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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月亮

编辑| 王红

初审|文瑞

《——【·前言·】——》

2002年秋天，一本书走进中国图书市场，首印售罄，加印再售。

封面上的女人几乎全裸，只穿着一双红舞鞋。

书里的人叫汤加丽，国家级歌舞团的骨干舞者，合法出版，实名署名。

她以为这只是一次大胆尝试，却没想到，这本书把她后来二十年的人生，彻底改写了。

她本来可以不走这条路

安徽合肥，1976年秋天，军人家庭。

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是传统家庭主妇，家里最讲究的就两个字：规矩。

汤加丽从小就在这两个字里长大，乖，懂事，不惹事。

但她骨子里有股劲儿。

9岁那年，她被省体操队选中，扔进那个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拉伸的圈子里。

这条路苦，大多数孩子熬两年就撑不住了。

她熬过来了，两年后在省级青少年运动会上拿了两枚金牌。

之后有教练建议她改学舞蹈，她听了，一头扎进去，扎进去就再没出来过。

从安徽省艺校到省歌舞团，从省歌舞团到北京舞蹈学院，她一步一步往上走，每一步都是自己考出来的，没有走捷径。

北京的日子过得紧，生活费不够，她就接广告、做模特来贴补开销。

在拍摄一支短片广告时，她遇到了导演沈东。

沈东大她十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编导专业，人脉广，资源多，对她一见倾心。

两人恋爱，结婚，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剧情走向——才华女人遇上有资源的男人，互相成全。

