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者宋健：中国家庭生育的理想与现实

低生育率常被归因为“年轻人不想生”或“养不起”，但宋健的研究显示，现实远比这复杂。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团队的调查中，希望终身不要孩子的育龄夫妻比例不超过2%，而超过半数夫妻希望生育二孩。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出生人口持续走低：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总和生育率约1.09，已进入超低生育率区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

生育的理想与现实反差为何如此之大？在宋健看来，生育并非单个个体的孤立选择，而是家庭结构、性别分工、工作压力、生殖健康服务和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2026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健出版的新书《中国家庭的生育：理想与现实》，将研究视野对准这一反差，试图追问：生育意愿为何难以转化为生育行为？

宋健长期从事社会政策与人口发展、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别、老龄化与养老等研究，也曾深度参与中国生育政策宽松化改革。与公众对生育议题更偏感性的讨论不同，宋健团队试图用数据复盘当前的生育现状。

他们的数据主要依托课题组实施的2021年“中国家庭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来源也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导的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等。

围绕低生育率背景下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2026年6月，南方周末记者与宋健进行了深入交流。

2026年4月29日，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母亲牵着新生儿的小手。（视觉中国｜图）

生育从来不是个体决策

南方周末：最初促使你系统研究“中国家庭生育”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宋健：1995年，我留校试讲时，当时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影响了我对人口形势的思考：人口增长是否等同于人口发展？就像经济学里常说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人口真正重要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因为发展不仅包括增长，也包括人民福祉。国家政策现在也很强调这点。我认为家庭是个体福祉展现的集中场域，所以研究兴趣逐渐聚焦家庭。

在人口学中，影响人口变动的三个因素是死亡、生育和迁移。对死亡率的共识是希望越低越好。国际迁移对于中国14亿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国内迁移主要改变人口分布。唯一可调节人口变动方向而又最为复杂的就是生育，这也是生育研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南方周末：过往研究多以育龄女性和育龄夫妻为研究对象，你们提出“育龄家庭”这一概念。为什么“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宋健：家庭是每个个体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最主要的场域。“家国一体”背后，中国传统的家庭概念兼具“宗法之家”与“治理之户”双重逻辑。“宗法之家”强调宗族网络、血缘伦理、长幼有序、资源共享和宗族延续；而“治理之户”则是国家征收赋税、摊派徭役、保甲行政制度的基本单元。

长期以来，国际生育研究以育龄女性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因为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且女性的育龄期更易辨识。但在中国，生育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决策。我们所构建的“育龄家庭”，是指至少包含一对在婚夫妻，且女方处于20—49岁育龄期，具有生育潜力的家庭。识别“育龄家庭”，是为了把具备生育潜力和能力的家庭，从一般家庭中区分出来。过去的家庭大多数是育龄家庭，因为老人寿命短、生育数量多，夫妻结婚后生养孩子成为家庭的重心；但现在不同，随着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成员居住安排改变，老年家庭、单身户、丁克家庭越来越多了，家庭类型明显分化。

因此，家庭既是生育制度运转的基本单位，也是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政策对象。聚焦育龄家庭，有利于精准施策。

南方周末：书中提到，育龄家庭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2010年是56.85%，2016年降到44.82%，2020年回升到48.98%。这个波动说明了什么？

宋健：从1993年以来，中国育龄家庭规模大致在2.1亿—2.5亿之间，但在全部家庭户中的占比明显下降：2010年之前常超过60%，2019年以来已降至不足50%。换句话说，近半数中国家庭不再是“育龄家庭”，这意味着中国家庭的生育功能正在萎缩。这不是某一年的偶然变化，而是长期趋势。

家庭呈现出结构松散化、规模小型化、代数扁平化、类型多样化的特征。一个松散化、小型化的家庭，在组织和资源层面更难承载多孩生育。相比“观念变了”和“钱不够”，这类结构性的变化可能更具有根本性的解释力。

被忽略的“中间地带”

南方周末：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家庭从“想生”走向“实际生”？书名中的“理想与现实”，具体指的是什么？

宋健：相当长时期中国人的生育理想其实很稳定，就是“儿女双全”，我们也称之为性别数量双偏好。

但从理想到现实间，还隔着好几层。从指标的角度看，理想子女数最高，其次是期望子女数和计划子女数，最后才是现实子女数。期望子女数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所处的生命历程阶段改变，比如过了更年期的女性，即使想生也难以实现。计划子女数是意向目标：打算生几个，什么时候生下一个，据此可以预测生育走势。当前育龄人群期望子女数约1.8个，计划子女数约1.6个，而现实生育水平仅为1.1个左右。

意愿与行为的偏离是常态。一类是行为高于意愿，在计划生育之前，很多孩子在父母的“计划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避孕手段；另一种是行为低于意愿，也就是有需求却实现不了。

