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出狱带妻儿与博古、王若飞回延安，飞机到延安却又飞东北撞山

1946年4月8日下午两点前后，延安东关机场上的人听见了飞机的声音。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天上落着细雨，欢迎队伍的旗帜被雨打湿，仍有人不时朝云层里张望。引擎声由远及近，近到能听出C-47运输机那种沉闷的轰鸣，人群开始往前挤。然后，声音从机场上空掠了过去，没有盘旋，没有降低，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云层后面。

等到下午四点多，飞机没有回来。人群散了，领导人也离开了机场。当晚延安电询西安，得到的答复是：飞机没有返航。

三天后，山西兴县黑茶山传来消息。一架飞机撞在山侧一块巨石上，机上十七人全部遇难。名单里有叶挺、他的妻子李秀文、十一岁的女儿叶扬眉、三岁的儿子叶阿九；有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有《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有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有教育家黄齐生和他的孙子黄晓庄；还有四名美军机组人员。

叶挺出狱才三十六天。出狱的第二天，他写下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这架飞机为什么在已经飞到延安上空之后转向东北，飞越黄河，撞上一百多公里外的黑茶山？这是“四八空难”留下的最大疑问。当时写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天气恶劣、飞行员迷航。五年之后，周恩来对叶挺的长子叶正大说，他相信是“有人做了手脚”。

两种说法各有依据，也各有解释不了的地方。要弄清这个问题，得先看清这架飞机上坐着什么人，他们为什么非要在4月8日那天起飞。

一、出狱三十六天前

1946年3月4日，叶挺走出重庆曾家岩五十号。

他被蒋介石扣押了五年零两个月。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此后从上饶到恩施，从恩施到桂林，再到重庆，一个囚室换一个囚室。入狱之初他就蓄起须发，放出话来：不获自由，不剃须发。到走出曾家岩这一天，头发披到肩上，胡须垂过胸口。

叶挺出狱，是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背景下的一步。蒋介石放人，有做给谈判桌看的成分。但叶挺自己想的不是这些。当晚在中共代表团驻地，他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先问的是回延安的飞机什么时候有，接着提出要写入党申请。旁人劝他先休息几天，他不同意。

当晚他写了一份电报，全文不长：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电报发出后，3月7日收到中央复电。复电开头是“亲爱的叶挺同志”，里面写道：“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

叶挺把复电折好，放进口袋。

这里需要交代一段背景。叶挺1924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率独立团打出“铁军”名声，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脱离党组织，流亡海外近十年。抗战爆发后，他以非党员身份出任新四军军长。所以1946年3月这次入党，严格说是重新入党。从1927年脱离组织算起，中间隔了将近二十年。

一个人被关了五年，出狱第二天就写申请，十个小时内把电报发出去。这件事在当时传递出的信号很清楚：叶挺没有被打断，也没有被磨软。

但入党只是第一步。他是新四军军长，工作上需要中央重新安排；延安对他而言，既是组织上的归宿，也是他脱离党组织多年后重新归队的地方。他急着走，原因并不复杂。

二、四个人的同一班飞机

4月初，重庆的气氛是紧的。

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了，决议写在纸上，但政府怎么改组、国民大会什么时候开、宪法草案怎么定，每一条都还在争。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手里攒着一份关于宪法草案和国民政府组成问题的最后方案。这份方案必须由他本人带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当面汇报。电报说不清谈判桌上那些没有落笔的判断，别人也替代不了他的现场感受。

博古的处境类似。他在延安做了几年《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社长，这回到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小组，面对的是国民党代表逐条逐句的争执。小组的争论到了必须回去交底的节点。

邓发走的是另一条线。1945年秋天，他代表解放区职工赴巴黎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当选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执行委员。回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延安，留在重庆协助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工运方面的情况同样需要当面向中央汇报。

三个人，一个管谈判，一个管宣传，一个管工运。按当时党内职务，王若飞是中央秘书长，博古是《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社长，邓发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都在叶挺之上。叶挺刚出狱，还没有重新分配工作。但职务高低在这趟飞行里没有实际意义，真正决定他们凑到一架飞机上的，是同一件事：重庆的工作到了必须回延安汇报的时候，而飞机不是每天都有。

当时重庆到延安没有定期航班。中共代表往返，坐的是美军观察组的C-47运输机，要经停西安加油，再向北飞。天气好的时候半天可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谁也说不准。4月8日这一班如果不上，下一班要等到什么时候，没人能给准话。

叶挺决定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李秀文身体一直不好，但延安那边已经安排了住处。女儿扬眉十一岁，儿子阿九三岁。同机的还有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的随从副官魏万吉，博古的随从副官赵登俊，叶挺家的保姆高琼，以及黄齐生祖孙。加上四名美军机组人员，一共十七人。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王若飞和叶挺有旧交。据党史材料记载，1924年在莫斯科，王若飞是叶挺入党的介绍人之一。二十二年后，一个刚从监狱出来，一个刚从谈判桌上下来，坐上同一架飞机回延安。这个巧合后来被很多人提起，但它对飞行本身没有影响。