婚后，沈东确实帮她争取了一些影视机会。

2000年前后，24岁的她进入《康熙王朝》剧组，出演歌女"紫云"一角。

镜头不多，但她把那个角色处理得有点味道，给人留下了印象——尽管大多数观众事后只记得角色名字，对不上"汤加丽"这三个字。

她心里有点着急。

舞台上跳舞她很自信，但影视圈这条路，她发现自己没那么顺。

演了几部戏，没能冒出头。

她是那种不甘心的人，一旦发现方向走偏，就想找一个出口。

就在这个时候，摄影师张旭龙出现了。

张旭龙在圈子里名声响亮，1999年就拿了第三届中国人像摄影"十杰"称号，次年又被评为世界华人艺术家，思想前卫，擅长发掘女性美，业内地位不低。

他找到汤加丽，说了一个在当时听起来格外大胆的提议：拍人体写真。

她当场拒绝。

不是矜持，是真没想过，从小家风严格，这种事情根本没进过她的视野。

但张旭龙没放弃。

连带化妆师一起劝，反复解释这是艺术创作，不是她想象的那种东西。

劝了好几次，她终于动摇了。

动摇的原因不只是被说服，是她自己也在算一笔账。

香港和台湾都有这样的先例，彼时内地人体艺术写真的热潮也逐渐兴起。

她当时的状态：舞者身材正值巅峰，影视之路走得不顺，手里有一副好牌，但需要找一个新出口。

更重要的是，她和丈夫沈东商量过。

沈东想了想，表示支持。

她停下了脚步，做了决定。

2001年3月28日，汤加丽与张旭龙正式签署《拍摄协议》。

协议白纸黑字写明：著作权归属摄影师。

这个细节，后来成了压垮她的其中一根稻草。

书出来了，炸锅了

整组写真，从2001年3月试拍，一直拍到2002年8月才结束，前后一年零五个月。

期间，汤加丽反复调整造型，想用肢体把舞者的线条和力量感表达出来。

她后来对媒体解释说，拍摄初衷只是希望在身体状态最好的阶段，用影像留存舞者的美感。

2002年7月，张旭龙出具《授权书》，授权照片用于汤加丽个人写真集的出版和发行。

之后，汤加丽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

2002年9月，《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正式推向图书市场。

封面是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只穿着一双红舞鞋，站在那里，不躲也不遮。

书一上市，就炸了。

那个年代网络还没全面铺开，但这组图像一旦流传开来，综合点击量冲破亿级，各大媒体争相跟进报道。

首印的书没几天就卖光，实体书店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印刷量最终达到十五万册。

汤加丽一夜之间出名了。

但这个"出名"，和她当初设想的完全不同。

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扑面而来。

大量言论给她贴上了"伤风败俗"的标签，指责她追逐流量，败坏风气，不知廉耻。

网络检索相关内容的数据居高不下，但那些数字背后，堆叠的不是欣赏，而是讨伐。

她试图解释。

对外一遍遍重申，这是艺术创作，是舞者对身体美的一种记录方式。

没有用。

那个年代，这番解释很难被大众接纳。

东方歌舞团的反应来得很快。

没有出具正式开除文件，没有公开声明，但内部直接停止安排她的所有登台演出。

等到合约到期，不再续约。

干干净净，不留把柄，把她切割出去了。

影视行业也迅速跟上。

已经敲定的角色换了人，已经拍摄完成的镜头大量删减。

圈内不少同行，路上偶遇都会刻意绕开她走。

没有人站出来说什么，也没有人跟她正面交锋，就是默默地消失、回避、把她从那个圈子里悄悄剔除。

家里的情况更糟。

她父亲完全无法接受。

一个退伍军人，把家风和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女儿的名字出现在那样一本书上，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法弥合的羞耻。

父女之间爆发了极深的裂痕，父亲对外表示与她断绝关系。

丈夫沈东一开始还撑着，表面说理解支持。

但那种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压力，不是一个人能扛得住的，它慢慢往两个人之间楔，楔了五年，楔透了。

事业断了，亲情断了，婚姻也开始松动。

她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本十五万册的书，四面都是风。

法庭上的来回拉锯

事业和家庭还没缓过来，官司又来了。

而且来的不是一场，是连环几场，你告我，我告你，打了整整三年多。

第一炮，2003年9月。

摄影师张旭龙把人民美术出版社告上了法庭。

他的诉求很明确：那本书版权页的署名是"汤加丽著"，他的身份被写成"摄影师"。

他认为，这无端地把他的艺术创作署名在了模特名下，严重侵犯了他的署名权。

此外，出版社擅自裁剪了他的部分作品，也没有支付相应报酬。

2003年9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出版社须在《中国摄影报》上刊登向张旭龙赔礼道歉的声明，并停止发行署名"汤加丽著"的《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一书。

法院的判决依据，直指当初那份《拍摄协议》——双方合同白字黑字：著作权归摄影师。

汤加丽作为汇编人，对汇编作品享有著作权，但涉案图片的著作权归属张旭龙，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写清楚了。

这个案子给公众展示了一个清晰的现实：模特作为画面主体，并不自动拥有摄影作品的著作权。

出镜者在版权关系里，站的是一个相当被动的位置。

官司没有就此结束。

第二年，张旭龙再次起诉，这次直接告的是汤加丽本人。

理由是她私自裁剪使用了部分照片，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

法院判决汤加丽赔付损失并公开致歉。

她成了被告，赔了钱，道了歉。

但她没有坐以待毙。

在接连败诉之后，汤加丽拿起同一套法律武器，开始反击。

她起诉了那些未经许可擅自盗用她肖像出书牟利的出版方。

这些人用她的照片印书，拿去卖钱，连一个字的告知都没有。

这起官司打了相当长时间，一路拉锯，一路上诉。

2006年，终审落定，她胜诉，拿到三十万元赔偿款，对方须登报向她公开道歉。

但赢了官司的人，不一定赢得轻松。

每一场诉讼都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次次站上法庭，一次次对峙，一次次等待判决。

那几年，她的时间表里填满了开庭日期，而不是演出档期。

很多人只记得那本写真带来的话题，很少有人注意到，作为出镜当事人，她在整个版权纠纷里，其实是那个位置最被动、代价付出最多的人。

退出漩涡，找回地面

2007年，汤加丽和沈东办完了离婚手续。

两人没有生育子女，分开的过程没有公开互相指责，对外保持了相对平静。

但那种平静背后压着多少东西，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写真风波爆发后，沈东起初选择支持，但持续不断的周遭议论，像钝器一样慢慢磨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损耗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积累了五年，五年之后，什么都磨完了。

