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被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时，却被年轻人代替

南海之滨那片灯火通明的厂区，到了夜里依旧轰鸣。

冷却塔白雾升腾，机组日夜不歇，供港的电缆沿着山脊穿向九龙。

很少有人会在参观通道旁停下来，想一想这片中国大陆最早的大型商用核电站是怎么从一张图纸、一笔外债、一群＂小学生＂手里长成今天这个模样的。

更少有人知道，当年把这块地啃下来的那位老人，本是广东省委书记出身，本有可能在湖北继续坐大位，却偏偏在关键一刻被一位比他年轻二十来岁的干部替下，从一把手候选变成＂干实事的那位＂。

头衔没了，心气倒没散。

笔者翻看这段旧事，常常生出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在升迁最接近的时候转身走进工地，一待就是十年？

大亚湾的那座厂房，大概早已替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要把这位老人说清楚，得先把时间推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王全国生于1919年，湖北宜城（今属襄阳）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路从东北局、营口公安、武汉公安干到桂林市长，再到广东省工业厅、国家计委副主任，几十年都在工业和经济口上转。

他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分管工业与经济，对广东那种工厂开四停三、电力缺口大到让所有计划都落空的苦日子，心里是一本账。

转折发生在1978年。

他在参观法国核电站之后受到启发，萌生在广东建核电站、解决广东能源与电力匮乏问题的想法。

听着简单，背后其实是一道几乎没法解的题。

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构想，建设一座两台机组的核电站初步估算需要近40亿美元，而1978年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

钱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学、谁来兜底，一样都没着落。

好在香港那头也缺电，中华电力公司主动找上门，愿意合资。

嘉道理勋爵提出，双方注册股金控制在总投资的10%，其余90%通过向外国银行贷款解决，并承诺购买核电站部分电量，以提供外汇、偿还贷款。

＂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这十二个字后来成了大亚湾赖以起步的生命线。

1981年5月的审查会上，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发言，核电这个项目不仅能解决广东的电力供应、能源多样化和经济上受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中国核能利用事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

他在会上公开＂请战＂，愿意辞去省里的职务专抓这件事。

可几经周折，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广东省提出的方案，大亚湾核电站在争议声中艰难起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给他出了另一道选择题。

中央当时正在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省一级的接班安排原本是两步走：先由年长的同志过渡，再把位子让给年轻干部。

按照中央的部署，湖北省由王全国担任省委书记，王全国本人也已到达湖北，甚至在省委礼堂作了报告。

那年他六十出头，身子骨还硬，组织上也有安排，眼看着就能回老家当一把手。

剧情却在最后一刻改了方向。

推行干部年轻化主要的阻力来自老干部，而当有老干部站出来表态支持中央战略时，中央决定凡是还没有宣布新班子的省份一律暂时停止，重新考虑人选。

湖北恰好属于＂还没宣布＂的那一拨。

最终中央拍板，52岁、懂经济、在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干出名堂的关广富被破格提拔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这一任命时间定格在1983年1月。

王全国则留任湖北省委常务副书记这个位置，继续抓经济。

被＂换人＂这件事，搁在谁头上都不好受。

可王全国没在这件事上纠缠。

1984年，他再次向中央提出愿意辞官去搞核电，表示自己虽然65岁但身体还好，想去深深爱着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工作，用余生为党做最后的贡献。

这一年，中央决定调时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的王全国到广东核电站主持工作。

他说，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站，就想搞一项具体工作。

1984年11月，王全国出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直接领导了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及安全稳定运行。

合营公司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老爷子一到位，先碰上的就是谈判。

1985年6月10日，合营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决定成立由王全国任主席的三大合同价格谈判委员会，并对核岛合同、常规岛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拟定了30%、30%、50%的大幅压价策略。