4月8日上午，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编号43-16360。机组是四个美国人：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迈欧上士、马尔丁上士。飞机在西安降落加油，短暂停留，然后再次起飞，向北朝延安方向飞去。

当天天气不好。重庆一般，西安一般，延安下着小雨，西安到延安航线上云层很低。但飞机还是按计划起飞了。当时的人并没有觉得这趟飞行会出问题——这条航线此前飞过多次，C-47也是成熟机型。

三、飞机掠过了延安

从西安起飞后约半小时，也就是中午十二点三十五分左右，飞机与延安美军电台联络过一次，预告准时到达。此后无线电静默。

延安机场的人按这个预告等着。下午两点左右，云层里传来引擎声。在场者的回忆大体一致：声音很近，能听出是运输机，有人喊“来了”。但飞机没有降落，而是从机场上空掠过，朝东北方向飞去，声音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谨慎。机场上的人听见的飞机声，是否确定就是这架C-47？有研究者和回忆者提出过疑问。当天延安附近是否有其他飞机活动，现有材料不足以完全排除。但多数在场者——包括当时在延安的杨尚昆、师哲等人的回忆——都认为那就是接人来的飞机。从常理推断，飞机已与延安电台联络并预告到达，时间、方向也大体吻合，机场听到的很可能就是它。

如果这个前提成立，问题就来了：一架已经到了延安上空的飞机，为什么不降落，反而转向东北？

从西安到延安，航线是一路向北。黑茶山在延安东北方向，隔着黄河，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飞机不是偏了几公里，而是偏了一百多公里，还飞过了黄河。这不是一般的航线修正。

黑茶山那一带的天气，当天是山上落雪、山下下雨，云雾浓得看不清几米外的石头。下午两点左右，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的一块巨石。撞痕很清楚：飞机是撞山之后才爆炸起火的，不是在空中解体后坠落。也就是说，飞行员在撞山前一刻可能还没有看见山。

山下的庄上村有村民在第二天雨停后上山，发现了残骸和遗体。延安方面4月9日派美军飞机搜索，在甘泉一带盘旋三天，没有找到。4月11日晚，晋西北部队来电：黑茶山发现飞机残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电报到了延安，据在场者回忆，毛泽东把电报看了两遍，放下又拿起来。屋子里一时没有人说话。

4月18日，烈士遗体由美军专机运回延安。4月19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在东关机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在重庆参加了另一场追悼会，讲话时痛哭失声。

叶挺的遗体在清理时被理了发、修了面。他蓄了五年的须发，最后是在黑茶山的残骸边被剃掉的。

四、天气说的依据与缺口

空难之后，调查结论写在纸面上的是天气原因：能见度太差，飞行员看不清山川地貌，飞机迷航，撞山。

这个结论有扎实的依据。

第一，当天天气确实恶劣。延安下雨，黑茶山一带雨雪云雾，能见度极低。第二，撞痕显示飞机在撞山前没有拉起或规避动作，符合“飞行员没看见山”的判断。第三，1946年的C-47没有现代导航设备，主要依靠无线电罗盘和目视飞行，在低云浓雾中迷航并不罕见。第四，从西安到延安的航线地形复杂，黄河、山地、塬峁交错，一旦偏离航线，飞行员很难靠地标修正。

但天气说也有解释不了的地方。

最突出的是偏航的方向和距离。如果只是被风吹偏或罗盘误差，飞机通常会在航线附近摆动，修正后继续向北。但这架飞机飞到了东北方向，越过黄河，深入一百多公里。这个偏法，不像一般的迷航。

其次是无线电静默。飞机在十二点三十五分与延安联络后，再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如果飞行员发现偏航，正常操作应当尝试联络、报告位置或请求导航。当然，也可能是天气恶劣、机组忙于操纵，或者通讯设备故障。但这一点没有材料可以证实。

还有一个前提需要审视：飞机是否真的“到了延安上空”。机场听到的引擎声是重要旁证，但不是铁证。如果飞机实际上从未到达延安，而是在云中迷航后一路偏东北，那么“到了又飞走”这个最令人费解的情节就不成立，天气说的压力会小很多。可惜现有材料无法彻底解决这个疑问。当时延安没有雷达，飞机也没有留下飞行数据。

所以，天气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撞山”，却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偏了这么远”。这是它最大的缺口。

五、另一种判断：有人做了手脚

1951年6月，叶挺的长子叶正大从苏联回国，和弟弟叶正明去看周恩来、邓颖超。吃饭时周恩来谈起“四八空难”。叶正大后来把这次谈话写了出来。

周恩来的大意是：过去说是浓雾撞山，今天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国民党关了叶挺五年，出狱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了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这段话不是正式调查结论，是周恩来对叶挺子女的个人判断。它也不能当作技术鉴定使用。但它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说话的人有特殊的经验背景：周恩来在重庆和国民党打了多年交道，对军统、中统的活动方式有直接了解；他也是“四八空难”后处理善后的核心人物之一。