离婚那年，风波已经过去将近五年。

她三十一岁，什么都没了：工作没了，婚姻没了，亲情裂了，官司还没全打完。

按照通常的剧本，这里应该是一个"逆袭"的开场。

但她没有选择逆袭。

没有高调复出，没有借着话题流量重新炒作，没有接受无数个采访把自己包装成"时代先驱"。

她主动退出了那个把她推上热搜的舆论场，慢慢地，从公众视野里淡出。

网络自媒体为了博点击，给她安上各种说法——"晚景凄凉"、"被丈夫抛弃"、"孤苦伶仃"。

这些说法传播很快，但和真实情况并不吻合。

她没有自我消沉。

她选择绕回最初那条路：舞蹈。

曾经站在国家级大舞台上接受掌声的人，转变了身份，走进了普通的舞蹈教室，每天对着一群学跳舞的孩子，从基础姿势开始教起。

这不是落魄，这是一个从来把舞蹈当成根本的人，在乱了很久之后，重新找到了地面。

如今年近五十的汤加丽，保持单身，没有养育子女，生活作息简单规律。

不用应付演艺圈的各类应酬，不用盯着流量涨跌，不用站在镜头前给自己贴什么标签。

每天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练功房里，和学舞蹈的孩子们打交道。

这不是大众期待看到的结局。

大众期待的，不是这种平静，而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大女主故事。

但人生不是剧本，她没有义务按照别人期待的方式活。

时代的褶皱

二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回头再看这件事，有几个层面值得单独说一说。

第一个层面是版权。

那份当年签下的《拍摄协议》，白纸黑字把著作权判给了摄影师。

汤加丽作为出镜主体，对自己身体拍摄出来的照片，在法律层面几乎没有支配权。

这不是她的疏忽，是当时整个行业对版权规则的普遍无知。

这个案子里的一系列判决，后来成了人体摄影领域版权讨论的重要参照。

第二个层面是舆论。

2002年那一场舆论风暴，对她施加的不是网络谩骂那种虚的伤害，而是实实在在地切断了她的工作机会，松动了她的婚姻，撕开了她和父亲之间的裂缝。

舆论从来不只是情绪，它落下来，会砸实。

和同时期一些艺人经历的争议相比，她的代价是真实而具体的——不是流量损失，而是职业终止；不是形象受损，而是至亲决裂。

第三个层面是观念。

二十多年后，社会对人体艺术、对女性身体表达的包容程度，和2002年已经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了。

当年那些铺天盖地的指责，如今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效，不会再有人用同样的逻辑去定义同样的事。

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她只是走在了时代认知的前面一步，就付出了远超预估的代价。

先行者不总是被铭记的那一个，有时候，先行者只是那个先被砸到的人。

第四个层面，是她自己的选择。

她没有执着于"重返舞台"，没有把余生花在证明自己上，也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悲剧符号来换取同情。

她回到了舞蹈，过属于自己的普通日子。

这比逆袭更难。

因为逆袭是向外的，是给别人看的；而这种选择，是向内的，是给自己过的。

时间会改变大众看待事物的眼光，但它不能抹去当事人当年实实在在承受过的一切。

汤加丽用一本写真留下了舞者的身体记录，代价是事业、婚姻、亲情的多重损耗。

外界的评判此起彼伏，日子终究是自己在过。

很多年后再回望，这件事留给大众的，不只是一段娱乐旧闻，更是时代观念变迁留下的一处褶皱。

那个褶皱里，站着一个真实的人，承受过真实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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