南方周末：这就是你们在研究中提到的被忽略的“中间地带”：想生却生不出或不想生却怀上了。在你看来，正是这些中间地带提供了理解低生育率结构性原因的关键入口。怎么理解？

宋健：意愿与行为交互有四类人群，在“想生生了”“不想生没生”这两类心想事成的人群之外，也有“想生生不出”和“不想生却怀上”的人群，分别对应了“生育能力”与“生育控制”两个维度，前者更多指向辅助生殖等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后者则指向避孕教育与服务的有效性，两者都是生育支持要特别关注的对象。

生育行为可以分为助孕和阻孕两个方面。从阻孕行为看，目前我国免费避孕药具发放网络覆盖广泛，但一些年轻人对避孕知识的掌握仍不充分，每年因流产损失的生育数量可观。而从助孕行为看，现在也有相当比例的人群有生育意愿但生育困难，生殖健康问题较为突出，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生殖健康需求，帮助他们实现生育愿望。

南方周末：你们的调查显示，希望终身不要孩子的妻子和丈夫比例分别只有1.39%和1.69%，超过半数的夫妻希望生育二孩。这与网络上“不婚不育”的声量形成强烈反差，原因是什么？

宋健：主要原因是对象和方法不同。首先需要区分已婚人群和全部人群，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已婚人群，一般而言，进入婚姻的夫妻绝大多数对生育抱有期望，至少要有一个孩子；全部人群则结构复杂，可能包含大量尚未进入婚姻甚至排斥婚姻生育的人。其次需要区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强调代表性和均值，我们的研究主要通过定量分析方式呈现，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在2021年实施的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有严格的抽样框，反映育龄家庭的“一般性”结果；而网络舆论类似于定性个案的声音反馈，更容易放大“典型性”和特殊性。人群结构不同、方法视角不同，结果自然不一样。

讨论、理解生育问题，既怕把复杂现实简单化，也担心用错指标。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可能不少人觉得“我也是当事人，我也生孩子，我就能说点什么”，这一些理解往往并不科学。比如很多人用当年的离婚对数除以当年的结婚对数，得出离婚率高达50%的结论。但当年结婚和离婚的并非同一批人，这样计算出的离结比指标不仅对离婚率缺乏参考意义，还可能误导公众。

南方周末：你们是怎么保证抽取的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宋健：我们采取PPS（概率比例抽样）方法。由于我国各省市人口规模差异较大，这种方法可以让人口多的地区被抽中的概率更大，提升样本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综合考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婚育龄女性规模、生育水平、地理位置、总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内部异质性，分别从全国抽取5个省级行政单位，每省抽2个地市，每地市抽3个街道，每街道抽2—15个村/居委会，每村/居委会抽10—16个家庭。同时按各地公开数据，将20—49岁已婚女性按年龄段进行配额，使样本年龄分布与当地实际相符。最终选取上海、辽宁、陕西、河南、广西共5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地市的6023户家庭。

2016年1月15日，宋健与团队在广东省揭阳市进行婚育文化调研（后排左三为宋健）。（受访人｜供图）

丈夫参与家务很重要

南方周末：生育对女性职场发展的不利影响常被概括为“母职惩罚”。你们的研究也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显著阻碍生育意愿：一孩生育相对稳定不受影响，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冲击。这一发现说明了什么？

宋健：生育一孩是人之常情，特别对于已婚夫妻而言，中国仍有很强的“婚内普育”文化支撑，更像是一种内在的、被社会默认的选择。

但到了要不要第二个孩子，门槛就陡然抬高。年龄、经济、夫妻关系、工作压力等因素都会产生影响。

南方周末：不少人把“没钱”视作低生育率的第一推手，但高收入家庭生育意愿同样不高，为什么？

宋健：经济负担确实是抑制生育意愿的核心因素。因为生养孩子的底气是经济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这些年来不断增强家庭经济支持的原因。

但是，生育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和综合。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时间、压力、照料资源等等其他因素。比如年轻时要生孩子最大的挑战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等工作安定下来、经济宽裕些时要生孩子，又发现时间不够，工作压力太大；等经济和工作都可以了，年龄又太大了。

我们调研发现，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困难家庭，现金支持真的能解燃眉之急；但对城市家庭，更稀缺的是可预期的时间与岗位安全——产假敢不敢休、休完还能不能回来；还有些家庭既不缺钱也不差时间，却卡在伴侣关系上。因此，生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南方周末：丈夫参与家务被你们视为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调节变量，它的作用有多大？

宋健：非常显著。很多女性之所以不想要第二个孩子，就是因为养育体验太差，比如丈夫当甩手掌柜等等。现实里，女性在育儿上付出更多往往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承担。在女性已经付出很多的情况下，丈夫多换几块尿布、多做几顿饭、多说几句肯定与鼓励的话，都能舒缓她们在育儿过程中的身心压力。