从动机上看，国民党方面确有理由不希望叶挺回到延安。叶挺出狱即申请入党，政治影响很大；他回到延安，意味着新四军军长重新归队，对中共方面是加分。从机会上看，飞机在西安降落加油，西安是国民党控制区，机场保障、地勤接触都在对方势力范围内。如果要在仪表上做手脚，西安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窗口。

但破坏说也有明显的证据缺口。

第一，没有直接物证。飞机残骸焚毁严重，当时也没有条件做系统的技术鉴定。仪表是否被动手脚，事后无法查证。第二，没有口供或档案证实。军统是否策划、由谁执行、如何执行，至今没有可追溯的档案材料。第三，有一个逻辑问题需要解释：如果飞机在西安就被破坏，为什么它还能飞到延安附近？一种可能是破坏方式是渐进的，比如罗盘或高度表失灵，飞机起飞后一段时间才显现；另一种可能是破坏发生在别处。但这些都只是推测，没有材料坐实。

还有第三种可能不能排除：机械故障或飞行员操作失误。C-47虽然是成熟机型，但在恶劣天气中仪表故障、结冰、燃油问题都可能发生。这些因素与天气叠加，同样可能导致迷航撞山。

所以，现有材料能支持的是一个分层的判断：天气恶劣是确凿的背景条件，迷航撞山是直接原因；人为破坏有动机、有机会、有周恩来的判断作为旁证，但缺乏可验证的直接证据。把破坏说当成定论，证据不够；把它当成无稽之谈，同样不尊重当时人的判断和已知的疑点。

六、为什么难有定论

“四八空难”难以定论，有几个现实原因。

调查条件受限。事发在1946年4月，国共谈判虽在进行，但双方处于脆弱的停战状态。中共方面能够勘察残骸，却无法对西安加油环节进行独立调查；美军机组全部遇难，无法询问；飞机焚毁，仪表证据灭失。

政治环境变化很快。1946年下半年内战全面爆发，空难调查不可能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继续深入。新中国成立后，两岸对立，相关档案分散，当事人陆续凋零。周恩来的判断只能以回忆形式留下，无法转化为档案结论。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这类事件的性质决定了它很难留下“铁证”。如果真是特务破坏，行动本身必然隐蔽，知情面极窄；执行者不会留下书面指令，事后也不会公开承认。没有物证、没有口供，剩下的只能是动机分析和逻辑推断。

这也是历史研究中常见的困境：有些问题，材料只能推到“很可能”，推不到“确证”。

七、回到那三十六天

叶挺出狱三十六天，做了两件事：重新入党，然后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上了飞机。

他本可以不那么急。入党申请可以等身体恢复再写，回延安可以等天气好转再走，家属可以晚一批安排。但他都选了更急的那条路。这不是不谨慎，而是一个被关了五年的人对“归队”这件事的理解：能早一天，就不想晚一天。

同机的王若飞、博古、邓发也一样。他们手里都有必须当面汇报的事，都在赶一个不能拖的节点。四个重要干部加上家属和工作人员，挤上一架天气条件并不理想的运输机，本身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重庆和延安之间没有定期航班，谈判桌上的时间不等人，风险只能由个人承担。

事故改变了很多关系。中共在谈判关键阶段失去了王若飞、博古、邓发三位重要干部，重庆代表团的工作被迫调整；叶挺一家四口遇难，新四军老军长重新归队的可能戛然而止。但它的影响也有边界：国共谈判并未因空难停止，内战的大势也不是一架飞机的坠毁所能决定。

真正留下的，是一个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黑茶山的撞痕、当天的云雾、西安的加油停留、周恩来的判断，都指向某种不寻常；但没有一样能单独把“迷航”之外的可能性钉死。

叶正大听到周恩来说“有人做了手脚”时，叶挺已经去世五年。那句话是一个长辈对故人之子的交代，也是一位政治人物基于经验的判断。它没有被写进正式调查报告，却在后来几十年的讲述中不断被提起。

延安机场那个下午，听见飞机声的人很多。声音从云里来，掠过头顶，又远走。有人等到四点，有人等到天黑。飞机没有回来。

黑茶山的雾散了以后，村民上山，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再往后，那座山上立了碑，碑上刻着“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至于那架飞机为什么转向，纸面上的答案和周恩来心里的答案，至今没有完全合上。

参考资料：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叶挺传》，人民出版社。
2. 叶正大：《周恩来谈“四八”空难》，回忆文章，载《文摘报》2004年10月21日。
3. 《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
4. 《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5. 《邓发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6. 《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关于延安追悼大会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