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历史功绩有多大？

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

很多人对刘志丹的生平并不了解，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熟悉的原因也不复杂，刘志丹在1936年就牺牲了，年仅33岁，错过了后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但是你要了解他的历史，就知道这是一个猛人。如果不是一个猛人，也进不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

36位军事家的名单有谁？五位国家领导人，十大元帅，十大将，剩下的11个人，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牺牲的高级指战员，而刘志丹就是这11人中的一员。

从这个名单也能看出来，这是以大将以上为标准制定的。也就是说，刘志丹如果不是早早牺牲，建国后授衔至少是大将军衔。

透过故事看人物，通过大西北的那一段往事，顺便聊聊刘志丹的生平。

壹 中央红军为什么去了陕北

1927年蒋介石搞了个四一二，接着浓眉大眼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这也代表着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很多人不知道这俩货为啥叫叛变革命？他们本来不就是国民党的人？

这就牵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了，从1924年到1927年这三年，可以理解成国共是一家人，然后到1927年就被光头和汪精卫背刺，杀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血流成河，中共由合法被迫走向了地下。所以那部分在白区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被称作地下党。

不过还有更多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的实干家们，开始在各地武装割据，用枪杆子对抗蒋介石的暴力镇压。起义和根据地陆陆续续地建了不少，但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大多数都失败了。

到1934年，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时，举目四望，当时有一定力量的根据地只有两个，一个是贺龙带领的红二军团，活动在湘西一带，另一个是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那一带。

这时候对中央来说，当务之急只有一个，那就是找一个落脚点。

中央红军出发时的目的地本来是去湘西找贺龙，不过湘江之战后损失惨重，加上蒋介石也预判到了红军路线，早已布下了口袋等着中央红军去钻。关键时刻，早就靠边站的毛主席站了出来，力主转向贵州，并召开了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决定去找红四，而是打算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根据地。不过随着军事压力的增大，留在当地的设想也已经不现实。这才有了过长江、找红四的打算。

然后毛主席操盘了“四渡赤水”的神操作，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总算是过了长江，然后经历了千辛万苦爬过雪山，在四川懋功跟红四会合。

两大主力会师，按说是苦尽甘来了。不过分歧很快出来了。张国焘眼看着中央红军的实力远不如红四，内心极度膨胀，开始抢夺党的领导权。

这个过程极其复杂，实际上中央这边做了极大地让步，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接着就发生了著名的“南下北上之争”，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继续往北走，张国焘则带着红四南下去了四川。

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人生至暗时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分裂，可谓是釜底抽薪，让本来就极端困难的中共中央雪上加霜。最让毛主席接受不了的，是红四没有几个人跟着中央走。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后来到陕北之后，刘志丹和徐海东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做法，让毛主席有多么的感动。

虽说是要北上，但当时中央红军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在两河口会议上，做出了去川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但到底去什么地方，谁心里也没谱。毛主席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川陕甘如果也待不下去，那就去内蒙边境，寻求苏联的帮助。

咱们也看出来了，对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来说，一个靠谱的落脚点，是多么的珍贵。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了藏民区，来到了哈达铺。这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镇，红军终于有了难得的休整机会，趁机喘了一口气。

最主要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毛主席他们搞到了一些报纸，终于能了解到了一点外面的消息。

《大公报》上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

“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原来在陕北还有这么一个搞的风生水起的根据地？毛主席他们的惊喜可想而知。

于是毛主席一拍大腿，走！去陕北，找刘志丹！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刘志丹在陕北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对处于困境的中央，其意义有多么重大，不言而喻。

那问题来了。在当时那个时间段，中央苏区丢了，鄂豫皖苏区丢了，湘鄂边苏区也丢了，革命形势处于绝对的低潮，那陕北为啥还能搞出这么大的一片根据地？

这就不得不接着聊聊刘志丹了。

贰 威望极高的老刘

刘志丹是陕西保安县金汤镇人，也就是现在的志丹县。刘志丹牺牲后，为了纪念他，保安县改名叫志丹县。

他算是书香门第出身。爷爷是清朝的贡生，教书为生，为人仗义疏财，在当地民间有一定的威望。他的父亲叫刘培基，清朝秀才，是个学问人，后来做起了小生意，还一度干过金汤镇民团的文书，也算是半个社会人。

刘志丹先是考上了陕西有名的榆林中学，当时的校长叫杜斌丞，思想比较开明，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人都曾是榆林中学的教师，是刘志丹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刘志丹就是在榆林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5年，在党的指派之下，刘志丹进入了黄埔四期学习军事。没错，刘志丹是黄埔四期毕业生。

