞大的相亲集市。焦急的父母像摆摊一样把儿女条件铺在地上：一位家长替逼近不惑之年的女儿守摊，要求男方高挑、稳定且在京有房；另一位老人则替年过不惑的国企儿子四处寻摸。

这类相亲角在沪广等大都市遍地开花，背后是全国结婚人数跌至谷底、数十年间几乎腰斩的现实。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婚姻退潮，但这股冷风吹在视家庭为社会稳定细胞的中国格外刺骨。

中山公园里，不到而立之年的红娘钱蕾心疼父母奔波，已帮数十对青年牵线成功。她发现双方家庭嘴上说看人品，筛选时却全卡在房产和户口簿上。试想，两家人还没见面，就先把户口本和房本摆上台面掂量，这样算计出的婚姻能有几分温情？

这种挑剔背后是婚姻功能的蜕变：它不再是一人养家、一人带娃的生存搭伙，人们更渴望从中获得爱情与满足。

偏偏两性诉求在大城市严重错位，大多数女性想找真爱，大多数男性却只想找个持家的妻子。高校扩招后，女性读大学比例反超男性并长期过半，经济独立让她们不必再靠“干婚”换取饭票。女性地位高了，传统家务分工却还停在原地。

婚后家务和育儿重担仍压在女性肩头，生育期又与职场晋升黄金期撞车。哪怕单身久了会被贴上“剩女”标签，面对极高的生育与机会成本，城市里仍有近半数女性毫无结婚意愿，远超男性。

换作任何一个靠自己站稳脚跟的姑娘，单身过得体面，谁又甘心跳进既耽误前途又要包揽家务的苦坑？男性的处境同样充满无力感。不少男人仍背着买房养家的包袱，一旦经济放缓、收入承压，给不了家庭保障，便对结婚心灰意冷。

况且整代独生子女从小像“小太阳”般被全家宠着，缺乏同辈磨合。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结婚率明显偏低；习惯独处的他们，很难为婚姻割舍自由、迁就伴侣。

攒钱成家遥不可及，大批年轻人索性当起及时行乐的“月光族”。周五夜晚的北京，年轻教师小金和朋友聚餐喝酒打车，一宿开销就啃掉月薪一大截。

一线城市近半数单身青年都是月光族，甚至靠支付宝、京东金融借贷消费；正如北京媒体人刘舒桐所想，高房价下攒钱无用，把钱花在玩乐上买开心才最实在。比钱包空虚更致命的，是加班文化对精力的榨干。

小金每天被教学、杂务和备课占去大半时间，下班只想瘫着看剧打游戏，连话都懒得说。从“躺平”到“摆烂”，纵观日韩与东南亚经济调整期，青年就业与生活承压时必然推迟婚恋。一个人应付生计都已拼尽全力，累得只想独处喘气，又哪来的心力去经营一段热气腾腾的感情？

也有人在寻爱，比如到上海金融圈打拼的赵淼淼，事业站稳后便和众多都市青年一样，点开了陌陌、探探等海量用户的交友软件。

软件虽能让人在家认识新人，真正步入婚姻的却连零头都算不上。赵淼淼试水后发现，不少男性只把软件当成寻觅露水情缘的猎场；加上备选项太多，聊不拢立马换人，谁也不肯用心沉淀。线上缺乏信任，许多人又退回线下相亲老路。

北京艺术家郝文熙寻觅多年，见过数十位对象仍屡屡碰壁，最痛的领悟竟是自己“已经不会谈恋爱了”。

他和赵淼淼都曾找过婚介，虽说核验房产与资产证明能建立信任，却也把婚恋变成了冷冰冰的验资；好在郝父在中山公园苦心奔走，帮他结识了一位女医生并结婚生子。郝文熙的幸运只是少数，结婚率探底正直接拽低出生率，人口总量历经数十年增长后迎来拐点。不同于西方，中国的生育与关乎医疗教育的户口紧密绑定，不结婚往往就意味着不生娃。

鉴于高房价会压低结婚率，全国多地纷纷对多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与消费券，部分高校增设社交假，更有企业给单身女员工批出“相亲假”。

这些举措落地却陷入僵局：即便法规禁止超时加班，不少企业的加班文化依然盛行，中国打工人的周均工时仍远超欧美同行。就算放了假，疲惫的员工也宁愿坐在桌前打游戏、看电影，在独处中寻找安全感，不愿相亲。

说到底，购房券能省点银子，相亲假能多歇片刻，可要是人们的底气与精气神都被掏空了，谁又能靠几张补贴券把冷掉的婚恋热情捂热呢？纵观日韩与新加坡，挽救结婚率的尝试大多败多胜少，毕竟卧室门里的亲密关系全凭个人意愿，外力很难撮合。

年轻人们也各自做出选择：北京教师小金依然单身，父母催婚愈发急切；郝文熙夫妻把精力全扑在幼子身上，短期内不敢再添孩子；而在上海的赵淼淼干脆暂停相亲，靠着充实的社交圈与精神世界，把单身过得自在满足。

说穿了，那股从上海蔓延向全国的“干婚”潮，不过是年轻人在重压下退守的防线。当婚姻被抽干浪漫，只剩房产证、户口本、育儿账单与家务排班的干瘪算计，门外的人宁可像赵淼淼那样关掉软件独善其身，门里的人也只能在疲惫中沦为沉默的室友。

没人天生偏爱孤独，只是比起在消耗心血的关系里互相拖拽，守住手里仅存的自由与薪水，成了普通人最稳妥的自保。

暮色四合时，中山公园的老人们还在弯腰收起写满房车条件的纸牌，而上海陆家嘴的写字楼下，加完班的年轻人正拖着步子走向地铁。回到各自亮着微光的公寓，有人独自点开外卖软件，有人背对伴侣刷起短视频，屋里安静得只听见手指划过玻璃的声响。

当连轴转的生计把开口说话的力气都一并抽走，两颗早已干涸的心凑在一起，除了各自握紧手里发烫的手机，还能拿什么去润泽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