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掠夺中国文物360万件,11件已成日本国宝,价值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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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多万件文物损失,741处古迹遭到破坏。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留下的这组统计数字,至今读来仍让人心痛。

更让人关注的是,2015年,一篇关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报道披露:该馆有11件中国文物被列为日本国宝,另有147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

中国古代名画、书画珍品,为什么会出现在日本的国宝名录里?它们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流转?这笔跨越百年的历史账,值得认真梳理。

掠夺早有组织

日本对中国文物的觊觎,并非始于全面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就已经有人专门研究如何在战争中搜集中国珍贵文物。

公开历史资料记载,日本曾拟定《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提出由军方指挥监督文物搜集、运输和分类,目标包括中国皇室收藏以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

这说明,当时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搜集,并不只是个别军人见财起意,而是出现了带有组织色彩的行动设想。文物被纳入战争活动,也被赋予了文化和政治层面的目的。

日本部分人士希望通过搜集中国古代珍品,强化日本在亚洲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地位。说白了,侵略者不仅想占领土地、掠夺资源,还试图把中国积累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变成自己的文化资本。

这种做法的危害,远不止少了几件收藏品。一件文物离开原来的土地,可能意味着它与历史环境、收藏档案和文化传承失去联系。等它进入新的收藏体系,原来的来历甚至可能逐渐被淡化。

到了侵华战争时期,抢夺、盗掘和破坏进一步扩大。大量文物在战争中流失,许多古迹也遭到严重损毁。军队掠夺、趁乱盗窃、私人收购等行为交织在一起,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文化损失。

从大量史料来看,这段文物流失史,可以视作一场对中国文化遗产有组织、大规模的浩劫。因为它留下的并非单纯的财产损失,还有历史记忆被割裂、文化遗产被迫流散的长期后果。

要看清这场浩劫的规模,战后留下的统计数字是绕不开的证据。

360万件的历史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启动了战时文物损失调查。相关机构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统计显示,全国公私文物损失3607074件,另有1807箱,古迹损失741处。

这组数字足以说明战争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有多严重。不过,360余万件统计的是战时文物损失总量,并不意味着每一件都已经查明是被日本军队运走的。其中既有被抢走的文物,也有被毁坏、散失以及无法继续追踪的藏品。

与此同时,中国还编制了《甲午以来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收录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流入日本的珍贵文物15245件。

这两个数字不能混为一谈:360余万件是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总量,15245件是流入日本的文物目录收录数量。后者也不是日本实际掠夺数量的完整统计。

2015 年有报道援引相关学者研究估算,二战期间被日本掠夺的中国珍贵文物大约有 10 万件,普通文物可达数百万件。该数字仅为学者估算,暂无完整官方核验清单。这属于专家估算,并非逐件核实后的完整清单,但说明实际流失规模可能远超现存目录记录。

为什么战后这么多年,仍然难以把文物全部查清?原因并不复杂。战争结束时,许多藏品已经失去原有记录,有的被转卖,有的进入私人收藏,还有的被拆散、改名,原来的流转线索很难恢复。

一件文物可能换过多任主人,原始收藏档案也可能遗失。即使它后来出现在博物馆里,也需要结合实物、历史目录和交易记录,才能判断它究竟如何离开中国。

这笔历史账,不能简单用一个数字概括。真正重要的是把损失总量、流失去向和具体文物逐一对应起来。只有把证据链建立起来,追索才有坚实依据。

而日本国宝名录中的中国作品,让这段历史有了更加具体的落点。

中国珍品成了日本国宝

2015年,关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文物收藏情况的报道披露,该馆有11件中国文物被列为日本国宝,另有147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

其中包括南宋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南宋李生的《潇湘卧游图卷》,以及梁楷的《雪景山水图》等作品。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要作品,如今却出现在日本的国家级文化财体系中。

以《红白芙蓉图》为例,东京国立博物馆官方藏品数据库记载,这幅画创作于1197年,属于中国南宋绘画,后来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它被日本列为国宝,但作品的中国创作背景十分明确。

这恰恰说明,日本的国宝认定改变不了文物的文化来源。国宝身份代表日本国内文化财制度对作品价值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作品由日本创作,更不能自动证明它的取得方式合法或非法。

需要理清的是,日本馆藏中国文物来源十分复杂:一部分源自古代正常文化交流、历史民间流转;一部分则和近代战乱、盗掘、非法劫掠相关。不能一概而论。

2024年9月7日,新华社在介绍日本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时提到,日本多家公共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寺院、神社和大学都收藏有中国文物。其中,京都国立博物馆8526件藏品中,有2773件来自中国,占比约三分之一;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收藏着数量可观的中国文物。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2015年的报道提到,东京国立博物馆11件中国国宝中,多数没有明确标注来源,只有极少数注明捐赠者。来源记录不完整,会给文物历史调查和后续追索带来困难。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日本给这些中国作品授予了什么级别,而是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经过哪些人之手、有没有战争掠夺或非法转移的证据。

不能因为一件作品被列为日本国宝,就把它的中国文化来源一笔带过;同样,也不能把所有日本收藏的中国文物都说成侵华战争期间抢走的。

对于已经查实属于战时劫掠的文物,我国相关部门也一直在持续调查取证,推动馆藏机构开放来源档案,依托专业考证、国际沟通、国际法框架,推动文物返还。

这不是文字上的争论,而是关系到历史责任能否得到准确确认。天龙山石窟佛首回归中国,就说明有证据、有行动,流失文物仍然有机会回家。

文物回归仍需追索

2020年,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出现在日本拍卖市场,引起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关注。

这尊佛首约在1924年前后遭到盗凿,并被非法运出境外。2020年9月14日,它出现在日本拍卖行。10月15日,国家文物局致函要求撤拍,次日拍卖方撤拍。

随后,旅日华侨张荣与日籍持有人完成洽购,持有人决定将佛首捐赠给中国政府。11月17日,佛首经中国驻日本使馆移交,12月12日安全运抵北京。2021年2月11日,新华社报道了这尊佛首回归的经过。

这尊佛首能够回家,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历史线索、实物鉴定、有关方面沟通和实际行动共同推动。它也说明,文物追索并非没有现实路径。

当然,不同文物的情况差别很大。有的能够找到盗掘记录,有的需要从旧照片、收藏目录和交易档案中寻找线索;有的涉及公共博物馆,有的则流转在私人收藏体系中。追索难度不同,但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

对于有明确掠夺证据的文物,中国应持续开展调查,推动相关机构公开藏品来源信息,并通过专业鉴定、外交沟通和必要的法律途径争取返还。

我认为,追索工作最重要的不是反复强调一个庞大的数字,而是把具体文物的身份、来源和流转过程查实。每一份档案、每一张旧照片、每一次实物比对,都可能成为让文物回家的关键线索。

天龙山佛首只是一个案例,却让人看到持续追索的意义。文物离开故土可能只需要一次盗掘,想让它回来,却可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结语

360余万件文物损失、741处古迹遭到破坏,这些数字记录着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深重伤害。日本博物馆里的中国珍品,也提醒我们,历史留下的文物流失问题仍需面对。

文物可以被收藏、展览,也可以被列入外国的国宝名录,但它的创作来源和历史归属不会因此改变。

对于有确凿劫掠证据的流失文物,我国追索工作不会停止。守护这些文物,不只是追回一件件珍贵藏品,更是在守护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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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9

标签:历史   日本   国宝   中国   文物   价值   收藏   损失   博物馆   来源   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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