黄埔四期出了不少名将，我党的有林彪、伍中豪、赵尚志、刘志丹，国府那边的胡琏、李弥、张灵甫等人也是四期毕业生。

说到这儿有人该问了，黄埔军校不是蒋介石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吗？为啥共产党人也有这么多去了这里？其实何止这几个，十大元帅里有5人、十大将里面有3人，都在黄埔呆过。周总理当时还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在各地帮着国民党给黄埔军校招兵买马，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发展成了党员。后来为啥国民党右派强烈反共，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哎，你们共产党不是来投靠我们的吗？这怎么还反客为主都成你们的人了？

刘志丹在1926年参加了北伐，打到江西的时候，他接到了新的任务，去了冯玉祥的部队，担任陕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冯玉祥当时跟苏联搭上线了嘛，间接地也就跟我党成了一家人。

不过时间很快来到了1927年，咱们前文也说了发生了些啥。冯玉祥做的还不算过分，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由此，刘志丹回到了老家陕西继续闹革命。

从1927年一直到1931年，刘志丹一直搞的是兵运工作。有人不懂啥是“兵运”，就是士兵运动的简称，通俗说就是去军阀部队里边工作边挖人，把士兵发展成自己人搞暴动。

举一反三，“工运”也是同理。刘少奇、项英这些人都是搞工运出身。

在革命前期这是一个常规操作，我党最初控制的大多数部队都是来源于此。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本来都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后来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主力队伍是卢德铭的警卫团，也是叶挺独立团抽调人员组成的。

不过刘志丹的兵运工作搞的并不顺利。

1928年4月，在唐澍、徐志丹的领导下，以许权中旅（隶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主体，发动了“渭华起义”，很快失败。

之后连续去了好几个军阀部队和民团，好不容易拉起几百号人，被反动派一顿爆锤就归零了。然后换地方再拉人，再暴动，再被爆锤。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刘志丹啥背景？为啥能在军阀部队和民团里面跳来跳去？

说起来刘志丹在陕北那一带还真吃的开。爷爷父亲都是有威望的人，父亲自身还干过民团，自然结识了一帮各个阶层的朋友，而刘志丹本人后来为了革命拉人，也加入了哥老会，还是当地哥老会的二把手。

加上陕西那地方遍地小军阀，都想扩充实力。而刘志丹在当地吃得开，随便就能拉起百十号人，成了小军阀们的拉拢对象。

要说起来，刘志丹跟贺龙的情况有点接近，虽没达到贺老总那种一呼百应的程度，但在当地是相当吃得开的社会人，外号“老刘”，人气相当的高。

连续多次兵运失败，刘志丹意识到这种借鸡生蛋的办法并不靠谱，产生了自己拉队伍成立革命武装的念头。

也就是这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三色理论”，也就是要建立武装，要从红、白、灰三方面着手。红色指的是工农武装，白色指的是国民党军队，灰色指的是土匪武装和哥老会成员。也就是说，只要革命，成分并不是那么看重，先加入革命队伍再改造。

刘志丹的这个想法其实和毛主席非常相像。毛主席在井冈山不是还收编了王佐袁文才的队伍吗？革命初期，有人才有力量，哪有那么多的讲究？

刘志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然而，就是这个非常切合实际的理论和做法，在以后让刘志丹吃尽了苦头。

叁 艰难的建军路

1931年9月，刘志丹把赵连璧、杨丕胜、贾生财的三支队伍进行整编，建立了“陕甘边界游击队”，一般都习惯叫“南梁游击队”。这是中共在西北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意义重大。

在10月份和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师储杰的商贩武装会合，力量大增，人数达到了接近一千人。

按说事情正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刘志丹马上就遇到了组织内部的第一道坎。这就是“三嘉塬缴枪事件”。

1931年10月底，谢子长奉上级命令来到了这支队伍，并担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按说这是刘志丹一手组建的队伍，但是刘志丹这人党性高，人品好，对此毫无意见，积极配合谢子长的工作。

关于刘志丹党性高、人品好，在以后发生的各个事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刘志丹没意见，但是谢子长有意见了。有意见倒不是私怨，而是对革命队伍的理念不同。

一个是队伍的旗帜问题。

谢子长主张打出红军的旗号，刘志丹认为力量不足，贸然打出红军旗号容易被剿，应该和陈珪章（当地小军阀）虚与委蛇，骗点军火再说。

另一个是队伍成分问题。

谢子长主张队伍应该是纯粹的革命队伍，不可靠人员该杀杀，该滚蛋滚蛋。刘志丹则持“三色理论”，认为革命初期缺乏力量，什么人都要吸收，吸收之后再改造，改造不了再清除。

咱们并不是说谢子长有问题，实际上谢子长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陕西有一个县改名叫子长县，就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谢子长。不过咱们也看出来了，很显然，谢子长的想法有点理想化，而刘志丹的想法更加倾向于现实。

