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的关键密码：党内监督如何挽救党和红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长征，最后落脚陕北，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长征环境下，党在艰苦斗争中开展了一系列党内监督的实践探索，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提升了党和红军的形象，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监督保障。

一、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

遵义会议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曾一度在中央处于统治地位。这种错误领导方式，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指挥上的致命失误。博古等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根据地的军民历经艰苦斗争，但是军民伤亡极大，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转移之前，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的关键转折点。面对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毛泽东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行军途中抓住一切机会，向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赢得了他们的认同。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道：“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周恩来、朱德两位同志也支持毛泽东。李德等人指挥的一次次战斗失利事实，已经活生生地、无可辩驳地摆在面前。此时，中央绝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已基本达成共识。基于这种形势，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军事路线问题是遵义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上出现严重错误。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之一，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切中要害地分析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觉察较早，在会上发言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的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坚决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恢复了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体现了党内监督在生死攸关挽救党的巨大作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督理论与实践方面逐步走向成熟。

二、严明政治纪律建设，维护全党团结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团结和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重要的政治纪律。列宁认为：“无论为了尽快地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现存的社会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维护和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是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保障党的事业，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坚决地开展了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也是党内监督在长征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长征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到川陕甘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和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但是张国焘反对这个正确主张，他对中国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和长征是革命的失败，而主张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仍然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坚持向川康边境退却。7月初，他还背着中央私自召开会议，制造谣言，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破坏中央的威信。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再次召开会议，继续向张国焘耐心地开展说服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分析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重申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强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思想。决议将张国焘的错误与其他个别不了解情况与怀疑区别开来。

1935年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意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党中央与毛泽东。党中央经紧急磋商，决定脱离险区，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了张国焘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分歧的实质是其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分析了张国焘的错误的历史根源。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并于1935年10月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以伪中央名义解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的中央委员职务。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严重危害党和革命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和自绝于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也是自绝于中国革命的严重表现。1936年1月2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不同意张国焘另立中央，主张撤销他的伪中央。由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反对和耐心劝导，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取消他的伪中央。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是一个关涉政治纪律、政治立场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把高度的原则性与斗争方法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党一直试图通过教育、说服的办法，直至最后张国焘拒绝党的挽救，党才以严肃的党的纪律作出对其错误的处理，决不姑息迁就，纯洁了党的队伍，维护了党的团结和威信。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及时提出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把张国焘的反党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在党内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思想教育，从中吸取教训。通过学习中央文件，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对全党同志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也表明，在重大原则上，必须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确保全党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加强群众纪律，维护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

长征中，红军总政治部多次发布指令，强调“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损坏群众物品必须赔偿。各部队设立纪律检查队，每日检查借住民居的纪律落实情况。

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当地群众对红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了解极少，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在宣传上蛊惑人心，恶意歪曲红军和共产党，当地群众对共产党感到害怕和怀疑。要保障长征胜利，就需要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执行好民族政策，加强红军的纪律。当时的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及时发表了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还发表了《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等一系列文章，要求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证不损害群众利益。由于红军长征途中严格遵守和执行纪律，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长征中，不仅制定相关的群众纪律的规章，而且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和严厉的纪律处分。《红星》报曾登载“红三军团某部战士袁子何，率领运输员一人，故意逗留后面，枪杀群众的猪鸡，乱拿群众东西，经察觉纠正，竟不服从命令，仍故自由行动，有意破坏红军纪律，现已经上级机关执行枪决”。黄克诚后来回忆说，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要和几十倍、几百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周旋、斗争。红军上下只有遵守和执行铁的纪律，才能保证命令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才能保证部队的战斗力和不断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情绪，也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红军严格执行了纪律，努力提高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因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纪律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一针一线、一分一毫之中。红军能否让沿途群众信任，关键看细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假托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对红军长征严守群众纪律作了生动的描述。如其中写道：“朱毛赤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使赤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红军攻占遵义时，因红军严明的纪律在贵州民众中已有耳闻，故“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赤军”。

长征中，红军将士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描述道：“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赤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赤军军官与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赤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这些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红军长征中对于加强和维护群众纪律的重视。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群众纪律建设，反复强调红军严格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使红军保持了严守纪律的良好风范，提升了党的形象，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了革命事业不断向着充满光明的前景迈进。这一实践也表明，党内监督不能关起门来搞，必须始终将民心作为最根本的衡量标准。

（作者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标题：《长征中的党内监督实践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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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邬思源