丈夫家务参与之所以关键，还因为它还涉及代际传承：原生家庭的性别分工影响孩子对性别角色的理解，生长在父亲分担家务的家庭里，男孩长大后更可能成为有责任感的伴侣，女孩长大后也不会觉得家务天然是女性的责任。好的原生家庭培养出有参与精神的丈夫，妻子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会更强，从而形成正向循环。因此，夫妻合作在未来家庭育儿模式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生育问题时，提到很多年轻人“恐婚恐育”可能源于没见过幸福的婚姻。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不是在吵架，就是分居两地甚至一拍两散。没有看到过幸福婚姻样子的孩子，也就很难对婚姻产生期待。当前家庭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婚育持谨慎、迟疑的态度。

中国的特殊性

南方周末：前面谈到工作家庭冲突、经济负担、夫妻协作和婚育文化。放到国际比较中看，中国为何会在人均GDP、城市化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的阶段，就率先降至“超低生育率”区间？

宋健：中国的低生育率首先具有一般性。从国际上看，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很多发达国家也正在面临低生育率的挑战，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寻求生育率回升的方案。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育率格外低，2024年东亚地区平均生育率仅为1.0，其中一个特殊性可能是教育的影响。东亚国家普遍重视教育，但当教育内卷过于激烈，就会成为生育率的严重阻碍因素。

中国低生育率的特殊性还在于人口转变速度更快，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人口转变历程。中国人口转变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是强有力的国家政策、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三股力量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相互叠加的结果。

南方周末：在这种背景下，生育支持政策显得更为重要。“十四五”时期，国家已建立以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文化支持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你怎么看这套“组合拳”？

宋健：四类支持里，时间支持起步最早。自2021年以来，国家层面的法律和地方条例，推动产假普遍延长至158天，婚假、陪产假、育儿假等也不同程度得到延长或探索实施。

经济支持这两年最受关注。2025年7月，中办国办公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符合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仅2025年一年，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三千多万婴幼儿。

服务支持同样在加速。普惠托育、托幼一体化持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托育服务法》即将出台，意味着我国托育服务法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目前全国1315个县市出台了托育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家庭消费券等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的送托成本。

总体而言，在生育支持的四根支柱里，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的柱子敲得比较实，时间支持的落地还需要强化，文化支持最虚也最难。

南方周末：为什么文化支持最难？

宋健：中国普遍一孩政策延续了三十多年。与此同时，个体化加速发展、家庭持续小型化，传统的生育文化脚本出现了断裂。如今，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群体中的一部分出现“恐婚”“恐育”心理，生育意愿呈现代际递减。这种文化层面的困境，需要从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入手，而这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兼顾应急举措与长期的系统性建设。

在人口转变中生育率下降往往需要三个条件：自主意识、利益引导、技术可得。可当我们试图提升生育率时，这三个条件会以阻力的方式出现：“我自己决定要不要孩子”的价值取向更强，利益引导的边际效应不确定，技术可得也未必能抵消结构性压力。怎么回应这种代际心态变化，不是单靠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制度配套。

需要强调的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不能以牺牲家庭权益，尤其女性权益为代价。我们要尽可能满足育龄人群的生育需求，同时要重塑当前的生育文化，破除恐婚恐育心理，让人们重新看见“有爱、有孩子”的家庭生活可能带来的幸福感。

南方周末：不同家庭对同一项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价可能截然不同。如何更精准施策？

宋健：这也是当前政策实施的难点。经济、时间和服务这三类支持的政策效果因人而异。能否按家庭需求精准施策，考验的是社会治理的智慧。一方面将数字化和智慧化管理结合起来，未来应该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当地政府的调查研究，真正摸清不同家庭的需求差异，政策实施不能一刀切。

目前，在国家各项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已开展一些因地制宜的探索。比如，武汉、青岛等市为符合条件的二孩、三孩家庭提供购房补贴；广东珠三角地区部分村镇对生育家庭给予万元现金奖励等。

南方周末：生育与婚姻家庭制度密切相关。你觉得当下的婚姻家庭制度还有韧性吗？

宋健：家庭就像空气，平时不觉得它多重要，但等到空气被污染变差，人们才会频繁打喷嚏。整体而言，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仍在维系，并未瓦解。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当前中国育龄夫妻的生育倾向依然普遍存在，已生育夫妻占绝大多数，终身不想生育的育龄夫妻比例不超过2%。年青一代的婚育观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帮助更多年轻人相信爱情，找到伴侣，走入婚姻，开启幸福生活。生育问题关乎千家万户，也关乎国家未来，我们期待更多基于事实的讨论，以及更坚实的家庭政策和更精准的生育支持。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责编 杜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