两人谁也说不通谁，这时候上级发话了，你俩也别争了，队伍就叫“西北反帝同盟军”，咱们反帝总没毛病吧？

同盟军下设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之前投奔刘志丹的晋西游击队和商贩武装组成，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是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刘志丹兼任支队长。

旗号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对于人员成分的认知依然达不成共识，加上生存困难分配不均，矛盾激化，然后悲剧就发生了。

1932年1月，队伍来到甘肃境内的三嘉塬，谢子长命令一支队缴了二支队的枪，并直接枪杀了赵连璧。谢子长宣布二支队解散，战士各回各家，干部开除出队伍，刘志丹被囚禁。

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嘉塬缴枪事件”。

然而后遗症并没结束。内讧引起了恐慌，一支队的师储杰带着商贩队伍投奔了杨虎城，同盟军只剩下了一百来号人。也就是说，刘志丹辛苦搞起来的这支队伍被自己人突袭没了。

不过谢子长也不是不通情理，在筹划缴枪事件之前，明确表示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刘志丹。

三嘉塬事件之后，“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旗号撤销，剩下的百十号人改称“陕甘游击队”，继续打游击。

到1932年4月，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的努力下，这支游击队发展到了1500多人，按照中央指示，部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1师。

按说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这时候中央派了一个人到26军当政委，这个人就是杜衡。

这个时间段，是王明上台后“左倾”政策横行的时候，冒进思想严重。他们的意思是，一个个的打啥游击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为啥不学？都给我去打大城市去，这样才能掀起革命高潮。

杜衡原本是陕西省委书记，深受“左倾”思想影响不说，个人品德也极其有限。来到26军后，先是把谢子长、刘志丹撤销了职务，还给刘志丹扣上了“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接着就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强烈反对，在1933年6月，命令部队去攻占渭华。

结果不言而喻，26军损失殆尽，刘志丹等少数人突围出来，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

最可恨的是杜衡，后来跑西安去被国民党特务抓了，二话没说直接叛变，把机密吐了个干干净净，导致陕西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大量的共产党员被杀害。

杜衡的叛变倒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他的离开，让刘志丹终于没有了掣肘，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他不墨守成规，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慢慢的又把红旗打了起来，建立起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西北地区第一个正儿八经的民选苏维埃政权。

西北红军也由此迎来了大发展。到1935年的时候，陕甘地区赤化县城达到了20多个，红26军的人数达到了5千余人。

更可喜的是，1935年9月，鄂豫皖那边的一支队伍经过长征来到陕北，和刘志丹的红26军会师了，也就是徐海东带领的红25军。

红25军和红26军由此合并，成立了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人数达到了7千人，形势喜人。

然而，这时候的刘志丹没想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降临。

肆 中央的到来挽救了西北红军

红25军到达陕北和红26军会师的时候，在正是在哈达铺的中央红军也决定去陕北找刘志丹的时候。

中央红军还没到，陕北新成立的十五军团却出事了。

其实从前文咱们也看出一个问题，十五军团的人事安排非常奇怪。

十五军团的7千人里面，刘志丹的红26军占了5千人，绝对的大头，而且本身这个根据地就是刘志丹打出来的。而本来属于投靠的红25军反客为主，徐海东和程子华成了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很明显这事不简单。

事实是，这时候西北边区也出现了一个“三人团”，分别是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是中央任命的西北代表团。

也就是这个三人团，刻意的把刘志丹排除在了省委和军委的领导层之外。

不过刘志丹对此毫无怨言，而是全力配合徐海东、程子华的工作，把全部身心都扑到了军事指挥方面。刘志丹的人品之高可见一斑。

那问题来了。朱理治他们为什么要排斥刘志丹？

朱理治在1935年7月就受中央北方局指派来到了陕北。他是王明路线的铁杆粉丝，推行不切实际的冒进路线，到陕北后就要求刘志丹带领红26军全面出击，把陕北、陕南和四川的根据地都连起来。

刘志丹他们在之前早就吃过杜衡的冒进政策的亏了，这时候岂能再重蹈覆辙？于是坚决不答应朱理治的要求，也就把这位特派员给狠狠地得罪了。

朱理治在红26军没人支持他，势单力薄，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不过随着红25军的到来，他感觉到机会来了。

