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42岁的毛泽东重回中央核心。 这一年，他已经八年没有真正掌过权了。

八年，三次被踢出核心，军权没了，党权没了，甚至连说话的资格都被人拿走过。

可他没走，没倒，没消沉。陈毅后来说:没人能经这么多打击!

1927年——第一刀，从上面劈下来

先从1927年说起。这一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蒋介石在上海杀人，汪精卫在武汉杀人，全国共产党员人头落地的有两万多。大革命失败，党几乎垮掉。

就在这个时候，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被派去湖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秋收起义。他在会上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了经典——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的结果，比预想的惨得多。 各路武装先后受挫，原定合围长沙的计划彻底落空。毛泽东没有硬撑，在浏阳文家市主持前委会议，当场拍板：不打长沙了，向南，往山里走。

这个决定，救了这支队伍。1927年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茨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此诞生。但中央不这么看。

1927年11月，上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定性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决议明确：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

消息沿着地下交通线传进山里，传着传着，变了味。等传到井冈山上，已经成了"毛泽东被开除党籍"——这两件事性质天差地别，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没人去分辨。事实是，开除的是党内职务，而非党籍，但对于正在山里守根据地的人来说，这个区别，根本没人送信来讲清楚。

一个正在替党守住火种的人，被中央宣告踢出了核心。

毛泽东没有撂挑子。照样打土豪，照样分田地，照样带着这支快要散掉的队伍，在罗霄山脉一点一点站稳脚跟。这段日子，他在山里建政权、搞土地革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农村根据地的可行性——而中央发出处分决议的那些人，彼时连这支队伍在哪里都未必知道清楚。

1929年——第二刀，从自己人手里捅来

时间来到1929年。这一年，毛泽东遭遇的打击，比1927年更令他心寒——因为刀是从内部来的。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一路艰险，党内围绕建军原则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核心分歧只有一条：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权力，到底该不该那么集中？

党内有声音说他"书记专政"、"权力独揽"、"家长制"。批评一条接一条，越积越多。外部还有来自上海中央的压力，要求红四军把斗争重心转向城市，甚至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开了一天，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断涌出。最终，毛泽东在前委书记的选举中落选，被迫离开红四军。就这样，他走了。

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垮掉了。疟疾缠身，高烧不退，整个人裹在被子里打抖。此后数月，他在闽西上杭一带养病，几乎与军队脱离。外面炮声时有，他人在山间，无职无权。但人倒了，脑子没倒。

就在这段"政治流放"的日子里，他走村入户，访工问农，把自己关心的那些问题一条条记录下来。 1929年10月，他在上杭写下那首后来人人会背的词——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词写得豪迈，但那首词背后是什么心情，懂的人都懂。

从这段被迫离队的岁月里，他积下了一批日后极重要的思想成果。1930年5月，在辗转赣南闽西调查期间，他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题叫《调查工作》。文章开头那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这篇文章后来因战事散失，1959年才在福建龙岩找到石印本。毛泽东晚年谈起它，说了一句话——"丢了它，像丢了一个孩子一样，时常想念。" 这不是普通的文章，是他在被踢出权力核心之后，用行动证明的一件事：不在其位，照样在想事。

这次风波，因为陈毅亲赴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事情最终有了转机。周恩来认定朱毛的建军方向是对的，明确要求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回前委领导位置。

这是第一次短暂的复出。但接下来更大的打击，已经在路上了。

1931—1932年——第三刀，最深的一刀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接连打赢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仗打得漂亮，根据地越撑越大。按常理说，这时候的他，应该是站得最稳的时候。

但"左"倾路线，偏偏在这时候全面上台。

1931年前后，王明主导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党中央。博古领头的临时中央逐步掌控大权，一批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开始在苏区推行照搬苏联的军事路线，与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实际调查、灵活机动"背道而驰。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召开。会上，毛泽东制订的土地法被批为"富农路线"，他的思路被讽刺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直接扣了下来。会议撤销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他的总前委书记职务也随之消失。

身份还剩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这是个有名无实的位子。军队不归他管，党务不归他管，说出去的话没有人执行。 他在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里"养病"，住进寺旁一座仙人洞，每天听着外面打仗的炮声，无权插手。

但更大的一刀，在1932年10月才落下来。这一年，第五次反"围剿"的阴云已经压下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上，后方的领导班子与前方的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

临时中央力推"积极进攻路线"，主张主动出击、夺取中心城市；毛泽东坚持"诱敌深入"、打运动战，一步不让。

会议气氛压抑。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轮番对毛泽东发难，给他扣上"对革命胜利估量不足"、"消极怠工"、"守株待兔"的大帽子。就连周恩来，在那个场合也难以完全护住他。

宁都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被解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离开前线，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这是他后来所说"三次被迫离开红军"中最深的一次。军权，彻底没了。

这一刀的代价，后来用血写出来了。宁都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推行的"积极进攻路线"开始全面主导红军作战，第五次反"围剿"因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最终被迫踏上长征之路。

这件事，后来历史给出了明确的评价——宁都会议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成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年之后，周恩来称宁都会议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说这话，是1966年，距宁都会议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

从1927到1932，五年里，毛泽东被处分了不止二十次。他本人后来说过："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而且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

1935年——漫漫长夜，等来遵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长征开始。出发时，红军有八万余人。走到1934年12月，渡过湘江之后，全军只剩三万人。

湘江一战，红军付出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代价。 减员近六万，一路走，一路是人倒下去。指战员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在湘江边上积到了顶点。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清楚：再这么打下去，红军要完。

毛泽东没有军权，但人在队伍里。长征初期，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同住，每天担架抬着走，行军间隙反复讨论一个问题：这条路，还能走通吗？三个人，越谈越觉得，当前的军事路线必须纠正，错一天，多死一批人。

但这件事，要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以对的方式提出来。机会，来自接连的败仗之后。

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召开，决定转兵贵州。这是方向上的关键一步，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袭占遵义城。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与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城里同一栋楼。接下来几天，三人密集交谈，把各自的判断一一对齐，形成合力。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

博古作主报告，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辩解。张闻天随即作"反报告"，逐条批评错误路线。紧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直接指出：失败的根子在军事路线错了，不是因为敌人太强，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把灵活变成了死板。

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投出了那一票——毛泽东事后特意说过，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那一票，"功大于过"。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会议最终作出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军事行动。这是1935年1月。毛泽东42岁。

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这一天，整整八年。八年里，他被撤职、被误判、被边缘化，没有消沉，没有离开，没有放弃对正确路线的探索。 被人踢出去了，在担架上写诗；没有权力了，去村子里做调研；军队不让他指挥了，他还是在想红军该怎么打仗。陈毅那句评价很重：“没人能经这么多打击。”

遵义会议，后来被历史定性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那盏洋油灯下开过的会议，结束了一段持续多年的错误，也结束了毛泽东漫长的至暗岁月。但他事后从未把那八年叫做"失去的岁月"。他只是说：那些打击，是有益的教育，是一种锻炼。

打击没有把他压垮，反而让他更清楚地看见了中国的实际，更坚定地知道正确的路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的光芒之所以能够照出来，正是因为前面有长达八年的黑暗作底色。

很多人只记住了遵义的那一刻，忘了那一刻之前，有一个人在担架上、在养病处、在没权的岁月里，一直在等，一直在想，一直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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