宾馆里关着谈，一张一张地抠条款，最后硬是把合同总价压下了几十亿。

真正让人半夜睡不着的，不是钱，是质量。

1987年9月，中方员工在现场巡视中发现，1号反应堆筏基绑扎的钢筋比原计划少了316根。

虽然核岛筏基设计的安全裕度很大，土建施工漏放钢筋并不算很严重的工程问题，但以时任董事长王全国为首的董事会认为，必须严肃处理、停工整顿、查明原因。

还有一次是防波堤。

1986年，合营公司技术人员发现一期防波堤混凝土块质量不合格，不合格率竟达三分之一，公司最后决定将不合格的混凝土块全部报废——每块混凝土块平均成本大约相当于当时一台彩电的市价，也相当于当时内地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四年的工资。

有人心疼成本，老王不松口，＂不仅对防波堤如此，对改善合营公司管理也是如此＂。

1987年，合营公司与国际知名的第三方公司柏克德公司签订质量保证顾问合同，引进了与国际接轨的科学质量管理体系，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成为中广核＂一次把事情做好＂核心价值观的源头。

技术自主化这条路更难走。

在大亚湾核电站生产管理究竟是依靠外国人还是依靠自有队伍的问题上，董事会最初存在不同想法。

王全国认为，请外方人员的目的是带好、教好中方员工，使中国人员尽快掌握核电站的运行管理，不是依靠外方人来管好电厂。

他顶住港方对成本的担忧，从国内各地调进大批核电建设人才，让他们参与实战锻炼，并把其中出色的派出国学习。

这批人后来被业内称作＂黄金人＂，日后一个个成了中国核电的骨干。

真正的危机还在后头。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一声巨响，香港舆论几乎一边倒反核，示威、联署、广告铺天盖地，刚起步的大亚湾一度悬在半空。

关键时刻，王全国于当年7月6日致电国务院领导，力陈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坚定态度，电报发出后他夜不能眠，再拟电稿并于次日一早又向中央发了第二封电报。

中央顶住压力，项目保了下来。

接下来几年里，他一面做港方工作，一面跟中央、跟老百姓反复讲安全账，耐心解释压水堆的技术优势，稳住了人心也稳住了工程。

1994年5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正式投产，大亚湾核电站全面建成。

同年9月26日，在合营公司第33次董事会上，75岁的王全国请求辞去合营公司董事长职务。

按理说，这个位置换谁都舍不得撒手，老王却不要任何名誉头衔，干干净净地让位给年轻人。

担任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十年来，他没有要过公司住房，没有领过企业的工资，一直在省委办公厅领三百多元的月工资，而当时合资公司中方高管月工资超过一千元。

按合资公司章程，他每年有一笔三十万元港币的车马费，但他执意将此列入合资公司中方收入；到深圳开董事会，与秘书、司机一样只领5元钱一天的出差补贴；深圳的高级宾馆比比皆是，他十年坚持只住核电服务公司办的核电宾馆。

他给自己的那句解释很朴素：＂项目是用贷款搞起来的，董事长不能谋求任何好处，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2015年4月16日，王全国在广州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6岁。

他被评为＂能源70年·功勋人物＂。

老人走了，可那片厂房没停。

截至2025年4月29日，中广核大亚湾核电基地6台机组累计上网电量突破一万亿千瓦时，成为中国首个达到万亿千瓦时的核电基地。

其中输送香港的电量累计超32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清洁能源保障。

岭澳核电站1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天数达6731天，保持国际同类型机组最高纪录。

刚刚完成的大亚湾核电站30年大修改造中，实施技术改进近200项、技术创新超50项，改造后的两台机组每天可多提供清洁电力超200万度。

就在今年春天，老人的女儿把他留下的手稿和文献带回了大亚湾。

2026年5月，王全国同志珍贵手稿及文献资料捐赠座谈会在大亚湾核电基地公关中心举行，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穗明将父亲王全国生前的工作手稿及文献资料无偿捐赠给大亚湾公司。

她分享了父亲清廉自律的事迹，提到父亲一生勤俭节约、从不领取核电相关工资，秘书、司机均由原单位发放薪酬，并常以＂这些钱都是要还的＂警醒自己，始终坚守廉洁底线。

现任厂长何六一在座谈会上表示，正是在老一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大亚湾基地6台机组运营业绩持续位居国际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