红25军一到陕北，他就恶人先告状，把以刘志丹为首的陕北干部说的一无是处，扣上了“右倾逃跑主义”的帽子，并说26军里鱼龙混杂，很多反革命都混进了革命队伍，而刘志丹难辞其咎。

这自然让初来乍到的红25军对刘志丹的队伍产生了深深地戒心，并在后续的职务安排上对陕北干部做出了不合理的安排。没办法，朱理治是北方局特派员，聂洪钧是上海中央局特派员，从纪律上来说代表中央，刘志丹作为一个党性极强的人，自然不会说什么。

如果就这样那倒也不算什么，但是更严重的事发生了，朱理治他们商议了一下，结论是红26军里面内鬼太多，决定要对红26军进行“肃反”。

红25军里面有一个“肃反专家”，就是时任红25军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此君对肃反一直非常热衷，曾在鄂豫皖、红25军内部搞肃反，杀的人头滚滚。

本来在红25军的长征路上没啥表现的他，一听要肃反，精神头一下就来了：这是鄙人的老本行啊，可算是有用武之地了。

戴季英按说革命资格很老，不过干的这种事太多，风评不好，建国后派到开封干市委书记，居然嫌官小，牢骚不断不说，居然写信给毛主席邀功要官。毛主席最烦的就是这种没格局的，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可想而知，红26军遇到这个专家，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刘志丹和徐海东忙着在前线反围剿，戴季英他们忙着在后方肃反，搞残酷的刑讯逼供，没几天工夫，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干部全部被供成了反革命。

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被逼着承认刘志丹是反革命，被打的熬不住只能承认，放下来又不承认，又被接着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打昏几次后大哭，说你们杀了我算了，我死没问题，但是刘志丹创建26军不容易，你们可怜可怜26军，你们不能把26军给毁了。

可想而知场面之惨烈。

肃反小组知道刘志丹在26军威望极高，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线指挥部写了一封信，通知刘志丹回瓦窑堡开会。刚打完劳山伏击战的刘志丹不疑有他，赶紧往回赶，在路上碰到一个通信员到前线送信，一看是刘志丹，就把信交给了刘志丹。

其实这封信是肃反小组写给程子华的，上面列着准备逮捕的红26军干部，刘志丹位列第一。

刘志丹看了信后，不动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线指挥部，而自己义无反顾地去了瓦窑堡，然后不出意外的直接被逮捕了。

很多人不明白刘志丹为什么要这么做。刘志丹实际有两个考虑，第一是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第二是为了维护十五军团的团结。毕竟如果他真要拿出混哥老会的作风，占据绝对优势的26军对阵25军，结果不言而喻。但是他不想同室操戈。

也就是说，刘志丹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想把枪口对准党内同志。

刘志丹这样想，肃反小组可不管这一套。据说坑都挖好了，准备把刘志丹这些陕北干部活埋。

峰回路转的是，这时候，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到了陕北。

中央红军进入陕西境内后，一路打听刘志丹，寻找刘志丹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来到了吴起镇，和十五军团见上了面，才听说刘志丹被肃反这事。

毛主席立马派王首道到瓦窑堡救人，并以中央名义下令停止肃反。

刘志丹他们算是死里逃生。

后来习仲勋回忆说，幸亏在关键时刻毛主席他们来到了陕北，这才保住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否则西北根据地也没了。

然而可惜的是，刘志丹在1936年的东征作战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33岁。

伍 尾声

写了这么多，基本上也了解了刘志丹所创建的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这个根据地成了危难中的党中央弥足珍贵的落脚点。

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有人说陕北地瘠民贫，我说如果没有陕北，我们就下不得地。我看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也正是从这个落脚点开始，中国革命重新奋起，从瓦窑堡，到延安，到西柏坡，一直到解放全中国。

而刘志丹虽然没有看到这一天，但是他的功绩，党和国家都没有忘记。

刘志丹牺牲后，为了纪念他， 中共中央决定把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1943年，刘志丹灵枢从瓦窑堡迁到志丹县，并举行了万人公祭大会。

毛主席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总理题词：“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朱德题词：“红军模范”。

陈云题词：“共产党员的模范”。

其实咱们纵观刘志丹短短的一生，他的党性之高、个人人品之高，确实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也是为什么刘志丹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评价高到基本上没有可黑之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这是非常罕见的。

1994年，中共军委又追评刘志丹为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时刻多年，党和国家依然没有忘记这位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这是对刘志丹最高的认可和最好的告慰。

作者网名：猫老板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