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起，明朝疆域面积只有350万平方公里的说法甚嚣尘上，误导了许多对明朝了解不多的人。

那么，持此论调者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在他们看来，唯有明朝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吏、实施有效管辖的所谓“两京一十三省”，才算作明朝的真正疆域；而对于明朝政府因地制宜、以土官治理模式统辖的边疆地区，如云贵、西藏、新疆、东北等——则不被纳入明朝疆域版图计算。

不得不说，这完全是对历史认知的一大谬误！

01 明朝疆域：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明朝的疆域到底有多大？

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由明朝人自己来回答。正如今天中国的疆域，首先应由中国人而非美国人、俄国人等外人来回答一样。

那么，明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土疆域呢？

明初大臣金幼孜在其《金文靖集》中曾称颂明成祖朱棣的功绩为“上追虞周治，远迈汉唐迹”。“远迈汉唐迹”即指当时明人眼中的国家疆域已远远超出汉唐当年的版图。

修撰于明英宗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在其《图叙》这样描述当时的明朝疆域：

“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廷。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内外服”天下观的典型传承：对于京畿、府州、直隶、六部等属于“甸服”“侯服”的核心区域，推行司、府、县制；而对于少数民族聚居、臣属于中央的“宾服”“荒服”之地，则实行羁縻政策——然而，不能仅仅因为采取羁縻的统治方式，就将其排除在帝国疆域之外。

一言以蔽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不同“土地”之间，治理模式有所差异而已。

再看由清初史官如何看待明朝疆域。《明史·地理志》载：

“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由此可见，明朝的版图在巅峰时期可谓跨有内外，纵横万里，东起辽东，东北至苦兀、外兴安岭并设努尔干都司管辖；北距大碛，且在古丰州修建呼和浩特城；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南在西藏设乌斯藏都司；南至琼崖并将南海“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尽入版图。

因此，清朝史官借《明史·成祖本纪》情不自禁流露出对明朝的仰慕，留下“幅陨之广，远迈汉唐”的名句，明确指出明朝疆域的广阔程度已经超越了以疆域辽阔著称的汉、唐两代。

02 明朝政府的“一国多制”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误解明朝疆域仅限于“两京一十三省”呢？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明朝灵活多变的国家管理模式存在误解。

朱明王朝以起义之师推翻元朝统治，建国之初便直面元朝遗留的多民族治理难题。为此，明太祖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制定了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国家管理体制，以应对复杂的民族格局。

一言以蔽之，明王朝在国家治理上采取了因俗而治、灵活务实的双重体制：在汉文化核心腹地，推行“（布政使）司—府—县”三级行政管理制度，行政官员由中央直接派遣、限时任职，即所谓“流官”；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实行“都司—卫—所”体系，行政长官多由当地部落首领世袭担任，如都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即所谓“土官”或“土司”。

这种"一国多制"的制度设计，充分尊重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灵活高效地化解了帝国多民族治理的难题，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格局。

著名明史大家顾诚先生在其巨著《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明朝）行政系统的基层组织——州县是一种地理单位。问题在于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明初相当省一级机构管辖地区最为辽阔的是陕西行都司……其管辖地区包括今甘肃省的大部分地方（另一部分分属陕西都司）、新疆（包括一部分在清代为沙俄侵占的领土）、青海、西藏以及四川西部少数地方。”

几十年来一直有一种“满清嫁妆论”的错误观点流传甚广，即认为满清入主中原为中国带来了东北大片土地作为“嫁妆”。

这种说法之所以极其荒谬，是因为它把东北地区当成了明朝时期的“外国”，这不仅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更暗藏别有用心的意图

事实上，不仅我国今天东北地区在明朝时属于中国，甚至如今俄罗斯境内的部分远东地区，在明朝时同样归属中国版图。

这是因为明王朝对这里专门设置了奴尔干都司进行管辖，其管辖范围之辽阔，令人惊叹：西起斡难河（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至苦夷（库页岛），南濒日本海。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明朝没有强行推行郡县制，而是先后设立了384个卫、24个所，任命当地女真、吉列迷、达斡尔等民族的酋长为官员。这些官员需定期向明朝进贡当地特产（如海东青、貂皮），明朝则回赐丝绸、瓷器等物品，这种经济联系和政治纽带，将这片遥远的土地牢牢地与中原联系在一起。

倘若还有人认为，明朝对外东北的管辖不过是今人的一厢情愿，那么1885年发现、现存于俄罗斯海参崴博物馆的永宁寺碑，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永宁寺碑，全称“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立于明朝奴儿干都司官署附近黑龙江岸的石岩上（今俄罗斯特林，距黑龙江入海口约150公里）。碑有两块：一为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永宁寺记》，一为宣德八年（1433年）的《重建永宁寺记》，均系明朝宦官亦失哈奉旨巡视奴儿干都司时竖立的。

其中《永宁寺记》碑中记载：

“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昔辽、金畴民安故业，皆相庆曰：“□□今日复见而服矣！”遂上□朝□□□都司，而余人上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

由此可见，在明王朝眼中，外东北明确属于其管辖范围。这两块石碑正是明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主权的庄严宣示。

03 旧港宣慰司：大明的海外飞地

更令今人意想不到的是，如今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市，也曾一度纳入明朝的疆土范围。

巨港，明朝时称旧港，是当时海上贸易的枢纽，当地聚居了大量华人。永乐五年（1407年），三宝太监郑和率船队经过此地时，协助当地华人首领施进卿剿灭了横行已久的海盗陈祖义。为表彰其功勋并加强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明成祖朱棣下旨，在此设立"旧港宣慰司"，正式册封施进卿为从三品的宣慰使，赐予印诰。

这意味着，这块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在当时被正式纳入了明朝的行政版图。施进卿虽居海外，却是朝廷命官，其家族管理着当地华人事务，并承担为郑和船队提供补给、维护航道安全的责任。尽管随着明朝后期国策转向内敛，旧港宣慰司最终被爪哇国吞并，但其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明朝鼎盛时期的疆域概念，早已突破了大陆的限制，延伸到了海洋。

04 不能用今天的国界丈量历史的疆域

当我们审视明朝乃至任何朝代的疆域时，必须摒弃"刻舟求剑"的思维定式，不能拿今天的国家管理、疆域概念去套用过去的管理方式。

历史是流动的，国家治理的形式也是多元的。即便在今天，为了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和民族团结，世界各国也普遍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管理形式。无论是美国的联邦制，还是俄国的加盟共和国制，还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其本质都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采取的差异化治理策略。这与明朝在核心区设省、在东北设都司、在西南设土司、在海外设宣慰司的思路，在逻辑上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通之处。

回望历史，明朝鼎盛时期那超越常规的辽阔疆域，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天下观"和灵活务实的边疆政策的产物。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疆域图，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波澜壮阔。

终 多余的话

也许还有人以明末朝廷实际管控的区域来否定明王朝的疆域版图——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我们所引以为傲的强汉盛唐的辽阔疆域，也将不复存在。东汉末年、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或诸侯并起，或藩镇割据，中央王朝真正能掌控的区域，远不及明朝。但我们一提及汉唐，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它们鼎盛时期那幅员万里的疆土，以及当时举世无双的国际地位。

此外，与汉唐时期相对有限的对外交流不同，明朝的中国与欧洲、非洲、中东等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在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史上趋于鼎盛。明王朝的繁华与强盛，给当时的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今天，许多欧洲国家的政要在提及当代中国时，仍常常以五百年前的明朝作比。也正因如此，我们今人方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去发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强大的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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